我是在读完托尔斯泰的作品后再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作品的，因为有句评论震撼了我：“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由此，我读到了他的不少代表性作品，比如中短篇小说《穷人》《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长篇小说《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等，他那丰富的心理描写虽然与我性格中的大大咧咧不符，但其极强的戏剧性、发展极快的情节、人物遭遇的接踵而至的灾难和深重的精神危机，还是很快吸引着我，并让我对其雕塑的“问题人物”，尤其是其中的“思想者”着迷——大学毕业时，我曾就毕业论文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韩少功一度犹豫，虽最终考虑读者接受度选择了后者，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情结，却是自此结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就读时，就自称为“做梦人”，并写下了两部浪漫主义的佳作，他对梦的寄予往往深刻而细腻，这在他的《罪与罚》《白夜》等小说中都可见诸。而1877年创作的《荒唐人的梦》（陈龙译）则更是表明了他对人性的研究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之深入。

小说以一个荒唐可笑者（疯子）的口吻进行叙述：我不怨恨世人，但感到悲哀——他们不知道真理。而我之所以懂得，是历经了一个过程的，即我学得越多就越理解到自己的荒唐，我因而被人嘲笑，心境“变得更沉默、更平静了”，我开始意识到“一切都没有意义”，并有了自*的想法，直到去年十一月三号晚回家路遇一个哭泣着救助的小姑娘，我才有了痛疼的感觉并重新产生了同情心。“我清楚地看到，只要我还是个人类，而不是个虚无，我就在活着，因此也就有苦恼，有愤怒，有一颗为我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耻的心。”“不先解决一些问题，我似乎不能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死去。”就在这样的沉思当中，我酣沉入眠，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梦——梦中，我举起左轮手枪直接瞄准心脏将自己打死。“我的四周变得异常可怕地漆黑。”我被埋葬后，却被水滴烦恼，于是只能祈求坟裂，而这果然应验了，我飞出坟墓，看到太阳而感到亲切，“那赋予我生命中的亲切无比的阳光发出威力，在我的心中回荡，它使我心灵复苏，这是从我被埋进坟墓以后，第一次感受到生机，过去的那种生机。”在同伴的指引下，我看到了宇宙中与地球一模一样的一颗行星，并不知不觉中接近，最终丢下同伴到达“一个清风朗日的人间天堂”。

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世界和生活之美好，“这里是一片纯洁无瑕的净土，生息于其间的人都是清清白白的。”“这些人没有强求让我理解他们，他们无私地爱着我，但我知道，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我。”“我从没在临终场合下看见悲痛和眼泪，有的只是近乎狂迷的爱，但却是一种安详、充实和静穆的狂迷。”在这里，我感到“生命是如此地充实、完满，置身于其中让我感到生机盎然”。然而，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我把他们全部腐化啦！”“我就像一只卑劣的毛虫，就像传染了很多国家的鼠疫杆菌，把这块我到来之前没有罪恶的乐土完全玷污了。他们学会了撒谎，变得虚伪起来，尝到了谎言的甜头。”“谎言的细菌渐渐潜入他们的内心，并取悦他们。然后很快便诱发了淫欲，淫欲诱发了嫉妒，嫉妒诱发了残暴……”“所有人都唯利是图，挖空心思去损害和减除别人的利益，认为这就是生存之道。”痛苦的我，觉得一切后果都是自己带来的，请求他们将我钉死于十字架，但他们竟然把我视为疯子，并欲将其关进疯人院。这时，我从梦中醒来，意识到应该去传播真理，“只要不失去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人们就会美丽、幸福”。我开始到处布道，因为我坚信“生命的意识高于生命本身，认识幸福的规律高于幸福”。

《荒唐人的梦》借用现实与梦的重合，表明了作家对于病态人性的批判——我是一个掌握真理者，但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嘲笑，称为疯子；我进入梦中，来到美丽的另一行星，却无意中带去了病毒，毁灭了原有的美好，当我要求被绞死时却又被人称为疯子——真理不为人接受，不为人理解，人性的丑陋在于堕落时反指责别人清高。因而，人类需要救赎，需要重新发现精神的起点，在令有罪者醒悟的梦中，救济穷苦，帮助他人……都是苦难世界里完成自我的凤凰涅槃。

荒唐人的幻想，实际是作家的理想——理想人的建造和理想世界的建构，通过这种理想主义的构造，小说启示人们：理想、真理皆依赖于情感而存在，应以爱树人，以爱建构属于全人类的崭新世界，而这必须始于“无所谓”的信念，原罪可以宽恕，而在罪与责中找到突破口是值得称颂的，即便其是宗教性的真理。在我看来，这种强烈的病态人性批判和理想世界的构建，绝非起于这篇小说，早在《罪与罚》主人公自首前做的梦、《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一个醒悟之梦中都有明确的体现，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基本文学指向：拯救世界便是美，也才是人性的极致！

文/龚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