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理智》：在粗鄙的世界中拯救优雅 ，活成不一样的人生

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在我看来，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一本教会人们如何在一个粗鄙的世界中，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发现优雅，拯救优雅，创造优雅的好书。

全书从最不优雅的物件，作为二战战利品的牛肉罐头开始。“太初有肉”，这是翻开此书的第一句话。仿佛是注定要成为注重形式的诗人，布罗茨基对那个无肉可食的战争年代的回忆，居然不是罐中肉的滋味，而是罐头的外观、颜色、材料和结构。以这种方式，这位前苏联诗人就有意无意地与那位名气比他更大的法国小说家拉开了距离。同是追忆似水年华，同是写食物，普鲁斯特记得的是它的内容——舌头和上腭触及小马德兰点心时的美味，而布罗茨基记住的是牛肉罐头的形式。

正是这种注重形式结构的话语，让这个牛肉罐头摆脱了粗鄙的物质性，进入了优雅的诗性领域，成为审美对象。通过这个以及之后的其他细节，诗人似乎在暗示，要成为一个优雅的诗人，最大的奥秘是必须关注形式甚于关注内容，关注声音甚于关注语义。回忆一只收音机，他想起的是背面那六个对称的孔洞，阴极管闪烁的微光，和由焊点、电阻和阴极管组成的迷宫。打开一个美国暖壶瓶胆，内部是一个变幻无穷的光学旋涡，诗人会一直盯着其中的层层倒影看。不错，要成为一个原创诗人，首先得有一对关注形式的瞳孔和一对凝神谛听的耳朵。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有想象力，在童年诗人眼中，收音机的内部看上去永远像一个夜间的城市，到处都是斑斓的灯火。拆开它的背板，看上去就像一张地图，公路、铁路、河流和支流历历在目。“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通过收音机和好莱坞梦工厂，少年诗人认为自己“当时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许是仅有的西方人。”在这些精心打磨过的字句中，实用被想象战胜了，粗鄙被优雅解构了，留下来的只有美感。对形式、结构、词语细节和想象力的关注，贯穿了这本散文集，成为优雅的标志，令人赞叹、艳羡不已。

《红楼梦》里说到，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吃到一道菜，赞不绝口，当她知道是茄子时，简直惊呆了，原来茄子还可以这样做法——“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用香菌，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在瓷罐里封严，要吃时拿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越是普通的食材，越见厨师的烹调功力。布罗茨基懂得，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分泌出来的悲伤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运用得法，就能将粗鄙转化为优雅，达到希腊悲剧般的净化效果。

在权力和资本的目光中，天下熙熙，皆为权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为利、权所诱者，不是“社会寄生虫”，就是精神病患者，均应逐出正常社会。的确，从世俗和实用的角度看，写诗或论诗，其付出和收获之间实在不相匹配。这也应了弗洛斯特在一首名为《铲落叶》的诗中对写诗这活儿的自我反思。在秋叶飘飞的季节里，手持笨重的铁铲，把院子里的落叶铲进麻袋里，铲了老半天，装了一麻袋，拎起来还是轻飘飘的。不错，诗歌无用，然而优雅。而优雅，正是文化的核心。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所说，文化是闲出来的。诗人从混沌、污浊、粗鄙的日常生活泥潭中，淘出瓷泥，捏，塑，烧制成“精致的瓮”，让我们能吟颂、欣赏其间，并在抚靡、把玩之余，发出“人生毕竟值得一过”的感叹。

关键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欧美的这些忙人们，还有一付闲心思。或许是出于传统的惯性，或许是源自文化基因，他们心中还存有对诗人和诗歌的敬畏，知道这两者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利润，但却能超越粗鄙的实用性，使人变得优雅一些。而这一点，恰恰是眼下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人最缺乏，或最需要的。说句难听点的话，眼下他们只能暂时满足于喝一些既无学养也无营养的心灵鸡汤。

从这个意义上讲，《悲伤和理智》既是小众的，它不仅适合那些爱好文学和诗歌的文青们，也适合于那些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与粗鄙之人、粗鄙之事打交道，但心中尚存优雅理想，想在精神上把自己变得更高贵、更奢侈些的人们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