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感染者的“可逆性”，奠定了诸多人性选择的基础。

传统“丧尸”的生成是不可逆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变异”而非疾病感染，一旦被咬就再无“病愈”期待。

​比如《釜山行》中孔刘饰演的父亲，发现自己即将变成丧尸之后、为保护女儿而决绝跳下列车；比如《行尸走肉》中的传染链接上的众人。

但《无主之城》中安排了“可逆”和可回溯性，设定了更具考验性的模式。杜淳的角色被感染之后失去神志、沦为“怪物”，但在注射药剂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理性。

事实上，有药可医的反向箭头，无疑将剧作的叩问带向了更触目惊心的层面。

如果这些“怪物”可以被一针药剂医治，那么剧中持枪相向要打死他们的群体还有自卫的合理性吗？为保命而隔离他们驱逐他们伤害他们的行为性质，是否也随之改变？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过中世纪时人们将“疯癫”驱逐出城市，一种以“疯癫”之名义而隔离异己的群体行为；如今剧作中应验了如出一辙的自私自利与自相残*。

当然，《无主之城》中的角色也并非全然笼罩在人性恶之花的阴影下，很多选择正因其艰难才格外有光彩。

比如剧中医生秦奋的妻子被感染后一副“野兽派丧尸”模式，双眼血红神志尽失、完全不认得自己丈夫、只想一口咬死他，而在众人出于安全考虑要驱逐他的关头，医生一次又一次艰难为她赢得留下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