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叶辛先生“求的是真实”地以《上海日记》“记录下一点生命的感受和体验，记录下作为我一个来自贵州山乡的年轻人融入大上海都市生活的足迹和感受”，很实在，特别是具有类似经历的人都能“看得懂”。在说这篇小说之前，我想先简单说说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孽债》和《华都》。

《孽债》在原始的冲动中任凭自责与诱惑的抽打，诠释着试图清醇但却些许龌龊、卑微的部分知识分子心理，向扭曲社会发出了控诉的煽情。

或许是难以脱俗的知识分子的习性，或许是小富即思天堂的轻浮，所以，《华都》是在调情中放大着社会的丑陋，在文明中回归着野性，多多少少地，类同着张艺谋高粱放荡、贾平凹野外吮吸。

如果说《华都》在夸张，《孽债》就是在写实。一家之言，我认同《孽债》真实再现了一代风云，它惊世骇俗，无人能敌，是一部难得的当今时代写实作品，说是里程碑也不过分。

今天的议题，重点要谈《上海日记》。单就写“情”而言，本部小说可谓处处讲情，字字传情。有美丽的缠溪风情，有未被污染前的友情，更有苏悦、乔海贝式的*情，等等。

文学因情而作，化情释理是一种至上的境界。单就情节而言，《上海日记》却又存在着剪不断的情缘，美丽地说，是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万般风情的浓缩。比如，《上海日记》中，外地男人孙世杰变态*死让外地男人看不顺眼的上海男人何铁民，这种感觉很多在上海的外地男人都能理解。苗杉和全小良是同学、老乡，且青梅竹马式恋爱多年，但是，因为有钱老板钱光羽的追求，苗杉在实际地漠视着上海名牌大学毕业、《上海都市报》记者全小良的真情。妄加评论的是，这些情节，它多少有着以特殊代典型之嫌。孙世杰、美玉、苗杉、全小良，是来自贵州乡下的四个乖孩子。孙世杰变态*死何铁民，它是一种马式的变态反映；美玉实际沦为陪酒女的陶醉；苗杉傍大款的坦然；全小良满以为“以自己的年轻帅气、才华横溢和忠心耿耿，博得了富姐的欢喜与爱情，从此可以过上奢华如意的生活，成为一个所谓的‘上等人’”的得意，实际地是在表现落后地区的纯净、上海这个大城市是个大染缸的俗套话题。前阶段，热播的电视剧《我是农民》里，相似的，就有这四个进城孩子的影子。

当然，叶先生的心灵是游离在纯净代称的缠溪山谷与实际染缸的沪上霓虹。我理解身经农村苦难，饱受白眼进城知识分子巴望风流的心理。沈从文纯情湘西，情满天下，讲究一个“专”字；叶先生有还不完的孽债，却用一个“杂”字：杂人、杂事、杂情。可以片面地说，叶先生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了很多“杂种”，这非常了不起。

自1987年以来，叶辛先生以自己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已经高产地创作了四十多部作品，并且大都关注社会的底层，我们当然要感谢这位人民作家。否则，我在这里说三道四的，会有人说我也是一个“杂种”。对我的这点微词，可以肯定地说，叶先生是绝对不会反感的。 但是，“化情释理”可能还是要敬请叶先生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