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饥荒的艰难岁月里，南方人相信哪里没饭吃，上海都不会饿肚子，绝望的父母以为给孩子找到了生路，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情势已经频临绝境：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已无存粮，数万婴儿和幼童面临着夭亡的危险。

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

1960年，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中国各地都陷入不同程度的粮荒。

许多父母狠心抛弃家里年幼，甚至是刚出生的婴儿，将他们遗弃到城市里的保健院，可随着粮食的严重匮乏保健院也无力抚养这些弃婴。

内蒙古第一*的乌兰夫在请示*总理后，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婴幼儿接到草原，把孩子交给当地牧民来抚养。

在此后的一年里，内蒙古安置了从南方来的3000多名孤儿，这些孩子大都来自于常州、无锡、苏州，上海这一带的城市，所以又被称为“上海孤儿”。

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那些江南弃儿的命运，尽管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人们大都不愿意称他们为“弃儿”，这些被亲生父母丢弃的孩子，就有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叫“国家孩子”。

几十年后，在新中国成立的70周年之际，央视推出了同名献礼大片《国家孩子》，主要讲述四个上海孤儿在内蒙古的真实生活，演绎了他们离奇命运下跌宕起伏的一生。

作为主要人物的朝鲁是剧中的核心人物，从初到草原的鲁小忠到造福草原的商人朝鲁，编剧有意将他作为剧中的第一角色设定。将所有关于人生的传奇，坎坷，艰难，以及面对爱情，友情，亲情中的阻碍都加设在他的身上，使得这个角色更加鲜明。

可以说，从七八岁的鲁小忠到中年朝鲁的整个转变，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能看到的可不仅仅是一个鲁莽少年的成长史，更是抒发了所有对于人性的考验，人生的意义，以及草原上豁达的生命观。

少年时代的鲁小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他冲动莽撞，爱挑衅，老是给保育院惹麻烦，他将哈图大叔的儿子带到兔子摊，以至于宝利根丧失性命，还有他计划的大逃亡，最终以谢若水晕倒，被寻找他们的牧民发现而告终。

而他的这种“坏”在成年后则变成了“倔”，公社领导不做去当电影放映员，放映机弄坏时执意要赔给电影公司，在妻子图雅快临产时执意要去上海。

如此种种令人困惑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两个字“不甘”。

朝鲁的不甘来自于对命运的抵抗，从上海来到草原，他不像阿藤花一样小心翼翼的讨好养父母，也不像妹妹通嘎啦嘎或者谢若水一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用尽全力去抗争，去逃离这个给他第二次生命的草原，甚至在妹妹通通嘎啦嘎即将结婚时，仍然抱有回上海的意愿。

上海这个曾经的故乡对于朝鲁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念，他所有人生的意外和悲剧都是从离开上海开始的，也许他以为回到上海就能实现他内心的信念。

而朝鲁的转变也正是从离开上海的时候发生的，妻子图雅难产而死，在妻子和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事情让朝鲁的心理陷入崩溃绝望的境地。他不再总想着去上海，而是将家里所有关于上海的东西全部砸烂一扫而光，这时候的朝鲁才是真正成熟了，因为他再也不寄托于上海这个城市的乌托邦了。

对于命运的不甘此时变成了顺从，顺从之下，他重新审视了活着的意义：在人生的长河里，无论我们经历或者遭遇了什么，我们都要笑着将剩下的人生走完，面对噩运可以一时性的逃避，但是在跌倒后要有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力量。

于是在电视剧的结尾，我们看到他修缮学校，资助穷苦的孩子上学，给亲人买保险，他发动上海孤儿的寻亲组织，他振兴家乡的旅游业，曾经的那个“坏孩子”变成了如今不再任性的朝鲁，这样的朝鲁是历经风霜后重新站起来的草原好汉。

朝鲁这个角色是编剧花费心血去建立的，剧中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如此矛盾，他一生都在追寻一个类似象牙塔似的理想，尽管追逐的过程中遭遇过很多的挫折失败，甚至面临家破人亡的绝境，可难能可贵的是朝鲁不怕这些苦难，他拼尽全力为自己抗争，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