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雕塑

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时，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时代，这个时代正迈出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期，人文主义之光开始投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此时，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将其思想意识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无法无天地创造一切，不能容忍自己的自由受到任何约束，生命和理想都充满了无限的张力。

另一方面，君主制度还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志必须通过君主的方式来表达。

人文主义者们对旧的君主制度既排斥，又有认同感，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物的双重性格特征。

两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思想意识，共同铸就了“哈姆雷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哈姆雷特的悲剧，则象征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深层次的冲突。

《哈姆雷特》剧本本身提供的信息，展示了更多关于哈姆雷特悲剧的内容。在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在叙述丹麦国王和挪威国王的一段往事时曾说：

“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的一方。”

这段话说明当时社会的处事原则是双重性的：即一方面法律已经成为人们裁判社会事件的准绳，法制是保证人文主义的核心武器之一；另一方面，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也仍然参与社会各种活动。

骑士时代的封建精神和标榜法制的人文主义道德原则并存，在重建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这两种精神共同发挥重建作用。

这是一个两种文化互相包容的时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共同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与判断力，这构成了哈姆雷特生活的总的时代特征。

雷欧提斯是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十分狂妄，而又不择手段的人物，他最典型地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意志极端膨胀、思想极其感性化的一代，他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照。

《哈姆雷特》舞台剧剧照

当克劳狄斯欲借雷欧提斯之手*死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密谋计策时，雷欧提斯对国王的阴谋完全同意，并且更加狠毒，他说：

“我愿意这样做；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我还要在我的剑上涂上一些毒药。我已经从一个卖药的人手里买到一种致命的药油，只要在剑头上涂了一滴，刺到人身上，它一碰到血，即使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肤，也会毒性发作，无论什么灵丹仙草，都不能挽救。我就去把剑尖蘸上这种烈性毒剂，只要刺破他一点，就叫他送命。”

在克劳狄斯提议*死哈姆雷特时，雷欧提斯不进行理性的判断，他需要的是立即宣泄他的愤怒的情绪，实现他那已高度膨胀起来的*。

哈姆雷特呢？他虽然是具有了新思想的人物，但并不是绝对的人文主义者，如果将他的全部言行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哈姆雷特的言行与雷欧提斯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

看一下该剧的中心情节“复仇”便可知，第三幕第三场中，有一个实现复仇的好时机，当时国王正在祈祷，但哈姆雷特并未采取行动，他说：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

“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复仇吗？不！收起来吧，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盛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

试想，若雷欧提斯遇上这样的机遇，他会放弃吗？是决不会的。这段台词是前面霍拉旭的说话中哈姆雷特身上的深层表现，哈姆雷特对问题的判断原则是双重的，此时哈姆雷特完全运用一整套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他此刻复仇行动：

他要求复仇，他不能软弱，任何一个复仇的机会对于他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无可选择的，他应抓住机会复仇。但哈姆雷特并未立刻复仇，哈姆雷特的内心矛盾性使得他要求放弃这次复仇机遇。

他认为自己*死一个毫无准备的仇敌，虽然*死了仇敌，但自己也就因此而犯了罪，这不符合骑士精神。

当国王正在祈祷的时候将他*死，国王的灵魂可以上天堂，而自己却因*死一个上帝的信徒灵魂将被打人地狱，如果像这样的话，不仅未能报仇，而且是徒然的自己犯罪而已。

可见中世纪一般的伦理精神和行为规范此时占据着哈姆雷特的灵魂，按照他此时的观点，他若真要复仇，就得再寻时机，等待一个更加残酷的时刻，在哈姆雷特看来，复仇的行动应该高尚，时机应该严格的选择，应该是：

一旦行动发生了，即刻起让仇敌的灵魂永远不可能进人天堂。

而实际上，这种时刻是永远不可能到来了，因为这种选择标准早已过时了，哈姆雷特这种时刻的选择完全是按照其内心深处所保存的旧的观念选择的，这种没有结局的等待预示了哈姆雷特悲剧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