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农耕文明思想的影响，人类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发展起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发展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因此农耕文化成为了古代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概念之一。

农耕文化在经历了时间的淘洗后，进而演变出耕读文化，谈及耕读文化也许大家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一个词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就是渔樵耕读。

正所谓渔樵耕读，诗书传家。这个词语本意是指四类职业，后来历经演变，泛指古代人民的赖以生存的全部生计。

渔樵耕读的内涵脱胎于农耕文化。这是因为古代农业的参与者不仅仅有农民，更有知识分子，这些人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普及。后来渔樵耕读在儒家的手中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孔子、孟子主张将耕、读区分开来。耕者，种地耕田，读者，读书做官。

渔樵耕读

儒家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渔樵耕读的变化，但是无奈于社会现实。在古代社会，存在着很多的半耕半读情况。后来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繁荣以及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耕读文化才彻底登上了历史大舞台。众多农民也开始了自觉的接受文化教育，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读书热潮，这一点可谓是突破了历朝历代的界限。此外文人士大夫也将耕读作为人生乐事，即可提笔写春秋，又能耕田种地，感悟自然。

诸多因素推动了耕读思想在宋代的确立。这一文化思想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影响深远，也在现实生活中将诗书礼仪普及到田间地头，对后世的耕读文化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根据文献记载，耕读一体的意识形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各国的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如果从士大夫阶级去看，无论读书人是否入仕，家族中都有大量的土地，当然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农耕活动，后来随着科举制的实行，无数寒门子弟有了入仕的机会，这就让众多耕读于田间的士子们纷纷走上了科举之路。

孔子的有教无类

而耕读有别作为一个悠久的问题，应当从先秦时期的孔孟说起，先秦时期，私学兴起，孔子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活动，当时的孔子就极力主张区分耕读。在《论语》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君子读书是为了谋求大道，而不是去谋求田间地头的几斤稻米，他反复强调君子追求的是入仕，而小人才追求种地耕田，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半耕半读，无异于毁人前途。

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可见其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因此他强调区分耕读自然受到了众人的信奉。孟子作为儒家第二代核心人物，不仅继承了孔子区分耕读的观点，还推陈出新。

《孟子·滕文公上》云：“然则天下独可耕且为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宣扬读书为官与小农耕田的根本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两位圣人之言，让耕读之间的界限很清楚，此后汉代的儒家思想更是独尊天下，进而正式确立了士农阶级之间的鸿沟。后世也因此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畸形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封建礼教思想的推动。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然而耕读文明不会因为儒家圣人之言而彻底断绝关系，农业永远是古代社会的重中之重。实际上，耕读文化伴随着农业、文字历史的出现就有了，人类首先要满足于生存需求，才能去追求所谓的读书写字。先秦时期就有很多耕读合一的隐士，他们不仅是文化上的的大儒，也是耕田的一把好手。

秦汉以后，耕读文化不仅没有因为儒家的宣扬而走向灭亡，反而历久弥新，更胜从前，当然这主要因为社会上动荡不已以及国家选士制度一直被高门大族掌握着。身处于田野间的士子根本没有机会去做官，但这样的好处就是，耕读一体在私下结合的相对紧密，君不见诸葛孔明躬耕于南阳，亦不闻五柳先生种豆南山，这些举世闻名的大贤将耕读结合在一起，何愁耕读不兴。

不过从历史上来看，宋代以前的耕读之人都十分纯粹，主要是隐逸名士与寒门学生，并且数量不多，且多以读书为主，农耕为辅。

耕读文化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传承，在宋代实现了百川入海，万物归一的状态，耕读一词正式出现在宋代。

透过现象看本质，耕读一词之所以在宋代出现，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是经济繁荣，教育文化普及率高，身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也有学习到文化的机会；第二，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第三，许多名落孙山的考生心灰意冷，回到了家乡，开始了耕读的生活模式。种种原因推动了半耕半读现象的出现，耕读合一也就成为了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