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不同时期入坑的读者，对于他作品的印象也大不相同。某种程度上来看，马伯庸算是“杨过式作者”，早期文风轻灵诡谲、出其不意，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开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由虚构作品转向严谨的历史考据。

在两种风格中随意切换的马伯庸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作家，他把自己的成长形容为“勤能补拙”，“我的作品有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一开始是纯粹追求好玩，写的是比较小众、休闲的作品，后面不断写作积累经验，迭代成长。”

前段时间，马伯庸被读者称赞很会“抠史”，能够“在史缝中抠出好多故事”，这种画风清奇的表述让他上了热搜。事实上，这正是马伯庸近年来的创作思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空间，然后以现代视角去诠释。

豆瓣8.8分的《显微镜下的大明》，被视作马伯庸由虚构到非虚构写作的转型之作。/受访者提供

在马伯庸看来，写作并不是一个迎合读者的过程，而是一个找朋友的过程。

“写作实际上是要诚实地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三观和趣味，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读者过来，在这个过程如果你喜欢我的书，那么咱们俩肯定能成为朋友，如果你不喜欢，ok，我们就相忘于江湖。”

几年前参观三国志特展时，曹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一块“苍天乃死”砖给马伯庸留下了深刻印象。

东汉末年，负责烧砖的工匠把自己的愤懑刻在了砖上，尘封近两千年后面世，人们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份震撼，“所以说后面黄巾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实际上从这块砖上我们就能看出来，东汉灭亡、三国分立不是因为曹操刘备这些人搞出来的乱世，而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想要反抗、要跟压迫者同归于尽的这些普通人。”

“苍天乃死”壁砖，刻划有“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博”二十六字，1976年安徽省亳州曹操宗族墓地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人物才是驱动大历史真正的动力，马伯庸也将这份沉甸甸的感悟融进了作品中。

当然，深处历史洪流中，小人物往往伴随着无力感，我们改变不了潮水的方向，但可以留下自己的记录。

“我在写作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找不到普通人自己留下的文字，只能从蛛丝马迹里探寻，比如那位砖匠在砖头上写的几行字，或者民国一位医生日记的残本，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条非常狭窄的缝隙，我们只能从缝隙里去推测、去挖掘、去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我忍不住在想，如果他们愿意多写一点，是不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小人物的经历会更多？”

马伯庸相信，每一个普通人将自己的见闻诚实地记录下来，往小处说是对抗、消解无力感的一种尝试，往大处说，甚至会成为后世研究相关史料的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为“苍生大医”立传

2017年，马伯庸参观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史馆，每一件看似普通的展品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作为华山医院前身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深度参与了民国医疗史的每一次大事件。

在那个时代，中国曾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幸而有多位医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写作期间，疫情下的种种见闻让马伯庸的感触更深，于是，就有了《大医》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