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种背景，所以当具体到《关雎》这最特殊的一篇时，各家对其主旨的解读，虽稍有不同但无大异，以毛诗为例，它的观点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可见，汉代对于《关雎》的主流观点，是它的人伦教化作用，是后妃之德，是夫妇之德。汉代的这种观念，流传非常广，而且影响非常久远，一直到了唐代，以《诗经》为说教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正统”。而到了宋代，却发生了变化。

03.朱熹及其以后的理解

宋代一反汉唐时期对于《诗经》的解读，除了从说教意义上理解外，宋人还从情理上进行解读，从文学性上进行解读，各种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可以说十分热闹，在这些人中，朱熹，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实朱熹对于《诗经》的解读，与汉儒的解读存在相通之处，其具有革命性的一点，是他对于《诗经》中“情”的认识，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但是，朱熹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却本着“存天理，灭人欲”观点，对《诗经》中的许多篇目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

朱熹像

朱熹将涉及到男女的很多篇诗歌都评价为“淫诗”，比如评价《将仲子》为“淫奔者之辞”，将《静女》评价为“淫奔期会之诗”，那么对于这最特别的《关雎》，其评价可想而知。

朱熹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所以他的评价，自然而然是元明时期士人的圭臬，尤其是朱元璋登基后，将许多异说杂说付之一炬，又将程朱理学确立为正统的思想，并在科举考试中固定下来，所以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对《诗经》的解读，便更加死板了。对于《关雎》的主旨思想，与前人提出的解说也大同小异。

当然，这其中肯定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一代戏曲大师汤显祖，抛弃了其他的解读，只注重“情”的方面，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将“情”的因素作为首要条件，并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了清代，思想似乎更加保守，对于《诗经》和《关雎》的解读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略有发展而已，对于《关雎》更是冠以“五伦始于夫妇”的教义，仍然认为这是教化之诗，将夫妇放在了伦理道德的范畴。

04.《关雎》是一首爱情诗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受到国际时局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思想思潮不断解放，对于《诗经》的认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以胡适、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摒弃了两千年来的主流见解，认为《诗经》与什么政治教化、讽刺纳谏全无关系，只不过是一部古老的诗歌集而已。此时对于《关雎》的解读，只是单纯的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比如闻一多便曾经说过：“《关雎》本意为‘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就是一个男孩子看到了一位可爱的女孩子，十分爱慕，想要追求她而已。

从西周到今天，对于《关雎》主旨的解读，经历了以上几个重要的时期。时至今日，我相信《关雎》是爱情诗这一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很少会有人再极力主张《关雎》是夫妇人伦或讽刺谏喻的诗作，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那是不是说，《关雎》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呢？我想不是的，因为除了美学意义之外，我觉得《关雎》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择偶”大事。

首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的雎鸠，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在古人看来，雎鸠是一种专一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固定的配偶，而且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一起觅食、游玩，可以说是“相敬如宾”，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提倡的爱情观念，“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是多少人向往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