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反叛逃离主流的年轻人。

今天换成了，拥抱权力，走向体制，渴望医保、福利、公积金。

有这样一群“娜拉”，选择了一种彻底“堕落”的方式出走，挣脱他们不想要的，被规训的生活。

他们当初理想化的愿景，也没有真正实现。

反叛、革命，拒绝保守，与进步，中间并没有等号。

现代世界的图景，年轻人没有过去的方向感。

而如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才似乎能成为当代迷惘者的背书。

女主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

她从未停止过自我觉察与发现，及时修正着自己的选择，渴望自我实现。

她做什么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拥有各种选择，但到了30岁，仍产生了深刻的徒劳感，对世界迷茫不已。

我们说的坏电影。

“坏”不是指向颠覆、毁灭，而是在这之后的重建、重生。

“坏”，有着蓬勃的暗黑生命力。

但“丧”没有。

丧，不是因为不满，而是因为无望。

人们变得更消沉了。

世界的确在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

以往被指责“教人学坏”的一部分，如今已是主流，比如那些为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呼号的声音。

《末路狂花》里的女性愤怒，当时看起来是教唆犯罪，现在则湮没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复仇故事里，成为一种正确。

可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只能接受唯一的正确答案。

J.K. 罗琳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简单地去承认跨性别者，人们应当警惕这部分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可能者，若非如此，女性原本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这句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言论，使她几乎众叛亲离，以至于《哈利·波特》20周年庆上，灵魂人物罗琳压根没出现。

持不同立场的双方，俨然已势同水火。

当所谓“进步”的主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容任何质疑的霸权，文明，是否已经变了味？

而这，只是当下全球环境的一个缩影。

或许电影里的另一种变化能从某种程度上做出解释。

《雌雄大盗》之后，暴力演变成一种美学。

延伸至现实生活，一种可能性是，罪恶、压迫没有变少，却有了更正当的理由。

于是，文艺作品里，一些张扬的“坏”停留在过往，成为过来人的一声轻叹。

另一些则演变成“正确”和“美”的形式，塑造着人们认知。

以往拍摄过“坏”电影的导演们呢？

有人如伍迪·艾伦，罗曼·波兰斯基，多年后再度踏进当年自己挖出的坑，撞上“取消文化”。

有人功成名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与自己曾反对的体系形成合流。

戴锦华老师在《人物》访谈中还提到过“优等生文化”，说得很精彩：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

……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优秀、正确，却也平庸。

优等生意味着，他们是现有体制内的受益者，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得到更多。

努力长大，接受主流文化的洗礼和一切多元，做最正确，最有道德的人。

就像有许多文艺作品里一定要集齐各个种族的演员，给主角设定LGBT人设，要让黑人当好人那样简单粗暴。

他们的确也标新立异——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仍广泛存在的时代。

但他们不愿再去真正触碰一个在肤色、种族、性取向、国别之外，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人。

拍摄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导演曾表示，要与常规的电影语言对着干：

“我想用你未必愿意的方式把观众卷入我的电影中，我想嘲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变暗，20世纪福克斯的标志出现时心中的期望，观众们总在期望什么——我的兴趣就是对它进行嘲弄，这才是真正的必要所在。”

这才是一个“坏”电影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