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概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像张爱玲一样，23岁一登上文坛，就华丽惊艳、红极一时。她聪明、早慧，一支笔仿佛充满魔力，将成人世界的阴冷寒彻、小奸小坏描述得不动声色，却有一种冷冽的惊心动魄。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44年所写的一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将她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同时也尖锐指出她作品的缺陷，并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但当年风头正盛的张爱玲似乎对此并不领情，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作为反击。

然而，傅雷当时的预言：“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似乎一语成谶。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她最好的作品好像一直停留在她上海时期最初成名的那几年。

当然，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张爱玲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的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命运艰难叵测，对此，她也看得很透彻，“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张爱玲天才般的敏锐和洞察力使她的作品在尘世的烟霾中，总是透出一种特别的高远苍茫之感。“许多人的命运，连我的在内，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种感觉在她接下来的命运中，更是表现出一种凄厉而决绝的姿态。

1944年，张爱玲在自己家中所拍

张爱玲很清楚，她未来的道路注定是复杂而曲折的，人的命运瞬息万变，在缩小又缩小的愿望中，她也没有太多的奢求，平安就好。

抗战胜利后，因为和“汉奸”胡兰成的婚姻关系，张爱玲从当红时的万人追捧，到被人指指点点、侮辱谩骂，这对她的心态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她第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彻底幻灭了，她的创作脚步开始放缓，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剧本创作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文代会上，她穿着优雅的旗袍，外罩一件白绒线衫，这在一片灰黑沉闷的氛围中，是那样醒目而扎眼。有人提醒她，这使她意识到她与这个新世界的格格不入。

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3年之后的秋季，她又从香港搭乘“克利兰夫总统号”游轮赴美。

美国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天堂，她的英文版小说《秧歌》的出版，并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机会，她得为维持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而精打细算。

张爱玲在美国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一种为救济贫民让而提供的职业女子宿舍，条件非常简陋，但总算有个容身之地。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张爱玲还回忆起在那里曾经接待胡适时的尴尬，但胡适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几个月后，张爱玲申请到为流浪艺人提供免费创作环境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在这里，她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德裔美国人赖雅一见钟情。对方比她大29岁，曾是个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年轻时风流倜傥，中年后靠给好莱坞写剧本谋生，随着年龄增大及健康状况转坏，他的事业逐渐走下坡路，在和张爱玲结婚前，就已经有过中风史。

与赖雅交往两个多月后，张爱玲*，赖雅向她求婚。对于赖雅的情况，张爱玲也是了解的，“他以前在欧洲做国外通讯记者，后来在好莱坞混了许多年修改剧本，但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

张爱玲显然不是以世俗眼光来衡量赖雅的，难得的是，他们志趣相投，相谈甚欢，在异国他乡，赖雅给了她如父如友般的关怀和爱护，她答应了他的求婚。

1956年8月，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结婚，婚后俩人一致坚持不要生下孩子。其中找医生打胎的经过，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有过描述，过程极为惊心悚然。

但对于一向不善处理生活及世俗事务的张爱玲来说，可想而知婚后的生活对她是多么巨大的考验，所幸赖雅一直深爱着她。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他愿意尽心照顾张爱玲的生活起居，这多少让她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暖和幸福。

赖雅婚后几次中风，后来又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身体越来越差，到最后完全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的照料。在和赖雅11年的婚姻生活中，疾病和贫穷一直与他们相伴，张爱玲疲于赚钱养家，几乎无暇顾及小说创作。

对抗贫穷和疾病，是张爱玲在美国前10年的基本生活状态。靠接一些翻译工作和写一些零碎的东西根本无法维持生活，1957年至1964年间，她靠好友宋琪夫妇帮助，为香港电懋 公司创作电影剧本。曾经有半年多时间，张爱玲滞留在香港专门创作剧本，写稿一度写到眼睛溃疡出血。

张爱玲和赖雅

有很多人心痛当时才36岁的张爱玲嫁给又老又穷的赖雅太不明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有更为舒适的创作环境，却白白将生命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年华虚掷在照顾病人和赚钱糊口上。

但张爱玲早就说过，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从赖雅的日记中，我们也多少看到了俩人平实、简单的婚姻生活背后那些温暖而幸福的时刻。他陪张爱玲看电影，为她做早餐，张爱玲为他揉肩搓背，帮助他做身体恢复等。这样的感觉，或许才是张爱玲生命体验中最为难得和珍贵的吧。

1967年，赖雅去世，恢复单身的张爱玲曾短暂在大学做研究工作，由于不能适应工作时间和人际间交往，她被解聘后就再没有外出工作过。

1973年，张爱玲定居在洛杉矶，她过着独居的生活，闭门谢客，很少与外界联系。随着年岁越大，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光是看病、应付日常生活，就花去了她大半的精力。

更为夸张的是，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避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跳蚤，她频频搬家。在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说：“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那个时候她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经常要坐很远的公共交通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去看病，有时要等候多时才能看上。朋友给她的信件经常来不及拆开，有的甚至搁置半年之久。

1989年，她的弟弟张子静再次和张爱玲联系上。她给弟弟的回信中说：“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