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是而然，是而不然”，同样前提都是正确的，而结论为什么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呢？比如：“白马是马，乘白马是乘马”这个论证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奴婢的双亲是人，奴婢侍奉双亲，是侍奉人”就不正确呢？这两个论证的结构看起来是一样的。如果按照西方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在逻辑形式一样的情况下，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结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形式逻辑，我们就很难理解墨子的推理逻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同样的论证形式，内容换了，结论就不一样，如果把白马换成奴婢的双亲，把乘换成侍奉，结论就不正确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乘马”是一个通用的概念，乘白马可以说是乘马，但“侍奉”并不是一个可以通用的概念，侍奉一定是有针对性的，就像“孝敬”一样，我们不能说：“我孝敬自己晚辈”，侍奉一定是对自己的长辈说的，这个概念是有一定指向性。

所以，我们不能把“双亲”这个概念外延扩展到“所有人”，“侍奉双亲”不能说“侍奉人”，这不符合我们日常语言习惯。

这其实也是东西方逻辑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形式逻辑：演绎法。演绎法比较典型的是“三段论”结构，在演绎法三段论中，从确定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可以推导出确定的结论。比如那个著名的三段论：大前提是：人固有一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是：苏格拉底就会死。这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只要前提正确，内容真实，结论就是正确的。之所以称之为“形式逻辑”，也就是说，只要推论的“形式”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是可靠的。所以，演绎法这种形式逻辑，是可以适用于任何领域的，是一种普遍的推论形式，只要形式不变，具体内容可以变，结论也一样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形式才是最重要的，而具体的内容不那么重要，内容是可以替换的。但是墨子的论辩思维中就不一样，我们前面看到了，同样的形式，如果换了一个内容，结论就不一样。就像“白马是马，乘白马是乘马”，但“双亲是人，侍奉双亲不等于侍奉人”。

同样的形式，而结论却不一样，这其实就是东西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差异。西方哲学注重逻辑和形式，可以通过对逻辑形式的推理演绎，获得可靠的结论，具体的内容并不重要。在今天，我们常常说，西方人比较尊重规则，其实规则就是一种形式，这种意识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就已经根植于西方人的思维和价值观里面。

但在东方哲学中更注重实质和具体的内容，而不是逻辑和形式本身，形式一样的情况下，不同内容填充进去，结论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同样是一句话，形式虽然一样，但不同的人说出来，他背后所对应的内容和实质是不一样的，我们更看重语言背后的内容，而不是语言形式本身。这种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其实从墨子的“墨辩”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就可以看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介绍后面两种常见的论证形式：一周而一不周，就是说，一方面具有普遍性，而另外一方面不具有普遍性。墨子说，爱人，需要爱了所有人，才能算爱人；而不爱人，只要不爱一个人，就能说不爱人；乘马，不必等到乘所有人马才算乘马，只要乘了一匹马就算乘马了。而“不乘马”，就是说一直都没有乘马，才算不乘马。这里墨子是说，“肯定”和“否定”所对应的内容是不对称的，有的具有普遍性，有的不具有普遍性。

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就好像说：你是一个好人，那就表示你从来都没做过一件坏事，才能称之为“好人”；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只要做过一件坏事，你就是一个坏人。肯定和否定两方面所对应的内容范围是不一样的。

第四种，一是而一非。就是说，一方面是正确的，另外一方面是错误的。墨子说，居住在某个国家，就是居住在某个国家，而在某个国家拥有一处住所，却不能说拥有整个国家。桃的果实，是桃；棘[ji]的果实，不是棘。探望人的疾病，是探望人；厌恶人的疾病，不是厌恶其人。人的鬼魂，不是“人”；哥哥的鬼魂，则是哥哥；祭祀人的鬼魂，不是祭祀人；祭祀哥哥的鬼魂，则是祭祀哥哥。这些是，一方面正确，而另外一方面错误的情况。

好了，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墨子不仅提出了思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还提出了在思辨中一些常见的论证形式：是而然，是而不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在这些思想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墨子的辩证思想不仅仅注重论证和推理的形式，也非常注重具体的内容，这也正是东西方辩证思维的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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