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严如熠《苗防备览》所载《苗疆全图》
我们说过，湘西苗族是被朝廷一步步从洞庭湖等富裕的地方赶到高寒山区的腊尔山台地，环境恶劣、食物不足，苗民被迫出到汉族聚居的“省地”抢劫，朝廷称之为“苗反”或“寇边”。苗疆苗反在明朝，见诸于史籍的就达30次。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271年间，平均9年左右就有一次苗反。而在30次苗反中属腊尔山红苗的达25次之多，占明代苗反总数的80%以上。由此可见，腊尔山红苗是苗疆动荡的主要力量。
明朝廷在这里实际上设有管理的衙门，如辰州府、铜仁府，也设有卫所崇山卫、镇溪千户所，但这些都通通形同虚设了。
朝廷还寄希望于任命的土司——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以及属下的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来管理，苗疆土司根本没办法实行对湘西红苗的控制。后来创导修筑边墙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说：永顺、保靖两个土司每年都要向朝廷递交保证书，承诺对苗族的管理，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筸苗（镇筸大致凤凰、乾州两厅地），但两位土司并未认真承担责任，有时还故意纵容苗族的反叛，承诺都是虚的，每到秋冬都会来犯。
湘西红苗对朝廷的反抗成为明清两个朝廷的噩梦，现存的苗疆边墙就是一个例证：我统治不了你，干脆把用一道墙把你圈起来，只要你不出来抢劫就行了。虽然雍正八年，清朝廷在改土归流同时进行了残酷的苗疆开辟，但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又给清朝廷上了一课，湘西红苗族始终是清朝廷的一个心患。
而土司被认为是朝廷的帮凶，参加了朝廷对苗民的统治。这也成为后来认为土家就是汉族的依据。
1933年6月﹐中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苗族的考察，出版了《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早早地确定了苗族是汉满蒙维藏外的一大民族的地位。
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军湘西，这时距离1728年末代土司彭肇愧下台已经过去了221年，土家这个民族实际上是隐匿着的，在当地苗族来看，他们就是汉族，而外部看湘西，他们有时又和苗族混同，他们已经两百多年没有头领，也就是说，土家已经没有哪怕是村落的组织为他们争取利益；他们在土司统治期间的一些风俗也消失和弱化了，特别是和汉族融合的好的地区，已经和汉族没什么区别，没有什么迹象显示这个族群会凝聚在一起。
但是，这时这个族群出了一个人，抓住了时代变幻中稍纵即逝的机会，几乎以个人的一己之力，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清晰起来，并最终得到政府的承认，成为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
这个人叫田心桃。
田心桃出生于永顺县乡下，据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永顺是个“三多”的地方：土匪多、虎豹多、苛捐杂税多，她的二伯父被老虎咬死，三伯父被老虎咬伤，上辈因交不起税坐牢的有三人，但总得来说，其家境还是不错，因为其父亲懂汉文，她自己也到当时从江浙到湘西避难的国立八中读书，在当时的湘西，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中学是很少的。
1949年10月，田心桃在永顺联立中学教书，一次在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中，她认识了时任四十七军一四一师政治部主任的李侃，随后有一些往来，但后来李侃离开了永顺，两人断了联系。
但是两人几个月后在沅陵街头却再有一次邂逅，田心桃和土家族的命运都被改变。
1950年8月，田心桃在湘西行署（当时设在沅陵）参加中学教师讲习班学习，一天在街头偶遇了李侃，熟人异地相见自然十分高兴，几天后田心桃就到了李侃家探望他们夫妇，李侃热情地动员田心桃到部队来当文化教员，田心桃说还想上学，婉拒了邀请。但在这次谈话中她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土家的情况，引起了李侃的注意。
这里不得不说，田心桃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而李侃则是一个对民族文化很警觉的人，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民族识别工作还没有开展，他俩能有这样的意识和警觉很难得。这也带来了以下一系列改变田心桃和土家族命运的操作。
李侃随后将田心桃介绍给行署领导王含馥，王向她了解了土家语言、风俗和聚居情况，并专门要她用苗语和土家语讲“吃饭”。
9月初，湘西行署把田心桃介绍到湖南省民政厅，民政厅领导对土家语言、风俗、特点很有兴趣，要她一一把接见室的物品用土家语说出来。几天后，省民政厅和中南区民政部的两位处长把田心桃带到汉口，住在中南民政部。
9月15日，田心桃应邀列席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南区党政领导出席了会议，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300多名各界代表，田心桃的身份是苗族代表。会议的主题是商讨中南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大事。但是田心桃开会期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介绍聚居在湘西北永顺、保靖、龙山、古丈的土家语言、习俗等的独一性和经济落后的状况，首长们听了都感兴趣，王首道在一次宴席中还专门问了土家风俗，新华社和《长江日报》记者对田心桃做了专题采访。
9月28日，田心桃作为苗族代表随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来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她和其他各民族代表一起受到了*主席和*总理等党和国家*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当时的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团长潘琪在向*和周总理介绍田心桃时说：“田心桃代表，外祖母是苗族，祖父母是土家人，她讲的土家语与其他民族都不一样”。
1950年10月4日，田心桃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观礼代表参观故宫博物馆时留影
随后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以湘西苗族代表身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年轻姑娘却逢人便说：“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土家族），我说的语言与苗族或其他民族语言都不同。”怀着这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田心桃每到一处，都称自己是“毕兹卡”。她坚称自己是土家族的最好、最过硬的证据，就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土家语。
在当时的中南区党、军负责同志邓子恢、张执一、钱英、赵毅敏、张平化面前，田心桃对自己所讲的土家语进行了诠释，同时还介绍了土家族的特有风俗习惯，表达了希望党和政府尽早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心愿。田心桃这位年轻姑娘的呼声获得了中央相关部门的关注，10月14日，受中央特派，民族学家杨成志对田心桃进行了专访。访问中，田心桃当场把土家语的人体、数目、代词、名词、亲属称谓、日常用品、动植物等，介绍给杨成志。杨成志因此写了专题报告。在潘琪的推荐下，田心桃还来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组织下，进行了土家语现场录音。罗常培当场断定，田心桃所说的这种语言既不同于苗语，也不同于汉语和其他任何少数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特殊语言。
五
田心桃从北京回来后再也没有回到沅陵那个教师讲习班，而是被中南民委推荐到人民大学教育专修科学习，1951年暑假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任教。
田心桃在这里认识了当时在中南民委工作的彭泊，在他们的共同要求下，中南军政委员会点名由湖南送彭凯、彭清海、彭良富、向正荣、彭南清五位土家族学员来中南民院学习，这也为后来的土家族识别储备人才，期间7人曾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
1952年底，中南局从中山大学调来了语言学家严学窘，担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队队长，负责筹建湘西苗族自治区工作。严学窘后来回忆道：“有一位在中南民委工作，名叫田心桃的女同志，20来岁，湘西永顺县人。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她告诉我说，他们家乡的语言既不像湘西苗语，又不像当地汉语，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他们自称为‘毕兹卡’，即‘本地人’的意思，对外则自称为‘土家’……我当即叫她发几个基本词的读音，一听，果然不是汉语，也不像苗语读音，而接近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语音。我找来清代的《凤凰厅志》、《永顺府志》和《龙山县志》，找出其中用汉语记录为‘土蛮’的词语，让田心桃发音，居然绝大部分都相吻合！”
自1950年起，中央派出了严学窘、潘光旦、向达、王静如、汪明瑀等一大批著名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多次深入到湘西土家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特别是1953年，中央民委正式组织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区四级土家族调查组，赴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调查。其中对土家族语言的调查尤为深入细致，因为当地群众大都使用土家语向调查组成员介绍具体情况，所以田心桃不仅是中央调查组成员，而且还精心组织了青年学生和当地一些青年为调查组充当了翻译。
1956年潘光旦在湖北长阳与土家族老人座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心桃作为当地人为专家学者的调查访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潘光旦奠定土家族地位的不朽之作《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与向达合著），王静如的《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汪明瑀的《湘西“土家”概况》，等等，这些科学论著为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奠定了基石。
1953年，即将进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要体现民族平等，依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配代表名额，迫切需要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搞清楚哪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
不料，随着民族访问团将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开来，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踊跃报出自己的族称，调查结果出来，全国6亿多人口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有400多种，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这种情况下，民族识别成了当时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
但是，无论从历史因素和现实状况来看，反对土家族确认为单一民族的依据也很充足。历史上的武陵五溪的少数民族，在汉文献中早起为蛮近期为苗，立传多为“蛮传”，但土司专立“土司传”；无论是永顺土司还是附近的保靖土司，她们的家谱追溯都是汉人，历史上上也是以汉人自居；
进程出现了曲折反复，甚至中央及专家学者的调查结论也被否定，遭到了人为的阻挠。湖南省的个别领导还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坚决反对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民族。
在此情况下，一大批土家人知识分子如彭武一、彭泊、彭秀模、彭秀枢等纷纷向中央写报告、送材料，强烈要求中央尽快解决土家的民族成份问题。其中彭武一先生撰写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历史纲要初稿》和《湘西土家语言句法初探》最为著名。1953年，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在永顺实地调查时，永顺土家学者彭秀模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土家学生发音的土家语言及土家民歌，为王静如撰写《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一文提供了宝贵资料。
直到1956年，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为此，中央又一次责成湖南省委组成调查组调查湘西土家问题，1956年5、6月间，中央又派出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谢鹤寿来到湖南，湖南省委派出省委统战部长谢华等组成中央、省、州联合调查组再一次赴湘西龙山、永顺等县调查土家问题。在7月形成的《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1956年8月，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又一次调查了永顺县第二区对山乡和龙山县第五区岩冲乡、第六区多谷乡等地的土家语，形成了《湘西土家语调查报告》。
1956年土家族调查团在永顺
对土家语的调查，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三大证据已经很明确地凸显出来。这三大证据是：一、“土家”自己称“毕兹卡”，历来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区。当时湘西自治州内有“土家”19.4万人。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二是土家语言有自己的独立特点，与汉语、苗语不同。三是土家族风俗习惯和当地汉族、苗族的不同，有民族风味独特的摆手舞、梯玛、毛古斯等。
为此，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也经历了五年多的曲折历程。1956年10月，当调查组把调查材料向湖南省委汇报时，时任湖南省委第一*的周小舟同志果断拍板说：“其他情况不要讲了，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族就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告知湖南省委，中央已同意土家为单一民族，请湖南尽快向中央写报告，以便正式下文。于是，中共湖南省委责成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委，于1956年11月29日写出了《关于请示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于1956年12月8日用电报批准了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的报告，并上报了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民族。并用加急电报通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被堙没了千百年的土家族终于成为一个单独的少数民族。
五
田心桃利用一切机会用土家语表达一个民族的心声，最后成就了土家族识别的成功，这一点得到了各方的确认。
中央统战部所发的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文件中，对田心桃为识别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所作贡献作了客观叙述：“土家族成份问题是1950年提出的。当年国庆节，来京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田心桃，提出她是土家族，不是苗族，并且要求承认土家是一个少数民族。”
1956年12月9日，学术上奠定土家族地位的潘光旦在湖北长阳谈到自己为什么会介入土家族民族识别时说：“1950年，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在北京观礼期间有幸见到中央*，反应自己不是苗族，而自认是有着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的另一个单独的少数民族，要求进行调查，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后来这一调查任务，被具体落实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自己正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并担任研究部中南组主任，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任，便于1953年开始着手研究土家族的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被认为是追溯土家族族源的开山之作的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缺陷，他把土家族的族源只追溯到了秦楚之争时的巴人入黔中，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湘西考古发现，一条从高庙人—朱家台人——濮人——獠族——仡佬——土家本地人进化过程并没有被涉及。不过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因为当时的湘西考古还没有为土家族源的这一支提供支撑。
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土家族有了第一个自治区域。据1957年8月统计，湘西苗族自治州自报并确认的土家族有38. 93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22. 25%。
后面有一点挫折，仅仅湘西的土家族得到了确认。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土家族民族成份认定还没完成，反右运动开始了，土家族调查成了潘光旦的一条罪状，“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还造成不少当年为土家族奔走的人士被打为右派，受到批判和迫害，“土家”成分问题随之被搁置起来。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家族的问题才重被提起，1980年来凤、鹤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983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84年湖北又成立了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四川成立了西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共五个自治县，贵州也成立了印江、沿河两个自治县。
历经整整30年，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才算圆满完成。
田心桃早在1953年随中南少数民族访问团来新乡访问，并于当年来河南新乡市，在河南师范大学学习、工作。她历任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常委、新乡市委副主委等职，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较长时期，她在完成教学任务，做好民主党派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之外，精心编著有《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经过》、《土家语汉语词汇对照手册》等书，还被《土家族文学史》聘为顾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