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日子，正如付三妮想象的一样，做饭洗衣，照顾一家老小。

虽说日子过得清贫，付三妮也从来没有叫苦叫累，两个人的感情也日益升温，丈夫对她体贴入微。
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崔志尧看尽了社会的黑暗，立志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再造山河。他早在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行唐县第一任团委*。

成婚后的崔志尧一边在村里教学，一边组建“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

婚后，崔志尧也会给付三妮讲自己真实身份和正在极力去做的事情。

付三妮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后，被他的革命精神打动，十分支持他的工作。三妮虽然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但她觉得，丈夫和他的同伴要做的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撼山震岳的大事。

当丈夫和同志们在家中秘密开会时，付三妮会站在外面为他们站岗放哨。慢慢地，行唐县的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崔志尧也成为当地的县委*。

1932年6月，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北方各地发动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中共直中特委决定在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灵寿五县发动暴动，可惜因为叛徒出卖，暴动以夭折告终。

没过多久，行唐县又搞了一次“水泉暴动”，结果没过五天就被反动派镇压了。

连续两次暴动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在行唐县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当地的形势也越来越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安排转移。

据行唐县党史资料显示，1933年，由直中特委组织的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到处抓人。当时，有人通知崔志尧撤离。

在走之前，他不顾生命危险回到家，嘱咐付三妮：“如果三天后我还没回来，就烧掉家里的书和资料，不要让这些东西连累你。”

临走时，崔志尧哽咽地对身怀有孕的付三妮说：“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付三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跑到门前喊道：

“不管你走多远多久，我都等你回家。”

夫妻俩谁也没想到，至此一别，竟是永生。

三天后，崔志尧没回来，付三妮烧掉了他嘱托的东西。付三妮独自一个人照顾着一家老小，她一直坚信崔志尧会回来的。

等待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在付三妮生完女儿“忙儿妮”后，崔志尧没回来。

那段日子苦得不行，她每天都到地窨子里织布，补贴家用，女儿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可丈夫依然杳无音信。每次想起丈夫，付三妮就打开自己的蓝包袱，拿出那件嫁衣端详半天。

忙儿妮4岁时，常常问付三妮：爸爸去哪儿了，她只好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维护孩子幼小的内心。

忙儿妮从小活泼可爱，给一家人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忙儿妮患上了荨麻疹，随之而来的就是疟疾。

这种病当然不会致命，可付三妮连几块钱的医药费都出不起，这导致忙儿妮的病情一度恶化，就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最终夭折了。

忙妮的死让三妮悲痛欲绝，看到三妮那么伤心，娘家人过来想要把她接回去。

他们都劝着三妮：“志尧那么多年都没消息了，你现在还年轻，找个人嫁了吧。”

那一年，三妮只有23岁，正值青春年华。

她想着既然女儿都没有了，也许这个家与她再无牵扯了。于是，她带着沮丧的心情收拾好包裹想回娘家去散散心。

当她准备踏出门口时，小侄女突然哭了起来：“二婶，你不要走，我不要让你走。”

她已经照顾丈夫的弟弟妹妹5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这些小孩一直称呼她为嫂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母子（母女）。如果让付三妮抛弃这些孩子，她真的于心不忍。

于是付三妮擦掉了脸上的泪水，转身回屋把蓝包袱扔到一边，捋了捋额前的秀发，便一头钻进了厨房。

之后，在娘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崔家。只要活一天，她就等一天。

1938年，这年总算是有了崔志尧的一些音讯，崔志尧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说明自己在哪，只是写到如果三妮想改嫁，让家人都不要怪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