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邛崃县前进公社当“知青哥”，每天挣两毛钱的工分。破草屋、常无粮，是千百万知青的寻常景况。

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老三届”，就是指1966年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据统计总人数大约为1500万人。

这批人本该陆续跨人大学校门，1969年后却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把人生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野之中。

动荡十年岁月，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了。其实，当时还是有人读大学的，因为*他老人家1968年7月就有“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走后门”这个词儿就是那个年代时兴起来的。

农村招生工作中，县、公社、大队干部把名额霸为已有。这些土皇帝们把自己的娃娃依次排队，四川省有个公社，1974年时计划“推荐贫下中农子女”上大学的名单居然已经排到1980年，甚至还有排到1987年的!(见197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另一方面，当权者借机勒索钱财、胡作非为，天怒人怨。

后来，我好不容易靠“顶替父母”的招工政策回了成都。

1976年，我在成都市二医院当进修医生时，为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感到自惭，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另—个进修的青年军医，是某将军之子，竟掏出两个大学的毕业本本!据他说：读了两年大学后，不合胃口，又上了另一个大学。

吹散黑云的东风终于来了。 1977年8月8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以他干净利落的四川话宣布：“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了!”

春雷炸响，唤醒了一代青年已飘渺逝去的大学梦!

1977年12月，一个极普通的冬日，我在度过人生最为勤奋的两个月苦读后，以从未有过的紧张、激动、疲惫，走进梦想了近十年的高校招生文化考试的考场。那一年，我已经28岁。

步人考场的情景既滑稽又让人辛酸：有一团稚气、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饱经沧桑、神色憔悴的“老童生”。据当时报纸介绍，此次参考者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这次高考开始于1977年11月28日，结束于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万人踊跃报名参加考试，各地试题也不同。参加考试的人有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也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青及应届高中毕业生。

四川省的语文试卷里，有一题是默写*诗词《蝶恋花》，考场里突然有几个人喃喃唱起为这首词谱的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啊啊……君失柳!”考场中居然歌声一片了。监考老师大叫：“不能唱，只能背诵。唱是作弊!”歌声始止。

又有道解释成语“力挽狂澜”的小题，把一位络腮胡子老兄难住了，不禁叫出声来：“力挽狂澜……妈的，是不是跳到河里头当雷锋救人嘛?”安静的考场中响起笑声一片。

不要讥笑他们，这毕竟是荒废11年后的高考啊!

据权威部门认定，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一次最大规模、最多人参加的考试。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曾特批动用当时认为神圣不可侵占的印刷*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去印刷考卷。

据教育部门当时统计，当年参加高考的570万人中，被录取的有27．3万人，“文革”年代被剥夺高考权力的考中者占绝大比例。散场后“老三届”们议论纷纷：“赶上考大学的末班车，能考上，高兴!考不上，也高兴——总给了老子公平竞争的权力!”

我亲眼看见—个令人辛酸的场面：—个未老先衰的老兄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像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中举的范进—样疯癫丁!他头发蓬乱，捧着通知书乱窜乱吼：“哈哈，考上了!老子考上了!”

范进是被老丈人胡屠户狠抽两巴掌打清醒，这位老兄则是被哭哭啼啼的老婆拉到医院，屁股上猛打了一针苯巴比妥镇静剂。

作为过来人，我要告诉青少年朋友们：人生道路种种，读大学也并非惟一选择。但你们是幸福的!不管你能否顺利通过高考，你们拥有这种权利——须知你们的父辈，曾因被无情剥夺高考权利而含恨终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