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寒暑假开始前，大家都会忐忑地等着发放“学生成绩册”。
那个巴掌大的红塑料皮小薄本是决定少年们假期质量的关键。红本里面除了记录各科成绩之外，还有两栏比较重要，一栏是：“班主任评语”，一栏是“家长签字”。
我的成绩，始终不好不坏，各科都在80～85分，偶尔有一两门70分左右的，也不会差得太离谱。我父母每次看到我的成绩册，都会即刻脸一沉接着一声叹息，然后把它丢回给我，说一句：“算了，吃饭吧。”那种失望里，透着些怪异的得意，好像他们对红本上的内容早有英明的预见，又好像我中不溜的成绩让他们受了莫大的羞辱。
长此以往，我也无所谓了。只要红本一交，不过就是家里的气氛凝重个大半天，然后，饭照样吃，电视照样看，假期照样玩耍。
我也从来都不在意“班主任评语”。有什么好在意的？从上小学开始，历任老师写的不外乎就那几句：“该学生在学校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望更努力学习。”诸如此类明显没经过大脑的废话，就像春晚的串词，除非出了错，否则不会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也不值得占记忆的内存。
这个每学期的压轴敷衍，再换回学生家长同样敷衍的回复一个“已阅”，那个学期管它好坏，就算是在全体参与者的共同敷衍之下，糊弄完了。
杨震宇当了我们班主任之后，改变了游戏规则。他没给我们发那个红本，而是由他亲自挨家挨户送上门，当着我们的面交到家长手里，交接的过程还伴着一场交谈。
这个做法最初让我们误会成他怕有人中途涂改分数——以前不是没人这么干过。
等他开始家访后，大家才放心了。杨震宇的那次家访，让我们这类成绩不尽如人意的小孩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愉快假期。
“成绩不尽如人意”者通常是一个班的主流人群。不过，“不尽如人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举个事例吧，我们班有一个叫尤小菁的女同学，学习成绩特别好，几乎回回考试的分数都能顺利进入全年级前三名。那年寒假，她因为英语考了96历史考了93，竟然趴在桌子上哭了15分钟没起来，把我给气的。要知道，被她视为耻辱的分数是我从没得过的高分。我要是考了那样的成绩，至少站大马路中间大笑15分钟，什么车开过来都不躲。更可气的是，还有一个跟她特要好的叫顾洁的女同学，还在旁边劝她，说什么“别哭了，三班的张慧虽然历史比你高2分，英语跟你一样，可是物理和化学都没到95，总分没你高，你还是有机会进年级前三的。”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如果这样也哭的话，那我们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大多数，只能以“七窍流血”来博取尊严了。
杨震宇的革新是把每个人都综合评估了一番，分数不再是唯一的考核标准。我至今还记得，我父母跟杨震宇见面那二十几分钟的全过程。
起初，我妈特别矜持，而我爸则用力挺着腰板，打算拿出“一家之主”的架势发表一番演说。等杨震宇开口说了五句话之后，我看到他们渐渐地放松了，这两个长年在“不尽如人意”中换气的父母，也算是尝到了以儿女为荣的滋味。
“梁悠悠作文写得不错！以后，没准也能写本书，拍成电视剧，在这儿播出。”杨震宇说到这句的时候，头往电视的方向点了点。
当时电视台正在放一个很火爆的连续剧，那个怪里怪气的剧集是我妈的最爱，甭管家里发生多大的事，只要电视台播放这个剧，她一定准时守在电视旁，嘴巴微张着，跟着剧情的发展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叹息，看得特别忘我。
所以，当杨震宇猛然把我跟电视剧扯上了关系，其冲击力可想而知。我的爸妈眼睛齐刷刷一亮，又齐刷刷地转向电视，再齐刷刷转回头看杨震宇，双双闪烁出几道不可思议的光芒。
杨震宇以一句“如果碰上有远见的，梁悠悠的作文起码能在全省拿个奖”作为结束语，然后礼数周全地说了几句拜年的吉利话，就起身告辞了。
杨震宇家访后的那个寒假，我过了一个自我当学生以来就没有过过的最轻松愉快的春节。我的父母在不久后的例行拜年中不断对访客重复着杨震宇对我的赞扬。他们也委实不容易，把我养到那么大，那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不相*外人如此郑重其事地赞扬我。
在那年的学生手册中，杨震宇颠覆了“班主任评语”的传统，对每个少年的评价都很独到，没有使用套词，没有连续使用既有书面语。一改既有的八股，用创新的文风给每个同学都写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留言，总之是看起来都特别像“人话”。我还记得他给我的评语是：“你有时候清醒得像清澈的湖水，平静，单纯。有时候又糊涂得像一团糨糊，混沌，纠缠。希望你以后多清醒，少糊涂。”
在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用各种实际行动证明了杨震宇早对我看得如此清楚。我确实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且始终都没有做到他期待的那样“多清醒，少糊涂”。这真让人气馁。
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老话净瞎说，人一辈子根本遇不上几个真能看透你的人，或者说，就算恍然回首发现自己原来早被看透的时候，往往早已错过了那一段知己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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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再见，少年》
现代出版社
本刊有删节，图｜稻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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