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资料图片)
立春已过，严寒却在持续。昨晨，“东洲鸿儒”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
记得在2009年7月，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学者接连辞世之际，羊城晚报记者曾通过饶宗颐先生的女儿饶清芬女士得知，饶公听到消息，即挥毫写下八字“国丧二宝，哀痛曷极”，而后久久无言。如今，三位学术老人在天堂聚首，再将巨大的悲恸与遗憾留给了后辈晚学。
饶宗颐先生是广东潮州人，长期定居香港。2006年逢饶公90寿辰之际，羊城晚报记者樊克宁、邓琼得以拜识饶公，结下深厚渊源。最为珍贵的是，从2006年到2008年间，羊城晚报记者三次独家专访了饶公，又相继受邀报道了有关他的数次重大活动，他深厚的文史哲艺修养和对家乡水土、中外学术的诚爱之心系于言谈笑语，令人动容。通过我们的连篇报道，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国人深切感受到了真正学贯中西的“集大成者”的魅力，为这位清癯鹤发的老人所赋予古老中国文化的生机而惊叹、而沉思。
2007年10月，《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之际，饶公亲笔题写“记载翔实”四字相赠，勉励本报植根岭南，继续前行。
金羊网记者 邓琼（除署名外）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称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宗颐有此成就并非只因“天生聪慧”。
他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建起的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是饶宗颐儿时的宝地，每日与数以十万计的书为伴。14岁时，刚上中学的他就退学回家自学，16岁便继承先父遗志，续编《潮州艺文志》，自此踏入学术界。两年后，饶宗颐破格被聘入广东通志馆中，专职艺文纂修。他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为他后来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体系构建打下了基础。
在这本“百科全书”里，饶宗颐占据了太多“第一”——
他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的人，是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第一人，是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精通古琴，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
……
饶宗颐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他贯通中西之学，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十二卷，就达1000多万字。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宗颐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
如此国之耆宿，文化泰斗，却无半点学究之气。虽然白发白眉，颜容清癯，竟如老顽童般有趣。无论身处何种场合，说到动情处，他总是眉发伸张，笑声抒怀，“我不带徒弟，我干嘛要让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够了，不想让别人辛苦，做学问真的很辛苦”。
但他从未失去对人间的一片悲悯之心。香港大屿山有一游览胜地，38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是饶宗颐2002年创作的，他说，要为香港开启智慧。
2007年，饶宗颐题赠羊城晚报
追忆
曾和记者“比手劲” 90岁仍能盘腿坐
2006年，年事已高的饶宗颐很少出门参加活动。但他有个经常去的“老地方”，就是在香港跑马地繁华地带的一家以潮州口味为特色的饭店。饶先生每周要来这里数次，会客或是自己饮茶。
我们三次专访饶公，他都是选在这里。老人家白皙、清癯，总是整洁地穿着宽身艳色的中式对襟丝绸夹袄或外衣，露出里面白色的中式立领，温暖舒服地笑笑、谈谈，让人如沐春风。临近当年农历新年的一次采访中，我们曾代表报社送给他一件广东特产香云纱面料的丝袄，饶公很是喜欢，当时就穿在身上，连说好看。
这样的采访，自然常是因请教某道学术问题而起，但先生的学问实在太博大，每每谈开去，也就是生活、学术、兴趣无所不包了。他常说一句话：“我的生活，把文史哲的东西融合在里头的，有很多趣味。”
当我们惊诧于他精神那样健旺时，饶公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每天打坐的习惯。“现在也有个养静的时间，吃完饭、睡觉前，人家讲话，我就自己打坐。我打坐可以卧躺，气入丹田，腹式呼吸……”说到这里，老人家真的就演示起盘腿来，而且能做到双腿交盘，两脚心均朝上。看到我们惊得合不拢嘴，他便笑得像孩子一样得意。
几次见面熟悉之后，饶公开玩笑地要和记者“比一下手劲”，握一握手。看到后生也佩服他大力，老人家开心地说，这是坚持练习书法、弹古琴的结果。饶公青年时代即师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且一生尤其喜爱在旷野弹奏古琴。“那先生现在每天还弹琴吗？”我们问。“我中过风，左手还有点硬。”他进而解释，弹古琴的时候，左手的作用是半揉半夹，叫吟、揉、绰、注、进、退、撞。“但我现在做不到这样，所以我‘变成’陶渊明了——弹无弦琴。就是心头的琴”。
于是，饶先生取过一张纸来边写边讲：陶渊明不会弹琴，但他收藏了一张没有琴弦的琴，称为无弦琴，常常带在身边。每当酒酣之际，他就做抚琴状。在那种状态下，虽然没有琴音，但他心中是听得到音乐的。“这是最高的境界，为不弹之弹”。
2008年，饶宗颐（右）北上探望季羡林 丁和 摄
10年前在故宫办展，趁机探望老友季羡林
“北季南饶”惺惺相惜
2008年10月，羊城晚报记者从饶公家人处得到消息，老人家即将北上故宫办展，而且很有可能要去探望在北京301医院住院多时的老朋友季羡林先生。经过一番努力，我们也终于成行。
10月28日，虽然因为医院的严格规定，我们难以亲随目睹两位世纪学者的会面，但饶公的家人从医院返回后第一时间为我们转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们一见面就亲切握手，季老称赞饶公“多才多艺”，又称赞他的手“很有力”。饶公闻听此言甚为高兴，说这是他长期写字、弹古琴的结果。季老的记性好，他谈起了饶公1991年在北京办展览的往事，说他和李嘉诚两人都参加了。饶公也提到他的《清晖集》是季先生作的序。谈笑甚欢时，饶公将事先写好的一幅字“崧高维岳”赠送给季先生，称赞“季先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两位老人见面时间不长，语言不多，内心愉悦，依依不舍。
随后，在饶公女儿饶清芬女士的安排下，我们又同上海摄影家丁和先生联系，争取到他授权，将其拍摄的独家照片在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头版见报，这张经典照片从此广为传播。
10月29日16时，锁闭已久的故宫神武门城楼开启，《陶铸古今·饶宗颐学术、艺术展》开幕。当时，这是故宫博物院有史以来为在世画人举办的第四个个展，也是他们举办的第一个香港艺术家的个展。
治学
多领域开荒播种 身负百项“第一”
饶宗颐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所以，他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出了首创精神。
2006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整版刊发独家专访《饶宗颐·大隐于市一鸿儒》。两天后，当羊城晚报记者将其作为拜贺饶公九十华诞的一份礼物呈上，老人家先是惊讶报道的篇幅之大、叙谈之深，继而又对《“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这一标题会心大笑，欢洽之情感染了在场的众多宾客。
今天我们再次选登数度求教于饶公所得的片段，缅怀大师远去的背影。
做学问敢于否定自己
羊城晚报：是不是没有家学，就没有您今天这样渊博的学问？
饶宗颐：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羊城晚报：您从5岁开始接触学问，到现在80多年，这过程中会觉得枯燥吗？
饶宗颐：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羊城晚报：要说您学术之“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例如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据说您身上这样的“第一”有百项之多！
饶宗颐：现在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
羊城晚报：好多人说您是奇才，写的东西多，出手快。迄今为止您已发表专著六十多部，内容字数以千万计！
饶宗颐：其实我写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一直保留钱钟书的赠书
羊城晚报：内地学界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您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是什么年代？
饶宗颐：我们很熟，是好朋友。1980年我在大陆旅行三个月，那一次，我到北京去看他，那时他的《管锥编》还没有出来。
我同钱先生见面后很谈得来。我送给他我写的一本词，叫《晞周集》，这本书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教书时写的，是“和周美成词全部”，是大名鼎鼎的张充和帮我抄写后出版的。他也送给我《管锥篇》的手稿。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收集的材料，一点一滴都不放松，一个东西改很多次。这部手稿是在印出来的书上，他自己又在上面加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还保留着。
羊城晚报：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宗颐：顾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他。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同钱穆是好朋友，钱穆说他没有顾先生的提拔，就没有他的以后。我也是顾先生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
羊城晚报：季先生同您的友谊也不错吧？
饶宗颐：我们的友谊也是很好的。季先生在我的《清晖集》里写的序，我怕会得罪很多人。因为他赞扬我的书画，把我捧得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