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导演了一部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讲的是摇滚青年的那些年。剧本写了3年，在他采集素材的众多对象中，便有汪峰。

片中，男主角有句台词“可能你们觉得我特孙子”，是汪峰的真实写照。

事到如今，提起鲍家街43号的解散，汪峰还是会诚恳地归咎于自己，“我就是一个孙子”，然后在后面缀一句“可没办法”。

关于21年前的那个抉择，他无法逃避。

鲍家街43号的成员们，跟汪峰一样，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鼓手是学打击乐的，键盘手是学作曲的……学古典乐出身的男孩们，天然带着一种未经生活打磨得纯粹。

他们拒绝一切商业演出和地下走穴，只在酒吧舞台的方寸之间，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门票虽然只要几十元一张，但那是入场的必要程序之一。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汪峰说。

他在舞台上站着、跪着、砸着吉他，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但是很快，他开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饭，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那个很多年前的春天，他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1997年，汪峰带着鲍家街43号签约京文唱片，与崔健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艺人。

然而，第一张专辑，乐队里每人分到了1000块；第二张专辑，分到7400元。

这让汪峰感到极度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商业价值被低估了。“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人民币。”

和京文唱片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汪峰又回到了骑着自行车四处投递专辑小样的日子。对方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9年，鲍家街43号的歌迷把他们的专辑小样递给了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

很快，汪峰在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间餐吧里，见到了风尘仆仆的许晓峰。对方递过来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语气强硬：“你肯定看不懂，条件丰厚，但只签你一个人。”

见面只持续了20分钟，汪峰心里便有了答案，却用了一个礼拜做出决定。

那一年，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汪峰坐在桌子对面，对乐队的兄弟说：华纳只签我个人，咱们乐队没法签了。

“那我们就散了呗。”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坚持把饭吃完了才散。

他的发小杨青伟是当时鲍家街43号的经纪人，在乐队初创时期，把自己的十几万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乐器。

解散的那天，汪峰专程去了他家，半天没张开口，“事情只能这样了”。当时，杨青伟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继续，要拿出所有好的作品来。

聊了差不多一小时，他笑着把汪峰送出门，但是当汪峰发现没带外套，折返回去时，看到了他的眼泪。

签约华纳之后，他的及肩长发被打理成各种时髦的形状，身上的发胶香味挥之不去，是那个时代独特的精致。

第一张个人专辑《花火》的封面是他的面部特写，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港台风无异，歌词耐人寻味，像是一则宣言，又像是一句预言：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发行这首歌之后的汪峰，确实开始变了，人变了，生活也就变了。

2000年，搬过十几次家的汪峰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变得像花火一样，迷恋瞬间的美丽。

回忆里，他终于过上了“比较有尊严的生活”，却在十年后追问“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