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称的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家、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是香港文化的精彩一页。金庸先生的小说，从中华优秀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此，让我们来听陈洪教授为您讲述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陈洪

著名学者。天津文联原主席，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中文专业前教指委主任。

他的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

主要著作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化导 论》《周易与人生智慧》《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 等。

文 | 陈洪

金庸作品中的儒家文化

如果撰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或是文化史，金庸都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重镇。首先，他堪称古今武侠文学第一人，其作品刊印数以亿计；毫不夸张地说，海内外有华人处便可见金庸小说。其次，他是出色的报人，也是成功的文化产业经营者。此外，他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都留下了他积极的影响。

当然，若论平生功业，最基本的还是在文学领域。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不是简单地可以从数字上衡量的。金庸把英雄传奇（武侠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这一文类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它的表现能力，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源头沛然活水，作品自然就丰厚充实，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派。

金庸

武侠文学的思想溯源，学界多直指墨家。这固然不错。但以之分析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却很难搔到痒处。

金庸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中，池田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如斯所言，此为人间正道，就会奋不顾身而为之；为他人而舍己，更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大丈夫’的典范。”对这个分析，金庸深以为然。

金庸塑造的理想人格，颇有孔孟的思想因子。孔孟教人，既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也有与武侠精神相通的一面。最为直接的就是“见义不为，无勇也”，由此演变出的成语“见义勇为”，可以说是古今武侠文学的第一信条。而孟子提倡的“大丈夫”精神，也是渗透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

《论语》中不少名言警句同样体现在金庸的小说中，影响其情节构设、人物塑造。如对君子重然诺、有担当、轻生死的责任感的歌颂。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急人之难，托孤寄命，大节不可夺，正是金庸作品超越旧武侠的地方。具体到小说中的人物，如《鹿鼎记》中的陈近南，尽管作者深隐处不无对其“愚忠”的惋惜之意，但总体叙事态度是尊敬的、感佩的。陈近南的形象正是在“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除去涉足江湖这一层，以为人行事而论，作者塑造的陈近南，完全可以用曾子的评价：“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在这个意义上，把陈近南视为武侠版的文天祥，亦相去不远。

另一段“托孤寄命”的故事是《倚天屠龙记》中少年张无忌受纪晓芙之托，万里迢迢护送孤女杨不悔到昆仑山。途中艰险备尝，多次生死关头，张无忌都是以身相护，以身相代，终于不辱使命。当然，这种行为也可以用司马迁对“侠”的定义“重然诺，轻死生”来解释。不过，终不及曾子的描述于境界上更为接近。

其他类似的情节还有如《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侠为一句诺言深入大漠十余年，照顾、教育孤儿郭靖；《碧血剑》中袁崇焕旧部以及崔秋山、穆人清等对孤儿袁承志的保护、教育，等等。甚至可以说，“托孤寄命”是金庸小说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条重要途径。

还有《论语》中对个人意志的强调：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把“匹夫不可夺志”与“三军夺帅”连类对比，就把个人意志问题放到了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即面对极为强大的外力压迫，甚至带有武力色彩的压迫，因此意志的坚持需要主体付出重大代价。这种情境恰是优秀武侠文学最钟爱的，金庸的作品自不会例外。他的几部主要作品都在主人公的意志品质上做足了文章。最突出的是《天龙八部》。

萧峰武功盖世，先是丐帮帮主，后任辽国南院大王，似乎完全可以予取予求，但是作者却为他安排了一条最为坎坷的人生道路，让他不断陷入阴谋与圈套，面对一个比一个大的压力，每一次他都是以钢铁的意志进行抗争。最严重的一次，是当他面对辽帝耶律洪基的南侵野心时，为了两国的百姓而坚决反对，结果被剥夺了三军统帅的地位，失去了自由，但宁死不肯屈服。其实，这个情境在《射雕英雄传》中已经出现过一次。那是郭靖反对成吉思汗的南侵野心，被剥夺了右路军统帅的职位，但他宁死不屈。这两个情节在两部作品里都是重头戏，可见金庸对“匹夫不可夺志”观念的青睐。

其他，如《论语》中的这样一些论述，也都可以在金庸的作品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当然，其影响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不可胶柱鼓瑟地看待。

至于孟子，他的“大丈夫”观念更是优秀武侠文学不可或缺的灵魂。他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由此出发，孟子主张与君主打交道时，应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与傲骨，要做“帝王之师”。正是在强化主体精神，占据“正义”制高点这一层面，《孟子》与金庸产生了交集。

《倚天屠龙记》中，面对嗜*的灭绝师太，张无忌为了拯救锐金旗众人的性命，甘受其三掌。在生死关头，他默念“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扭转了局面。以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挫败了心狠手辣、武功超卓的灭绝师太，一是靠道义上的凛然正气，二是靠胸中养就的“一股真气”。这里的“真气”当然不是简单等同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但也并非毫不相干。孟子的“养气”说，本就有虚实两种理解的可能。从虚的方面理解，就是道德修养的提升、自信心、涵养的加强；而从实的方面理解，则接近于道家调节呼吸的养生之道。宋明理学家中颇有如此理解的，于是才有了王阳明夜半长啸的传说。

金庸作品影视剧中部分人物形象

金庸在刻画他的理想英雄时，是浸染了孟子“大丈夫”思想主张的。面对威武、富贵、贫贱的考验，终于矢志不移的形象，在金庸小说中可以举出一个系列，不过最典型的是以下几场戏中的人物：

一个是《飞狐外传》中胡斐之于凤天南。为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穷汉钟阿四报仇，胡斐与大恶霸凤天南殊死相斗。凤天南两次重金相诱，邀集京城武林名宿武力胁迫，胡斐终不为所动。在此书再版后记中，金庸特别引述了孟子的“大丈夫”之论，并认为是塑造武侠英雄的基本品行。

一个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之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幼呵护于郭靖，后又以爱女相许，封以金刀驸马、右路军统帅。但当他得知成吉思汗计划攻取南宋时，坚决反对，为此舍弃了功名富贵，并几乎招致*身之祸。他大义凛然对成吉思汗讲：“我非敢背叛大汗。但若要我卖国求荣，虽受千刀万箭，亦不能奉命。”这一段浓墨重彩，描绘的不是“勇武”，也不是“义气”，在传统武侠文学中完全不曾有过，金庸着意描写的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有儒家道德理想的“大丈夫”。

《天龙八部》中有一段十分相似的情节，也是辽帝图谋南侵，任命萧峰为元帅，许以“宋王”的重赏，但萧峰断然拒绝，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另一个典型的情境是《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之于任我行。任我行以江湖最有势力的魔教组织副统领相诱，以走火入魔的生命危险相逼，以任盈盈的婚事相胁，要令狐冲加入魔教，助其一统江湖。令狐冲同样“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坚持了自己的人格操守。

显然，从故事类型来看，这几个段落的骨架几乎完全一样。对于一个文学高手来说，重复自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的事情。那么金庸何以出此“下策”呢？解释只能是，他对于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实在是太“心向往之”了。当然，从读者反映的角度看，由传统的“武侠”升华到现代的“大丈夫”，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这几个人物向来都是高居于“最喜欢人物”排行榜前列。这当然也是通俗文学泰斗金庸所关注的因素。

《孟子》中还有大段论述更是直接涉及“武侠”相关的话题，在金庸小说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例如：

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里涉及到孔子对“勇”的最高层次——“大勇”的论述。金庸在小说中多有精彩演绎。在《天龙八部》中，他甚至让书中的人物段誉、包不同等多次直接讲出“自反而缩”的豪言壮语。当然，更多的是把这一精神融汇到故事情节中，如《倚天屠龙记》面对六大门派的高手，张无忌为了阻止一场大屠*，以及化解江湖百年恩怨，毅然挺身而出。《碧血剑》中，袁承志为了不使奸人阴谋得逞，面对各路江湖好汉，出面保护焦公礼等，都生动体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而《笑傲江湖》描写令狐冲援手向问天一段，更是允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典范情境。这些文化元素的注入，使得人物的精神丰富、厚重，从“武勇”的层面升华起来。可以说，孔孟思想元素加强了义侠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担当精神和坚强意志。而对此的表现，则使得作品透射出更强烈的阳刚之美。

金庸作品中的老庄文化

金庸作品集

浏览金庸作品的人物画廊，我们会发现一个形象的系列，他们的身上还程度不同地体现出老庄的影响。如令狐冲、段誉、黄药师、杨过，等等，虽然经历不同，面目各异，但精神气质却颇有相投之处。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令狐冲最具典型性。我们不妨从他的个性入手分析。作者塑造令狐冲的形象时，是自觉地把道家的放达、洒脱作为底色的。这不仅表现于书名“笑傲江湖”，而且更直接体现在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上。令狐冲、任盈盈，源于《道德经》：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冲、盈互补，乃为大道的体现，“其用不穷”——可见作者对他塑造的这两个人物精神境界、人生状态的赞赏与欣羡。

令狐冲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任性而为，不加检束——当然，其底线是基于“正义”。作者是很自觉地按照这个基调来刻画令狐冲的。在令狐冲还没有登场时，他惹下的麻烦就已经纷纷攘攘了：酗酒、结交“匪类”、“淫邪”、胡言乱语。而随着事实真相的显露，“正义”的底线逐渐凸现出来，他头上的恶名一点点洗雪，他和其他那些所谓“君子剑”之类的“正派”人物的区别也就异常鲜明地显示出来了。对于读者来说，相信绝大多数此刻不但谅解了令狐冲在特殊情势下的特殊言行，而且会喜欢上这个侠义、潇洒、机智的年轻人。可是，接下来的一场戏立刻让读者们气闷不已。回到华山之后，令狐冲的师父“君子剑”岳不群先开香堂收了林平之为徒，并借收徒之机，大讲戒律，指责令狐冲处处犯戒：“旁人背后定然说你不是正人君子，责我管教无方。”这样，作者就把岳不群置于令狐冲的对立面，他最关心的是“旁人背后的议论”，而令狐冲却是率性行事，无愧于心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岳不群的立场、态度都有浓厚的“道学气”。想来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另外，岳不群要求令狐冲见到魔教中人格*勿论，是把关于“魔教”的观念作为行事准则，令狐冲却是听凭自己的体认、直觉，不相信观念的权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倾向。而集中表现“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令狐冲在二者之间选择的情节，是他和“女魔头”任盈盈的恋情。作品在歌颂爱情的同时，也赞颂了真情真性、率情任性的人生态度。这恰恰是《庄子》讨论的礼法与真情问题：“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 “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因自然真情而与世俗礼法冲突，而不顾众人毁誉，这几乎成为金庸刻画少年英侠的一个情节模式——令狐冲与任盈盈、杨过与小龙女、郭靖与黄蓉、张无忌与赵敏，这些都是金庸系列作品中的重头戏，也是他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情节与人物。

此类人物出现在作品中，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增加了思想的张力，也使作品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

作为英雄传奇的一个分支，传统武侠文学的一个特点是黑白分明，正邪不两立。《水浒传》可作为一个代表。受新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派武侠中，开始出现亦正亦邪的人物，丰富了武侠世界。而金庸“浪子”系列的出现，更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武侠世界的价值体系。在令狐冲们的洒落人生面前，“严肃”的武侠英雄们的功业，虽然仍旧被肯定，却显得已落二义。文本中的武侠世界也不再是黑白两种颜色，而是增加了很多间色，斑驳陆离越显幽深。作品表现这种性格的时候，情节、背景、环境等自然都会因之变化，从而形成一种飘逸之美。如《笑傲江湖》中，绿竹巷一节写小巷、绿竹、琴韵、箫声，特别是对乐境的描写，渲染出了与洛阳城喧嚣而污浊的江湖世界迥然有异的清凉宁静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只属于令狐冲与任盈盈。这样就把人与环境在精神层面、审美层面融合起来，为作品注入了雅趣与诗意。

另外，金庸描写玄妙的武功，也常常从老庄中汲取灵感，如陈家洛在最关键的时刻，从《庄子·养生主》中悟到了武学的最高境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学习太极剑术，路数全出于《庄子》的《大宗师》；《侠客行》中，石破天领悟绝世武功，原理来自于《庄子·天道》篇中的“轮扁斫轮”寓言等。

金庸作品中的佛学文化

金庸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了解是相当广泛的。儒道之外，他对佛教、佛学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中年之后，他集中学习、参悟佛禅。他曾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讲：“佛法的作用应当主要是勉励人们提高道德修养，克制过分的贪心和*，为社会及旁人的福利作出贡献……考虑它的社会效果，我们似乎应当着重它慈悲、和平、息争和爱的一面，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合作。”

有关佛教的情节、人物贯穿在他整个创作过程中——主要作品全都有涉及佛教之处。例如，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整个故事建立在陈家洛神秘的身世之上，而这个谜与一个犯戒的少林弟子有关。陈家洛要打探自己身世之谜，又有夜闯南少林的情节。到了《射雕英雄传》，就进了一步。书中作为故事展开的大背景，构设出武林五大高手。其中“南帝”出家为一灯大师。在他身上生发出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包括为郭靖、黄蓉宣讲《大庄严论经》。这个线索到了下一部《神雕侠侣》里继续展开，写一灯舍生度化裘千仞，情节惊心动魄，把一个高僧大德的慈悲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到了他所写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则用很大篇幅着意写了主人公韦小宝到少林寺里做住持，然后再上五台山住持清凉寺。其中夹杂写青庙黄庙种种情事，虽有几分滑稽，却也详尽恰切 。不过总体来看，在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作品里，佛教的要素表现得最集中、最有深度的还是在《天龙八部》之中。

在《天龙八部》涉及佛教的诸多因素中，作者着力最多的是虚竹这个人物形象。虚竹是三个男主角之一，以他为核心的故事情节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有趣的是，虚竹和佛教之间具有超紧密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中原佛教的领袖，他本人是自幼出家的少林寺僧人，甚至他的身体上还烫有表示佛徒身份的香疤。而刻画这一人物形象的角度同样有趣，而且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持戒与破戒之间的挣扎。最后，他打破了形式上的戒律，破茧成蝶，人生跃入了新的境界。从这样的笔墨可以看出，金庸在作品中涉及佛教绝非“辅教”意义，而是着眼于哲理，着眼于文学效果。

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有些是他自觉吸取融汇进去的，有些则是自身的修养的自然流露。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于他把中国侠士英雄们的人格理想从传统的勇武、义气加以丰富与提升，融入了孔孟、庄禅的元素，就同时丰富、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他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雅俗共赏，特别是在很多饱学之士中产生共鸣、获得赞誉，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原文刊登于2022年7月4日《人民政协报》第11版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