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剧照，图为朱朝阳与严良。

这种情感支持可以来自各个年龄层，但对于青少年来说，来自同龄朋友的支持最为有效。因为朋友不像父母那样肩负教导的重任，对于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更为宽待。所以朱朝阳可以和严良、普普分享自己对朱晶晶的仇恨，却绝不会向妈妈吐露半分。

由此来看，和严良、普普的友谊对于朱朝阳本应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他们三人都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和意外这样重要的共同经历又把他们紧紧绑在了一起，使三个人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小群体在一艘小白船中越漂越远，也就失去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参照和支持，在自己的逻辑中走向失控和“变坏”。在剧情发展过程中，几次面临重要抉择，如果朱朝阳有其他朋友可以商量，或者有其他人可以为他提供心理支持，他的选择都会大相径庭。

周春红不赞成孩子在学校和其他孩子来往的原因是担心儿子学坏。她的担心是有依据的——与问题行为较多的同伴交往，确实会加大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甚至导向犯罪。大多数青少年犯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上的人格特征是：高乐群性低独立性、高兴奋性和高敢为性，这意味着他们很需要同伴、容易从众、行为冲动，不幸做了犯罪行为中的从犯。

但是，与周春红想法不同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不让孩子交朋友，而是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培养孩子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过于寻求他人的认可。而这一切，正是朱朝阳在成长过程中所缺少的。

用发展的方式 “变好”，

或者用倒退的方式 “变坏”

但是，朱朝阳的“变坏”仅仅在于不健全的家庭、缺乏同伴友谊等外在原因吗？

虽然有种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朱朝阳自己。只不过这个决定，对于十多岁的他来说，太困难了而已。

“面对一般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但像这样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存在的”，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了这个困境，“只存在特殊的行动，其中一些行动是行善的手段，另外一些行动则是作恶的工具，我们在选择问题上的道德冲突发生在我们做具体决定的时候，而不是发生在选择一般的善和恶的时候。”

《人心：善恶天性》，作者: [美]埃里希·弗洛姆，译者: 向恩，版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年6月

如果让朱朝阳选择做“好小孩”还是“坏小孩”，他大概会毫不犹豫选择做个好孩子。但当问题变成“要不要告诉警察自己目睹了朱晶晶坠楼”或者“要不要偷爸爸的冷库钥匙”，选择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不幸地，朱朝阳做出的选择成为了恶的工具。

每个人本身不是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而是在善恶之间纠结的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人可以选择用热爱生命、美好与祝福等发展性的方式 “变好”，也可以选择用热爱死亡、暴力与诅咒等倒退性方式“变坏”。善恶可以转化，却很难停在中间的矛盾状态。

在《隐秘的角落》第10集开头，有个名为《三只小鸡》的动画故事，讲到三只小鸡到狐狸家做客，却被狐狸吃掉，只剩下一堆鸡骨头，但是地上最大的一块骨头，明明就是狐狸的头骨，而窗户里映出的难道是另一只狐狸？这个动画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小鸡也可以成为狐狸。

剧中插入的动画片《三只小鸡》。地上最大的一块骨头，是狐狸的头骨。

更明显的暗示是朱朝阳和张东升的名字，“朝阳东升”，仿佛一开始就告诉了观众，朱朝阳可能是下一个连环*人犯张东升，而张东升曾经也是热爱数学、一心向学的好孩子朱朝阳。

那么是怎样的动机吸引“矛盾”的朱朝阳一步步走向恶与暴力的呢？

弗洛姆把暴力分为几种类型，最常见的一类是反应型暴力。它的根源是恐惧，指为捍卫自身或他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所采取的行动。正是源于对失去父爱的恐惧，为了捍卫自己平静的生活，朱朝阳才选择对警察瞒下自己亲眼目睹朱晶晶坠楼的事实。

更进一步的暴力则是报复型暴力行为。在原著《坏小孩》中的朱朝阳，因为父亲的猜忌产生了巨大的仇恨与愤怒，以至于指使张东升替自己*掉父亲，这就是典型的报复型暴力行为。而张东升一开始*掉妻子徐静的父母，如果是想挽回自己的婚姻，还属于反应型暴力的话，之后干脆*掉出轨的妻子，可能就是报复型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