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月色撩人》，是换了一个方式在写《废都》。

可能在现在的时代，宏大叙事已经成了一种被缅怀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返回地方、空洞象征或幻影的兴起，或沉迷于一种肉体、*、情绪病症的书写，执着的是一种宣泄、一种表层的叙述，而缺乏对于本质、对于意义、对于价值的追问。

这或许也是近20年来，专家学者疾呼的“文化沙漠”、“金钱至上”，以及由之导致的精神空虚、心灵枯竭。很多人，迷失了。

如果活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么，人类的书写也仅仅是做了一次在无物之阵中的困兽斗，而没有任何的出路。因此，写作能够在多大的可能性上获得意义，就成了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在西苏看来，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获得拯救。[1]

对于《月色撩人》这个文本的探讨也不得不归结于这个问题。

它给出的是一幅关于人们被虚空感、被末世感困扰的图像，然而，无论是在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叙事的结构上，它都没有获得一种解决，也即谁都没有被拯救。它在意义的领域里是受挫的。

这让我想到马斯洛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别无选择的匮乏性世界里生活？

换言之，生活在充满了病态、无知、虚假、痛苦、丑恶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不忘记包含着至真、至美、至善的存在性领域和存在性价值？[2]这或许就是对意义的一种追寻。没有意义，什么都将陷入虚空而无法解脱。

《月色撩人》之所以遭受批评，与其在结构上的疲软处理有莫大的关系。它就像是在无物之阵中的自我搏斗。

结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现代它与解构相对。在我看来，结构预示着一种完整，包括形式上的完整和意义的可阐释性上的完整。解构则是一种颠覆，它执行的是一种使碎片化的暴力。当然，这不是说解构不好，它同样是人类的一种反思性结构。

在此谈及《月色撩人》的结构问题，并不是要对它进行关于结构本身的探讨，而是要通过它在结构上的处理模式来探析其对文本意义形成的影响和所造成的叙事怪圈。在一定意义上结构预示着文本的出路。

在人物关系结构的处理上，《月色撩人》的联结点是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人物性别的阉割化处理，也是质疑颇多。

在文本中显示为提提的经历，但这并不是一部讲述关于爱情的小说，它甚至与“身体”这个在现代充满诱惑的词汇无关。它仅仅是借助这样的叙事内容来承载一种关于存在的解释，或者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虚空感以及为逃避这虚空感而设的场。

子贡在这个文本里，绝非仅仅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男子，他的美貌、他的敏锐的感受力以及他的深刻的见地，都暗示了他作为一个完美的双性人而独特的存在着，但这又是现实所不能容纳的，是一种“虚无的美，像一个深渊，引人坠落，坠落。”[3]因此他的存在本身是遭到怀疑的。

文本以子贡这个越出社会轨道的人物来作为其他人物联结的见证者，如上文所论述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尴尬，显示了对于一个拥有性别的人来说，“介入”那样的关系结构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文本采用这样的叙事视点是不是本身就遭遇到内在性的危机？

如果假设一下子贡仅仅是一个拥有正常性别的男子，那么他是否还能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去探求潘索、简迟生的末世感，是否还能在提提被抛弃的时候一次一次地接住她，而不是出于男女之爱？

因此，这种人物被阉割后的去*化处理，就成了唯一的拯救路径。

我们知道，当提提最后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时，文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个城市里，她只有求子贡。这是个*城市，唯有她和子贡之间没有*可言”，[4]

这里，我们发现子贡似乎承担了一种拯救的意义，但是这种拯救因为子贡这个形象本身的不切实感而遭到破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角色性的无奈，也是文本在人物关系结构处理上显示出的无力感。然而，在阐释文本的意义时，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在场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这样的意义阐释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受挫呢？

关于每个人物的故事结构的处理上，《月色撩人》给人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就好像故事从来没有开始过，它一直站在原处。

这造成叙事的局促感，仿佛还没开始讲就结束了似的。每个人都匆匆登场，又匆匆落幕，从幕后回到幕后，多出的是落寞与虚空。

提提的出现是以无数个另外的提提结束；潘索用以逃离虚无的办法，开始时是怎样，结束时还是怎样；简迟生对于时间的抵抗，依然需要另一个提提；子贡呢，他一出场就是不实在的，最后也仍然是不知身在何处；对于呼玛丽，她在文本中似乎是作为一种力量而设的，她是强悍的。

关于呼玛丽的故事都有着力的味道，但她也始终在与一种衰落作抗争，她庞大的身形也仅仅只是在一刹那挡住光线，她的一生都在重复着那种消耗。

在这些类似循环的人物命运的处理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氤氲在文本里的世纪末情绪，这种虚无、颓废、无所依着的情绪似乎暗示了这种结构的选择，也就是这种结构具有被召唤性，即结构的被动性。对于叙事而言，这种被动性预示了一种策略的失败，它显现的是一种对于文本本身所能具有的包容性与意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