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凯在调查了杨佑贤后，暗中帮助成就了这段姻缘，亲手将穿着婚纱的宋媛媛交到杨佑贤的手中，自己则病发而死，不久知道真相的宋媛媛留下遗书殉情而死。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却遭遇意外打击 (如车祸、癌症等) ，最终被迫忍痛分离这样的叙事套路，在爱情电影中屡见不鲜。

观众与电影的创作者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经得起意外考验的爱情，才是伟大的爱情，愿意舍己从人的爱人，才是理想的爱人。于是，张哲凯舍弃了自己成婚和病重时被照顾的机会，宋媛媛舍弃了生命，共同谱写了这段“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电影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得以完成。

又如在人物的符号化设计上，电影也是模式化的。爱情电影常常塑造出颇为完美的、情圣式的男性形象，他们对女性往往有着引导者、保护者的意义，这样便能唤起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向往。例如在薛晓璐的《北京遇上西雅图》 (2013) 中，来自北京的司机郝志便是这样几乎没有道德缺憾的符号化人物，他对女儿有着无微不至的疼爱，对已离婚的前妻则百般迁就，对文佳佳也给予着温暖关怀。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的张哲凯也是这样的“暖男”形象。在事业上，他支持着宋媛媛；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他包容着宋媛媛。如宋媛媛说他名字难听，提出以后就叫他“K”，他全盘接受。

在人生大事上，他则力图为宋媛媛安排好一切，不仅暗地里调查了杨佑贤，还亲自出面，恳请已经出轨了的杨佑贤未婚妻辛迪主动退出等。张哲凯、郝志等男性形象，是一种社会期望渐渐沉淀下来的产物，是女性对于某种安全、温暖情感栖息地的需求的代偿者。

除了被重复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风格化还包含了有意的“失真”的含义，因为创作者往往会使用夸张或简化的方式来实现对风格的靠拢，来实现和艺术理念或习俗的一致，如古埃及的被拉长了的猫的雕塑，理想而完美的人体塑像等，戏剧和电影的创作亦然。

有学者指出，所谓风格化，即“以一种简化的形式再现现实的手法。……戏剧文学和舞台写作一旦放弃模仿地再现某个整体或某个复杂的现实时就会求助于风格化”。

电影人所要刻画的，并非复杂、千人千面的现实生活中两性爱情关系的样貌，而是一种偏向于理想、完美的爱情关系，为了保证这种理想和完美，爱情故事中的部分元素就要被夸张 (如人性的真善美部分) 或简化 (如现实的困厄残酷等)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往往难以拥有电影中人的情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