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意见，我接着讲了。
上文说到，香港民歌运动是“我系我”时代尾声中的一个短暂的音符，到了“滔滔两岸潮”时代，香港流行乐坛迅速进入商业化的轨道，题材内容上的革新显得不那么重要，娱乐工业越来越多地将目光盯在了市场上。1983、1984两年，更为重要的乐坛事件就是众多大牌歌星纷纷跳槽，这比他们唱了什么更让人津津乐道。徐小凤率先从“CBS”唱片跳槽到新成立的“康艺成音”，许冠杰、关正杰也紧随其后，离开“宝丽金”加盟进来；林子祥和罗文从“百代”出走，分别投奔“华纳”唱片和“华星”旗下。
前辈们纷纷改换门庭，给后辈新人提供了良好的出头机会，也迅速推进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进程。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刺激了歌星包装和唱片营销等一系列娱乐工业的发展，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从不好的一面来说，竞争的加剧必然制造了畸形发展的娱乐传媒。
香港流行乐坛的高速商业化，更直接的影响是歌曲创作的质量。词作为了迎合听众口味，写法用词越来越低劣，再走下去早晚会出现“神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国沾发起了“非情歌运动”。
卢国沾是谁？
《人在旅途洒泪时》《大地恩情》的词作者，2001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颁发终身成就奖，2015年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但我最喜欢他的词，是一首如今几乎很少有人能记起来的《知我无情有情》（《武则天》）。
对这样老牌的词作人来说，习惯了“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的文雅表达，类似“狂呼我空虚、空虚”的歌词实在太空洞无味，让曹雪芹写二人转，实在没法下笔，自己写了都觉得寒碜。
作为倡导者，卢国沾率先为“非情歌运动”作出了尝试。1984年度“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入围的40首候选歌曲中，甄妮的《梦想号黄包车》与谭咏麟的《傲骨》就是出自他的笔下，可惜都没有获奖。《傲骨》的歌词比较浅显，意境上稍显劲力不足，而《梦想号黄包车》就不那么通俗，卢国沾用了高度象征化的笔法，把歌词搞得讳莫如深，绞尽脑汁读上两遍也未必能把整首词读通。
1986年的时候，内地有一个小姑娘出版了一张叫《梦想号黄包车》的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很有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歌曲都是翻唱，其中有谭咏麟的《朋友》、《爱情陷阱》和麦洁文的《莱茵河之恋》。
这张国语专辑的封面设计极为大胆，演唱者穿着当时社会观之色变的泳装，要知道1978年中国银幕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泳装镜头。到了1983年年底，全国彻底取消布票，1984年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更是直观地反映了百姓们对“服装改革”的迫切要求。可呼声归呼声，没几个敢公然穿泳装的，1984年央视上播出穿着紧身衣的《健美5分钟》，都被很多人批评为“不正经”。这位大胆地穿着泳装、并用在专辑封面上的小姑娘，当年的名字叫安琪，两年后的1988年，她参加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通俗唱法第二名——她就是杭天琪。而同届的冠军也是内地流行乐坛最早的巨星之一，他叫陈汝佳。
在那张国语翻唱的《梦想号黄包车》专辑中，《朋友》、《爱情陷阱》、《莱茵河之恋》这几首歌除了个别字词，几乎就是将粤语原词唱成国语，但主打歌《梦想号黄包车》的歌词改动比较大，虽然主题和意象上是脱胎于卢国沾原词的，可词句根本不一样，等于重填了新词。这似乎也说明，卢国沾的粤语版歌词太过晦涩，“非情歌运动”固然要避免创作上的文字恶俗，但通俗歌曲嘛，歌词还应该是通俗流畅才好，如果走向了纯文艺的小众之路，也难免让人觉得矫枉过正。
其实，《梦想号黄包车》并不是“非情歌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部作品，真正公推为“非情歌运动”代表作的是麦洁文演唱的《螳螂与我》，这首歌也是卢国沾“非情歌运动”中的第一首作品。
对《螳螂与我》的创作，卢国沾后来回忆说，“我决定冒险走一条被人劝喻不要进去的路，因为这是死路，过去的歌词历史，证实了这个说法完全对。但是我决定走。”他为了推销自己的词作理念，先是在唱片公司造舆论、搞渗透，让唱片公司心甘情愿跟他冒险，大胆地接受了这种小众的歌词。
对于《螳螂与我》的歌词，黄霑则充分肯定。他撰文说，“《螳螂与我》的创意与意境，粤语流行曲中仅见，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创作”，“这首歌在流行曲史上应有地位，因为它在尝试闯开一条时人没有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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