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小儿歌，改变了命运，并享誉终身；在今年国庆前夕还上了新民晚报头版头条。

作为老朋友，曾经的“同道”，喜出望外，不禁微信祝贺作者。她的回信，令我感慨：“还记得第一次去开研讨会时的情形，一晃要近50年了。”

记起来了。近50年前，一个秋日的下午，在陕西北路500号原上海市教育局的一个会议室里，我初识金月苓。她，两条长辫，圆脸，胖乎乎的，笑起来，脸上有两个蛮深的酒窝，好像“窝藏”了很多很多旋律。她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人，19岁；我在上海港第七装卸区当装卸工，20岁。我与她作为青年词曲作者，受到报社的邀请，参加这个带有研讨性质的组稿会。

那个年代文化大饥荒，真是苦了孩子们。没有属于他们的儿歌，就像天下所有鸟儿顿时失声，世界消逝了灵动的春天，黯然失色。

在这个组稿会上，报社主编、儿童文学作家秋生呼吁大家都来创作表现儿童生活与情趣的诗与歌。他同时主编一个半月刊，每一期除了编发儿童诗，还在封三发一首儿童歌曲。刊物的诗歌编辑张福奎先生，原来是一位小学教师。

就在这个组稿会之后不久，有一天，张福奎跑到绍兴路54号，走访当时出版社里唯一的音乐编辑汪玲。

张福奎找到汪玲，拿出一份歌稿，请她看看旋律是否有“洋腔洋调”之嫌。这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汪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学们都去了电影厂、电台、乐团，唯独她钟情于“小儿科”（小儿歌），终年孤守儿童音乐的创作与编辑。汪玲以女性特有的谨慎，接过张福奎送来的这份歌稿，请示文艺组组长、儿童文学家任大霖。“你是儿童歌曲专家，你定。”大霖把作品的生*大权交给了汪玲。

那是1970年夏季的事。

两年之后的春夏之交，1972年5月1日上午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北京中山公园游园会，一首童声合唱惊动了全国：“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指引我们向前进。”银铃般的歌声，木琴穿插的乐队伴奏，明亮、欢快的旋律，活灵活现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与爱党爱国的纯净激情。干涸荒芜的儿童音乐园地，一枝新芽破土而出。“哪来这么好听的歌？”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地小学与少年宫都在找寻这首歌的歌谱。

这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一位音乐编辑在汪玲主编的那份刊物（1970年9月号）上，惊喜发现并毫不犹豫选用了这首作品。因此，央广少儿合唱团成为全国首唱。优秀的歌曲是长翅膀的，央广播出后的一年之内，《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

就像《新民晚报》头条新闻标题所说的那样，金月苓“把对新中国的告白写成一首歌，创作传唱至今50年”。近50年旋律回响海内外，直至最近，多才多艺的普京总统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间隙，在钢琴上奏响《我爱北京天安门》。

回首近50年前的往事，我深为金月苓感到庆幸。声乐作品的生命不在于报刊发表，唯有变成歌声，才生起飞的翅膀。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北京不首选演唱，也许这首歌只能在刊物上睡大觉，而且很可能一觉就睡过去了，这也就是《红小兵歌曲》发表一年半毫无声响的原因，当然，如果汪玲没有把这首歌发在刊物上，北京也无从选取；如果任大霖这个组长“外行”随意行使否定权，当时也不可能有这个作品出版；如果张福奎因为难以把握轻易放弃，而不去求教汪玲，那么这首歌就要“胎死腹中”……

以上种种假设只要其中一项成立，这个作品就会“夭折”。所幸的是，这些假设都没有成立，而是一路通达上北京。正是“天地皆同力”。

那个时候，为何还有不止一人冒着可能获“洋腔洋调”大罪的风险护卫这首作品？

汪玲有音乐艺术的较高审美水准。她认为，西方古典名作还不都是“洋腔洋调”，却在五洲四洋久久回响。《我爱北京天安门》确有“洋腔洋调”的风格，但风格不应该“获罪”。东西方音乐风格的区别在于，东方重旋律，西方重节奏。《我爱北京天安门》两全其美，既旋律美，又节奏感强；且音域只有9度，演唱的适应面广，儿童特点非常鲜明。央广少儿部的那位音乐编辑，与汪玲对作品的认知“不约而同”，才有《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北京中山公园旁的天安门上快乐首飞，颇有仪式感地完成了作者向往天安门的情怀表达。

这首歌在当时是一种“逆行”，好似岩缝中长出的新花，秘境深处飞出的布谷鸟。

自然，那个年代艺术审美的坚持，不仅要有“识”，更要有“胆”。这种胆识来自于对艺术的忠诚，方能弃个人得失而不顾。无论是张福奎的不耻求教，还是任大霖的终审放权，都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与忠诚。这是金月苓的大幸。（烁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