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刘少奇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很严，而且还有十分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
这个成长制度表是这样规定的：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当然，表格绝不是定完就完了，还需要严格落实，刘源对此很有话语权：“我们都依照 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
严于律己：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放在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刘少奇的严于律己是不可想象的，而作为刘家的孩子，他们在对此最初也只有表面的感受，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人的嘴里，听说了其他的一些故事……
1960年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刘少奇的工资后，和大家说起了他的生活问题：“别看少奇同志是*，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说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也跟着说。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想着改善改善，可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
另一位同志也有些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没有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说：“像这些生活的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点补助吧。”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也同意不向他们汇报这件事，并在后来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
*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起了这件事。
开完会，刘少奇一回到家里，马上就把妻子王光美叫了过来，问道：“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
“我不知道”，对丈夫突然的提问王光美也感到很惊讶。
“你去查一查看”，刘少奇嘱咐说。
于是，王光美马上来到卫士组问这件事，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
显然，卫士们还想再说些理由，但王光美此时已经清楚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便打断了大家的话：“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
王光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马上把卫士长叫了去，非常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
刘少奇的语气中透着些许气愤和不平，停了一会儿后，他又追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王光美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于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后来，大家计算了一下，这个补助一共领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对孩子的影响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