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曾经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读余华的作品的时候，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作为局外人的那种客观，同时又不自觉被代入当事人的命运之中。

余华

余华的作品主题大多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是一个绝望接着一个绝望而来，让人读罢痛彻心扉，甚至落下泪来。

相比之下，其作品《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更耐人寻味的作品，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去讲述沉重的命运，让人笑中带泪，久久不能释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中，余华不仅关心作为人这个群体活着的意义、在命运的无常下所做的抗争，更加特别的是对女性所处的地位、所经历的不幸，所面临的抉择做出十分人性化的思考。

90年代早已经过去，90年代的女人却活成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活成了千千万万女性的影子，用她们既定的方式生活着，可悲可怜又可叹。

故事中的“我”六岁时被父母送养，12岁时因养父母家庭的变故不得已再次回到故乡，一去一回之间，以儿童视角对荒诞又心酸的事实进行阐述，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沉重与无奈。

父亲孙广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婚内公然出轨村里寡妇，虐待自己的父亲，打骂自己的儿子，因为好色搞砸了儿子的一桩婚事，还对后来的儿媳妇动手动脚。而作为其妻子得到母亲在面对这样一个人和这一切的时候，她隐忍了一辈子。

她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无论是生育还是生活都完全不能做主，在家庭和社会里，都在只是一个被忽视的人。直到临死前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才悲痛而响亮地大叫“不要把我的桶拿走，我还要用。”“脚盆还给我……”

而那个让她一辈子不得的安生的丈夫，在她死后棺材被抬出村口时，才问了一句“这老太婆死啦？”

作为一个女人，母亲的一生接近所能地维持着家庭的安稳，她的丈夫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难堪，哪怕这个家的内部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隐忍不发，把所有的苦痛默默承担下来。

因为对她而言，女人就得三从四德，在多年的文化熏陶和所受的教育下，这已经刻进她的骨子里，成为她生命的一种本能。这恰恰是最悲哀的地方，她不是无法反抗，而是根本没有想过反抗。只是被动而悲剧地把自己的悲剧命运贯彻到底。

知道丈夫与寡妇厮混，她从未向丈夫追责或者提出离开，反而大庭广众之下和寡妇厮打，把自己搞得十分不堪。看起来是两个女人的互相为难，实际上却是身为男人的父亲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他把两个女人置于尴尬的境地，而在需要他担责的时候逃之夭夭，和他命运相连的母亲十分可怜和可悲。

母亲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只是遇人不淑，更悲哀的是在男权压制下的无底线退让，直到其完全丧失了生而为人的自我，在不幸中结束了自己心力交瘁的一生。

“娜拉出走”出自挪威戏剧家十分有名且有争议性的话剧作品《玩偶之家》，当娜拉意识到所谓的幸福婚姻只是一个假象，她是丈夫的傀儡，而孩子又是她的傀儡，娜拉选择了离家出走。故事到此为止，然对娜拉出走后的命运，一直是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