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伯格曼开始拍摄《呼喊与细语》，从对宗教的诘问转为探究家庭生活，伯格曼偏执地沉浸在自我影像的氛围中不能自拔，关于影片中以四个女人形象表达的初衷，他曾写道“我一次又一次把这些画面从我脑海中驱除，拒绝用它来拍电影。但这些画面一直赶不走，我勉强认同了它：三个女人正在等待另一个女人死亡，她们轮流照顾她”。

《呼喊与细语》最早的名字为《红杏》，而本片名出自莫扎特四重奏的乐评：“听来仿佛呼喊与细语”，在影片中，伯格曼特意将整部电影分成了四幕剧的形式，宛如莫扎特的四重奏，对应着四位主角的不同人生。同时，影片的颜色氛围暗示意味极为强烈，伯格曼甚至首次尝试使用固定摄像机的方式，试图忠实还原出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让观众充当情感波动的评判者。从效果来说，不仅渲染出感同身受的环境氛围，还让感情元素更加流畅自然。

摄像师斯文·尼克维斯特由此荣获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摄影殊荣，除此之外，影片更提名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服装设计”，尽管最终没有得奖，但已是莫大的殊荣，意味着对影片每一处细节展现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想从影片中女性的奉献、亲情的宝贵、人际的隔阂三个维度来探讨一下本片蕴含的哲学内涵，一起走进伯格曼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探索他对道德、生死、灵魂的认知本源。

众所周知，伯格曼是舞台剧导演出身，戏剧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最具天赋的艺术展现形式。电影作为他的“业余爱好”意义非凡，帮助他摆脱皇家剧院沉重的行政工作压力，寻找内心探究一生的艺术本源。在本片的形式和表演方式上，伯格曼采用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四幕剧形式，通过红色渐入和淡出来完成剧情的形式分割。

在四幕剧中以艾格尼丝的痛苦、安抚、离开、追思为主线，贯穿着玛利亚和卡琳幼年的回忆、成年的情感以及佣人安娜的隐忍付出。在弦乐表演中，四重奏是最为清纯的一种乐曲表演形式，通常为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的配置，让每种乐器演奏出不同的声部，使整体的音色最为纯粹。在影片中，这四幕结构和四位女主角都宛如四重奏的注脚，灌入强烈的情感元素，奏响女性情感的交响乐。

第一幕剧以艾格尼丝痛苦的病情为起点，交代出其与玛利亚、卡琳不算融洽的姐妹关系和童年回忆；第二幕剧以玛利亚的外遇为承接，引出家庭环境对其的影响，以及与卡琳尖锐的矛盾；第三幕剧以艾格尼丝的去世为转场，让观众感受到离别之苦以及两位姐妹对其若即若离的关系；第四幕剧以艾格尼丝的回魂归来为终结，以安娜对艾格尼丝的深切关怀映衬出三姐妹抗争、矛盾、融合的关系。随着四幕剧起承转合的发展，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感伤元素越来越浓，四人之间从淡如水的关系到矛盾丛生再到和谐共处乃至理想虚化，从现实到梦幻，表达出对生命的珍重以及女性的牺牲和奉献。

在伯格曼的很多电影中，男性角色是缺位的，比如《沉默》和《假面》，只通过女性的描述来阐述对世界的观点。在《呼喊与细语》中，虽然出现了男性形象，但这种男性却存在严重的道德瑕疵，以此来烘托女性伟岸的形象。比如医生大卫不仅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对外遇的玛利亚也缺乏基本的道德。当他给艾格尼丝诊断病情时，他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当玛利亚投入其怀抱时，他则用冷漠和嘲讽的态度拒绝了她，原因正在于其自私、麻木、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