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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注意到了韩真和周莉亚。那年,两位编导分别携作品《我等你》和《夫妻哨》,参加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奖。陈飞华是评委之一。最后,这两部作品都拿到了金奖。比赛结束之后,陈飞华找到了韩真和周莉亚,他觉得,两位编导的风格和上海歌舞团很合,希望有一天可以合作。
2016年初夏,陈飞华到了北京。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厅,他向韩真和周莉亚发出邀请——共同创作一部舞剧。上海歌舞团想创作一部现实题材舞剧《芦花女》,讲在洞庭湖收割芦苇的湘西女人的故事。
那段时间,韩真和周莉亚刚刚排完舞剧《杜甫》,即将公演,另一部舞剧《花木兰》又将启动开排。她们觉得身心俱疲,但是陈飞华非常有诚意,他说,“我不催你们,你们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排,上海歌舞团等着你们。”
一年之后,《花木兰》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公演结束,韩真和周莉亚休息了一阵,开始了《芦花女》的前期创作。


几个月后,陈飞华再次来到北京,约韩真和周莉亚第二天一早在保利剧院楼上见面。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上海歌舞团的两位副团长。韩真心想,这到底有多大的事啊?
一见面,陈飞华说,《芦花女》不做了,要改做一部红色题材的舞剧。
韩真和周莉亚的第一反应是很抗拒,不是抗拒红色题材,而是因为《芦花女》刚刚找到创作的感觉。周莉亚记得,那时候《芦花女》的导演操作台本几乎已经成形,“连一双鞋搁哪,怎么调度,怎么穿过去,哪几个场景画面”,都已经想好了。人物角色刚刚开始在二人脑海中生根,“正是要慢慢跟它们培养感情的时候”,突然间“啪”地一声关上这扇门,再去重新打开另一扇。毕竟,创作者的灵感不是说来就来,说关上就关上的。
而且,时间就那么多,重新构思一个题材,来得及吗?
陈飞华立即召集大家在上海开创作讨论会。要求只有两个:红色题材、上海背景。但是,上海不像延安等地,可以选用的红色题材不多,陈飞华最先想到的是“中共一大”。他提议,大家先去位于上海兴业路的一大会址参观一下。
到了一大会址,韩真的脑子更乱了:“这一群伟人,在舞台上怎么搁?谁演*?”
陈飞华也明白,用舞剧的形式展现“中共一大”太困难了,“总不能跳开会吧?”
回到会议室,大家继续讨论。不知道是谁先说起了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的原型是中共地下党员李白,他曾在上海做了12年的地下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1948年12月30日,李白正在上海黄渡路107号的家中发出重要情报,突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后被捕。
电影中,孙道临饰演的延安解放区电台政委李侠来到上海,与纱厂女工兰芳假扮夫妻,开启了12年的潜伏生涯。白天,李侠是一名商人,晚上则躲在阁楼间收发电报。后来,两人在工作中产生真情,结为真夫妻。电影的最后,李侠牺牲于解放前夕。
僵局打破了。讨论声中有赞同,也有质疑。有人说,上海的革命历史中,有很长一段是地下斗争,这个题材很符合上海的特点。但是也有人说,看不到这个题材中的舞蹈性。还有人说,电影原版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很难改编。
周莉亚跟韩真嘀咕了一句:“其实我们可以做成谍战戏。”韩真转过头来看着她,拍了下大腿:“可以!”
2017年11月,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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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位于长宁区,是上海唯一一座专属于舞蹈的文化场所。大片的绿地之中,是一个大剧场和一个小剧场,还有几所舞蹈院团和学校,上海歌舞团也在其中。
上海歌舞团最早成立于1979年,2006年底,与上海舞蹈学校的实验舞团——东方青春舞蹈团合并,陈飞华出任团长。
陈飞华是在1980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的——两年前,该校刚刚由中专转制提升为大学,当时只有一个教育系,下设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两个专业,陈飞华报考的是后者。那一届北京舞蹈学院一共招收了60名学生,如今很多人都已经成为了中国舞蹈界的顶梁柱。
大学毕业后,陈飞华回到上海,进入上海舞蹈学校,一直从事舞蹈教学工作。那期间,他还担任过东方青春舞蹈团的常务副团长兼艺术总监。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朱洁静、王佳俊原来就是东方青春舞蹈团的演员,陈飞华说,“其实团里一大半的孩子,都是我的学生。”
团里经历过艰难的时刻,尤其是2009年,上海歌舞团转企改制。陈飞华说,大概有三年,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大,“但我们还是硬生生地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2014年,上海歌舞团的大型舞剧《朱鹮》上演,这部舞剧广受好评,在世界范围内演了几百场。
陈飞华的思路非常开阔,他喜欢看电影,也很欣赏电影的制作过程——临时搭建创作班子,电影拍摄完成之后,班子就解散了。这种工作方式灵活,开放。在《朱鹮》的创作中,他邀请了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编导佟睿睿担任导演,编剧则是创作出多部戏曲作品的上海著名编剧罗怀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