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窗外的夜色，喝一口热乎乎的花茶，又到了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

坐在键盘前，和读者朋友们聊聊天吧。

现在不少的地方政府在搞政务的外包。地方政府搞政务的外包也是有理由说的，一个活如果给干部干，干部的用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干部编制稳定不利于考核。

从用工成本来说，工资是有的，公积金也是有的，但是干部的工资和公积金往往较高，不是说干部的工资看起来有多高，而是在于有两种算工资的办法。

干部算工资，他说工资6000，那是到手6000，企业职工说工资6000，那是税前工资6000。

扣除五险一金，可能这个企业的职工到手就4000多元，不到5000。然后问题就来了，同样用人，就像是居委会要找个社工，要是这个社工是干部，5000的用工成本是下不来的。用工5000，到手4000，如果区县政府决定，这个居委会的工作要考核，不同的居委会给的绩效不一样，要扣一部分不给。

扣出来的这部分，做一个资金池，用来考核人，年终评分最好的居委会，给的奖金最多，多于扣的部分，考核不好的居委会，就要扣钱，发的工资要少，少于扣的部分。

最后平均到每个月，可能5000的用工成本，到手就成了3500元。

3500元给一个干部，这个干部八成是要消极怠工的。就像是服务群众，一个干部如果知道他再怎么被投诉，也不会被开除，那么这个干部不管是微笑服务，还是板着个脸，都是一样的结果。

但是，如果这3500元的工资给到的是外包服务人员，这个外包人员有被开除的风险，他就倾向于好好干活。

道理可以这么说，事情也可以这么做。确实在解决用工成本的时候，解决了考核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运行不能永远以和平年代为前提来看。

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尽量提供专业的服务，如果外包本身是为了省成本，便于考核，那么一旦遇到大事，就会为人民提供美好生活目的背道而驰。

毕竟，地方政府讲一个为人民服务，人民不光在和平年代存在，有个大事也是存在的。

大事来了，干部可以没名没夜的顶上去，外包人员本来就是来干活的，有个保安说的好，我是一个保安，爱吃小熊饼干，喜欢业主小丹，上班为了下班。

人家的合同是劳动合同，不是干部身份，市场经济讲究给多少钱干多少事。遇到大事需要连续上班了，就像是前段时间测核酸，卫生院的人可以加班搞，外包给公司，没有钱谁给加班呢？

更何况，如果监督体系不健全，难免要搞出很多私企内部的事情，就像是刘强东讲的，京东内部贪腐很严重。但是京东已经是好的。

因为京东再怎么外包，也是服务型业务外包，再怎么贪腐，群众都有个可做可不做，可买可不买的问题。

政府的外包没有这个好，群众往往没得选择。

红十字会一旦外包了，捐款就到到类似美美之类的腰包。居委会一旦外包了，疫情期间的物资供应就要出问题。考试一旦外包了，应试培训公司就要大火。

这都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事情。

下一步再包下去，火葬场外包了，骨灰盒和墓地搞不好要一个一个台阶上到天价，再包下去，器官捐献外包了，那么买卖器官出现了，又要怎么办？

地方政府的同志，要慎之，要慎之又慎。

权力不能外包，权力外包，那就是把勒紧人民的绳索放到了资本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