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至于《公羊传》的来历，不难查阅，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传》的写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加以主观的诠释而形成的传体经本。《公羊传》强调的是，《春秋》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意在阐释各类大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我们且不论《公羊传》微言大义的合理与否，但是这种“主观诠释”的方式，似乎就给了解决“皇帝刘姓”问题的突破口。

果然，之后《公羊传》的门人，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很好地解决了“皇帝刘姓”的问题。其中心思想简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问世之后，他极力鼓吹的“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汉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为当时名声大噪的哲学大师。

上图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谷梁学说的“崛起”

公羊学说之所以会被汉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将将儒家学说宗教化，以各类不切实际的“天意”来解释各类祥瑞、灾异为基础，最终解释了命运天定。进而说明，刘氏之所以会当皇帝，乃是因为刘邦是老天的儿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间，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通过如此牵强地解释，刘邦乃至刘氏子孙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应该当皇帝的人。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学说完全是在愚人，但在当时一度被奉为圭臬。

然而，这类愚人学说一方面容易出现溜须拍马之徒，而另一面则最容易出现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宣帝时期，书呆子之中的个别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学说为基础，通过各类灾异现象分析，竟然上书汉宣帝退位让贤。汉宣帝那是以外儒内法治国的实干家，处理这类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软，结果就是某些人身首异处。同时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以公羊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危险性。

上图_ 《榖梁传》即《谷梁传》，也被称作《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战国谷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于公羊学说已经被奉为圭臬，而且成为汉王朝对外宣称的立国根本，因此汉宣帝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罢黜这一学说，而是扶持另一学说与之融合，消除人们脑子里不利于皇权的极端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谷梁传》被抬上了台面。

《谷梁传》其实与《公羊传》师承一脉，而且写法上也类似，都采用问答方式，就记载事件展开评论。但是《谷梁传》相比之下，所阐述的思想更加朴实接地气，并不像《公羊传》那般以“微言大义”为借口，天马行空地强加主观意愿之观点。

利用“谷梁学说”冲击一下“公羊学说”，将那些“书呆子们”和虚无缥缈式的学术推崇，适当的往现实世界拉一拉，对于汉宣帝来说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于说汉宣帝是因为祖父，也就是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推崇“谷梁学说”而受到启发，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借口。

上图_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刘病已，字次卿

为了给“谷梁学说”正身，也为了解决当时学术派别纷争的问题，汉宣帝特地组织召开了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讨大会——石渠阁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直接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简短记载来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谷梁学说的学者们厚积薄发，辩论中多次压倒公羊学说学者。汉宣帝顺理成章地将“谷梁学说”加入到了五经博士行列之内。

当然，面对谷梁学说的崛起和对自己的冲击，公羊学说人士并没有过多展现“视死如归”式的愤慨，而是很识相地做了妥协。这样既不会得罪皇帝，还能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利益。这可能就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