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良思想家、著名报人王韬，自流亡香港开始，与粤人交谊日深，旧雨新朋帮助他融入香港社会，给他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平台。旅港期间，王韬结交军政商工人物，其改良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王韬与粤人的交往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跟粤省武将的交往应存在“利益交换”，早期报业中隐藏的新闻伦理问题值得关注。
王韬
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之列。多年来，学界先进研讨王韬生平、思想、交游、创作，异彩纷呈，胜义迭出，唯对王韬与粤人交游方面尚多阙略。笔者不揣浅陋，利用尺牍、日记、诗文作一点考释，就正于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顾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甫里（今甪直）人，一生除乡居时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从香港回沪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时期、“上海后期”之分。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人率先开设领事馆，遇到最大困难是缺乏中英文翻译，不得已，请年仅15岁的广东香山人唐廷桂赴沪服务。首先跟随外商来到上海的是广东买办。香山买办吴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台达7年之久。小刀会起义的领袖刘丽川也是香山人，与吴健彰素识，起义军骨干大都是广东、福建人。开埠早期的上海，充斥着广东、福建人的身影，王韬继室林琳就是福建人。1858年底，王韬两次写信给吴健彰求助，凸显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开埠前十几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导大宗贸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1853年，《遐迩贯珍》报道小刀会起事时，说上海“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王韬自己在《瀛壖杂志》中写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近来闽人生意大衰，……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岳麓书社版第13页）小刀会起义后，官府禁止闽粤人居住县城内，粤人迁入北关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区定居。
王韬早年到上海墨海书馆“佣书于西人”，势必要接触旅沪粤商，但他此时文人习气尚重，即有交往，亦鲜记录。咸丰三年（1853）正月，道台吴健彰两个公子到上海探亲，慕名前来拜会，王韬为之题诗《双璧行赠延陵两公子》。（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第57页）这可能是王韬最早与粤人往还的记录，这首诗纯属奉承性质。承珠海市吴流芳老师赐知，此次拜会王韬的，是次子吴家珍、三子吴慰祖。吴家珍（1831-1889），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浙江候补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备道；吴慰祖（1837-1886），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吴健彰为最早赴沪的香山买办之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超擢苏松长太道即“上海道”，小刀会起义爆发时被捕，潜逃得脱，清廷以“通夷养贼”罪名将他革职拿问，仍令其带罪效力，“筑别墅于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对吴氏没有好感。弢园尺牍里面有两封致吴健彰书信，出版时改题为《上某观察》、《岁暮干人书》，与日记相对照，可知均系咸丰八年（1858）年底所书，目的是请求借贷以度岁。这一年年底，王韬欠账太多，不得不向这个“名教罪人”求助。信中说，上海地方人士拟重修县志，本人已有《瀛壖杂志》初稿，希望“赐以刻赀”，又提起1853年为吴氏两公子题诗一事，希望吴健彰念及旧情，资助印书费用。不知为何，吴健彰没有理睬。
腊月二十七日，王韬见杳无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书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幸勿指取求为瑕疵而诃干请为多事也。”吴健彰仍置诸不答。王韬在当晚日记中说，小刀会起事，吴健彰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纵容闽粤无赖之徒，“以致此祸”“沪人衔之次骨”，这次不肯借钱，将来上海县志“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日记中说前一封信“有挟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吴健彰重视身后名声，不要因小失大。借不到钱，王韬有恼羞成怒的感觉，这段话似乎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但两人并未断绝关系。次年5月，“吴道普观察有书从吴门至，言《瀛壖杂志》已在荷汀司马处，修邑志时定当採入也。”此后仍与友朋数数谈及，1860年7月还观看了吴健彰阅兵。
吴健彰画像
同在1853年，广东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书籍印刷事宜与王韬多有接触。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图谋潜入天京，到上海尝试突破封锁线，屡试不果，入墨海书馆协助译书，与王韬一起工作。洪仁玕是当时最为大胆新颖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办报纸、兴银行、修铁路、设邮局等改革举措，可谓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此后王韬提出的各种改良思路，只有少数能越出《资政新篇》的范围。出于政治禁忌，王韬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不敢承认洪仁玕对他新思想形成的启发。与洪仁玕的共事经历，使王韬对太平天国产生好感。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书馆艾约瑟，约他在苏州见面，“坚邀余去，余固辞不往。”（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第479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王韬这一次拒绝了邀请，第二次则欣然前往。次年2月，王韬在艾约瑟陪同下来到天京，这三人都是墨海书馆的“同事”，会面情形似未留下详细记录。1862年2月，王韬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被官府发现后流亡香港。王韬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对他影响最大的粤人。
1860年之前，经龚自珍之子龚孝拱介绍，王韬结识了宝顺洋行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学时）。曾寄圃从商之余，雅好经史诗文，出巨资请龚孝拱重注六经，常跟龚、王二人讲论学问。曾寄圃是汉口开埠的重要人物，笔者与钟元泽另有专文探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寄圃推崇备至，自承由曾氏介绍结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由李善兰力荐于曾国藩，得以完成资送幼童留美伟业。
粵籍洋务官员
弢园尺牍中，致粤籍洋务官员的书信占据显要地位。初步统计，给天津海关道、驻美公使郑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台、福建巡抚丁日昌6通，黄遵宪4通，日本长崎理事官（领事）余瓗3通，闽浙总督何璟、清廷驻扎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上海道台吴健彰各2通。本文将捐纳入官的企业家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列入“粤商”类别，不作“洋务官员”处理。
定居香港后，王韬与上海道冯焌光（广东南海）、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广东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广东顺德）、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广东吴川）等洋务官员有不少鱼雁往来。游日期间，与何如璋（广东大埔）、黄遵宪（广东梅县）诗酒风流，颇多酬唱，这方面学界已有一定探讨。
这些洋务官员多数属于李鸿章系统。丁日昌为李鸿章极其赏识的老部下，冯焌光、郑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鸿章重用的粤籍官员。所谓洋务运动，曾国藩发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桢积极响应，但仍以李鸿章最为重要。新型洋务企业吸收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杰出的粤籍买办。王韬流亡香港时期，通过黄胜结识丁日昌，透过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务官员。《弢园尺牍》及续编里面，阐述改良思想比较系统的信件，大多是写给这些洋务官员的书信。王韬与洋务官员有频繁互动，毫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顿下来，有赖两位“粤工”的切实帮助。
郑藻如
“粤工”屈昂、黄胜
王韬初到香港，供职于英华书院，协助传教士理雅各将中国经典译为英文，书院的印刷技术专家屈昂、黄胜，帮助王韬适应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笔者冒昧使用“粤工”一词，用来指称晚清率先掌握新技术的粤籍工程师、技工。曾经留学美国的黄胜，从现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师，屈昂则是印刷技师。
1861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将领“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献计，次年被发现，遭清廷追捕。他躲在英国领事馆里面135天，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安排登上轮船，前往香港避难，对接的单位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华书院。
10月11日，王韬安抵香港，从码头前往英华书院，首先见到年届八十的屈昂老先生。“余来港一人未识，贸贸然至。初入门，即见屈烟翁，把臂欣然，欣旧识之可恃。蒙其导见，理君特为位置，理君仅解粤音，与余不能通一语，非屈翁，几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初至，即赠眼镜，无以为报。”（《日记》第488页）
抵港第三天，“屈烟山先生假余银，命购袜履，同往小楼啜茗，几案间多设饼饵，亦可食。烟翁年八十，精神瞿铄，七十二外连举三雄。于咸丰三年曾至上海，居于雒颉医院，与予相识。烟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怜维琳处，福音传于粤由此老。”（《日记》第487）屈昂古道热肠，考虑到王韬身无分文，借钱给他买鞋袜，还带他到粤式茶楼饮茶。
屈昂（Wat A-gong），也写作屈亚昂、屈阿昂，广东人，1832年左右在澳门向伦敦传道会马礼逊学习近代印刷术，据称为“中国掌握石印技术第一人”，1836年前往马六甲，1844年随理雅各定居香港。1853年，屈昂赴沪工作，与王韬认识。屈昂在上海学会官话，能给理雅各、王韬充当翻译。王韬只会苏州话与官话，不会英语；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会讲粤语不会官话。
黄胜为容闳同学，留学美国，回港从事印刷工作。1863年黄胜编译了一本书《火器略说》，由王韬润色，丁日昌曾想罗致黄胜入幕，黄胜没有答应。王韬曾替黄胜草拟致李鸿章、丁日昌书信多封。《循环日报》创办的契机，是黄胜得知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铅字准备出售，粤商领袖梁安刚好卸任东华医院主席，遂发起集资买下，用以创办《循环日报》。王韬能在香港大放异彩，黄胜和梁安的帮助可能最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