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在于芝林身旁炸开，带走了他的亲密战友，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伤痛。
那是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时，盘旋在朝鲜上空的敌军飞机向地面投弹，其中一枚把于芝林的战马、马夫和通讯员炸成碎片，25岁的于芝林也倒在了血泊中，身负重伤。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济南战役中连做7天7夜手术；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他与战友们一起，24小时救治2800多名冻伤伤员。然而这次负伤，让他被迫离开了战场。回国后，拄着双拐的他，继续奋战在医疗一线，直至退休。
于芝林。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如今，这位96岁的老兵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到2027年，亲眼见证他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100岁生日。
15岁，用“假刀”缴获第一支枪
于芝林10岁时，失去了父亲。那一年，为保护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朋友的遗孀和孩子，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拷打，最终因肾脏损伤不幸去世。
在家人的一片悲伤中，中共地下党找到了于芝林的母亲。“我有仇，我要报。”母亲成了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还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婿也加入共产党。
1939年，13岁的于芝林也成了母亲的重要帮手，他熟悉周围的地形，常常穿梭在山间小路，为党组织送信。两年后，母亲将他交给组织，“你长大了，可以像大人一样做事了。”
1941年1月，于芝林被送到离家100里路的部队，正式入伍，成为班里年纪最小的战士。
当兵的头半年，于芝林几乎每天都在战火中度过，有时正睡着觉，就被喊起来即刻转移。他在村外站岗，武器是一把镀铁的假刀，做成强袭刀的形状，砍不动人，只能靠亮光提提气势；还有一把几人合用的枪和三发“子弹”——其中两发是空弹壳，唯一的一发真子弹，要留着敌人袭击时发出警报。
于芝林还记得，那年夏天，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在一场战斗中守山，他跟连队战友趴在第一道战壕等待冲锋，每人只有四枚手榴弹。而作为新兵，他只分到两枚。
“连长会喊两次口号，我们跟着扔两次手榴弹。但我不能全扔出去，否则就没武器了。”于芝林说，当时他甩出第一枚手榴弹后，还没等连长喊第二个口号，就迫不及待跳出战壕，身后战友甩出的第二批手榴弹从他头顶呼呼飞过。
2022年7月24日，江苏苏州，于芝林向新京报记者讲述曾经的戎马生涯。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那是一次勇敢得近乎鲁莽的冲锋。15岁的少年只注意到对面敌人背的枪漂亮极了，是骑兵用的三八式马枪。枪支是稀缺资源，于芝林举着那把“假刀”，飞快地冲过去夺枪，身后冲锋号响满山冈。敌人一下摔倒了，就这样，于芝林缴获并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枪。
“除了枪，还有一根红色的牛皮腰带和一个子弹盒，里面装着30发子弹。”那一幕的记忆像被胶片定格一样清晰，于芝林笑了起来，“那把枪真的很漂亮，帅得不得了。”
再往后，于芝林就带着这支枪，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战斗，也渐渐跟着班长学会了躲避和冲锋。他从不害怕，心中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战场没有不危险的，我随时准备牺牲。”
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实行“精兵简政”，16岁的于芝林转到部队医疗队，从看护做起，学换药、学打针，又到胶东军区卫校系统学习，很快成长为一名业务熟练的医疗兵。
白天，于芝林和战友们冒着危险抢救伤员，夜里，他们还要挖地洞隐藏伤员——在洞口盖上木头，再覆上泥土和草来伪装，只留几个小小的通风口，哪怕日军拉网式扫荡，也从未发现过一次伤员。
在于芝林的记忆中，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军频繁扫荡，他曾亲眼见到他们将孕妇的肚子豁开。一次，于芝林和战友们接连几天没合眼，在日军的包围圈上破出豁口，抢救伤员，掩护百姓撤离。成功突围后，他便倒地睡了两天两夜，“是护理人员把我从战场上抬下来的。”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于芝林从战场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兴奋极了。那天，部队为他们每人发了一斤面粉一块肉，外加一把豇豆，人人动手包饺子，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抗日战争结束后，于芝林被调到79师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在那个炮火横飞的岁月里，他记不清自己究竟救过多少人，但印象中最多的一次，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后的一次战斗。
这场战役持续了8天，于芝林在手术台上站了7天7夜。伤员不断被送过来，他和一位搭档轮流主刀，其间没合过一次眼，饿了就对付吃一口护士递来的鲢鱼罐头，心里只想着，多救一个是一个。那一次，他立了二等功。
24小时，救治2800多名伤员
1950年12月，于芝林作为志愿军第9兵团27军79师医院院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东线作战。
朝鲜的冬天很冷，气温可以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不少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手脚冻得麻木。“很多伤员手指、耳朵、脚指头都冻掉了，这些战士大都是20多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但是没有一个哭的。”
1950年冬，于芝林（后排左一）与战友们的合影。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长津湖战役时，他所在的27军，出现了一个“冰雕连”。“战士们全部牺牲了，但依然保持着瞄准的姿势。”直到现在，提起这场惨烈的战斗，于芝林都难掩悲痛，但彼时的他，只能专注于眼前——一天一夜里，他们总计救治了2800多名冻伤的战士。
在于芝林这里，没有比救命更重要的事。1951年，第五次战役时，于芝林所在部队向后方撤退，其中一个团被敌军飞机发现，负伤几十人，其中21人重伤。他们身上的衣服被烧光了，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
“本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下午5点出发。但看到他们的伤势，我立刻向师里汇报，要求让我延迟两小时再走——必须立刻给伤员做手术，不然他们在半路就挺不过去了。”于芝林很坚决，“作为战士，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但作为医生，治病救人也是我的天职，再危险我也要救。”
当时，他们把药箱摞起来，再把随身携带的门板搭上去，铺好油布，就地做起了手术。“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投弹，我们躲在松树林里，我只管开刀，耳朵好像没听到一样。”
手术完成了，担架队却都已经撤退，把伤员抬走又成了问题。这本不是于芝林的任务，但他还是决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撤出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悬崖陡壁，抬担架的人一手抓着松树，一手拉着担架，5公里的山路，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出山后，公路又遭遇美军轰炸，他们只能挑死角曲折前进。
不吃、不喝、不睡，他们从头一天晚上7点，走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21名重伤员被安全送到营地，但护送伤员的100多人中，却有三四人牺牲。
这场生死转移才过去没多久，于芝林的右腿被炸伤。在转院途中，他和一名通讯员被迫在地洞里等了两个多月，才找到最近的军部医院。又待了半个月左右，于芝林才拖着伤腿回国。
耽误了治疗，于芝林的伤情反反复复，始终没好利索，但他还是要求留在医疗一线，拄着双拐，继续治病救人。2014年，旧伤复发，最终右腿截肢。“回想起这几十年的经历，我从不后悔入伍、参战、负伤。”
96岁的“幸存者”
于芝林一直把自己称为“幸存者”，特别是近些年，同期的幸存战友都先后离去，只剩下他一个人。
耳朵背了，假肢总是磨得伤口发疼，96岁的他，只能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挪动，一双眼睛也只能看到个模糊的影子。可对于往事，他却记得很清。
每晚，他都要吃两片安定入睡，但总是在凌晨就醒来，接着突然想到一件事或一个人。比如他负伤那次，在轰炸中牺牲的通讯员，当时也才16岁，人人都喊他“小旮旯”。那时，于芝林总是尽可能地护着他，但硝烟散去后，他们只能找到“小旮旯”的一只脚。
“我常常会突然想到某次战斗，想牺牲的战友都被埋在了哪里，后辈还记不记得他们。一想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做梦。”儿子儿媳常劝他不要想，但于芝林“到了那个时间就非想不行”。他总是拒绝别人称他为“英雄”，“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牺牲了。”
他说，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不饱饭，他们只好每天去挖野菜；自己只有一条破裤子，夏天时把棉花掏出来，到了冬天再塞回去。当年入伍时，他怀揣着最朴素的理想——希望有一天，人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后辈不用再受苦。“现在，我当初的愿望都实现了。”
个人简介：
1926年出生，1941年1月入伍，1943年5月入党，曾任宣传队员、卫生员、79师医院院长，98师医院副院长等职。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二等功1次；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
老兵语录：
我们以前的愿望很朴素，就是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要后辈们不再受苦，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