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鹤
埙用黏土烧制，以边棱音发声振动的吹奏乐器，如鹅蛋般大小,一般为六孔,顶端有吹口，故又称“陶埙”，在周代礼乐中有较高的地位。现代考古发现，夏商时期的陶埙在形制、数量及制作工艺上比上古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形制从上古时期的单孔到商周时期的多孔构造；而商代的陶埙，在外部形制构造上存在共性：圆腹形且平底，上端开有吹孔。埙的音色呜咽深沉，演奏原理复杂，其音阶的形成展示了先人在乐律学方面的成就，反映了古代音乐的发展状况，对研究古乐器、古音乐特点有一定的意义。
埙的历史演变
《康熙字典》曰：“埙”“形声。从土,熏声”。本义:古代用黏土烧制的一种吹奏乐器,大小如鹅蛋,六孔,顶端为吹口。又叫“陶埙”（同本义）。也有用石、骨、象牙磨制而成。《康熙字典》，中华书局（香港）2009年版，第230页。《说文解字》曰：“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从土熏声”。（东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埙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七千年的历史。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相传埙起源于一种叫做“石流星”的狩猎工具。古时候，人们常常用绳子系上泥球或者石球，投出去击打鸟兽（即投石索）。有的球体中间是空的，能发出声音。这种石流星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埙。最初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发展成为陶制的，形状也有多种，如扁圆形、椭圆形、球形、鱼形和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拾遗记》卷一记载：“庖牺氏灼土为埙。”秦太明《试论埙的历史沿革》，《殷都学刊》2006年第3期。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即周末）才出现六音孔埙。吕骥先生认为：“鱼形体系、球形体系、管形体系及梨形体系陶埙来看，可知鱼形体系陶埙存在于青铜器时期（约夏代），是渔猎时代的表现。”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制陶工艺的发展，也间接地促进了陶埙在形制和纹饰上的变化。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陶埙和甘肃酒泉甘谷崖陶埙通体彩绘条纹，具体包括彩绘条纹、网格纹、三角纹和折线几何纹等，在同时代出土的其他陶器上多有此类纹饰装饰的发现。从社会的功能和乐器演变过程上看，陶埙早期可能是人们用于玩耍的一种器物，其形状千姿百态。但作为一种乐器，埙首要考虑的是其本身的音准、发音以及演奏等问题。
商晚期的梨形陶埙已经基本满足了演奏的需要，在音色和音量上有了明显的进步。有证据表明,商代晚期制作的陶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乐器。
埙的形制差异
在已经出土的陶制埙中，浙江省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孔埙距今约7000年，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实物埙。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该埙椭圆形，单腔体结构，只有一个吹孔，发一个音。西安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橄榄形埙，距今约6000年，泥土手工制作而成。陶埙表面光滑，陶埙体中开有一个上下两端成“<”形状的开孔，高5.8厘米，腹腔8厘米。山西荣县瓦渣斜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的管形埙，仍略平底成卵形，腰部有一个圆形指孔，高7.8厘米，腹径为4.1厘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埙类出土物，形状跟山西荣县瓦渣斜出土的器物相似，腰部上处有两个并列的圆指开孔，高4.4厘米，腹径2—3.1厘米。河南尉氏桐刘出土的龙山文化器物，似扁卵形，上端左右两肩下凹，各有一个圆形指开孔，一个略微凸起的圆形吹孔位于两个指孔之间，高6.3厘米，腹径2.5—5厘米。山西荆村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器物，平底卵形，器物腰部有两个并列的开孔，高3.3厘米，腹径3厘米。甘肃玉门火烧遗址出土的系列鱼形埙，有带装饰挂的小孔，顶部有吹孔，鱼身有三个音孔，距今约4000年。河南二里岗早期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椭圆形埙，有三个音孔，距今约3500年。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出土的骨质仿锤形六音孔埙距今约3200多年。河南辉县琉璃阁后商遗址出土的梨形埙，有五个音孔，距今约3000年。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371页。
河姆渡陶埙
辉县琉璃埙
荆村陶埙
安阳侯家庄古埙
二里岗遗址陶埙
现代埙
埙与古音阶
在考古挖掘活动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夏商时期的组埙。如：安阳妇好墓和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商墓，出土两小一大的三件陶埙，安阳刘家庄北121号墓出土的四件陶埙，像商代早中期三音孔陶埙、商代晚期五音孔陶埙，且在形状上多为梨形、吹孔在顶端、平顶，音孔分布已经向着有序排列的阶段发展。关于夏商时期陶埙的研究，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和重要的研究结论。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一批三指孔的陶埙，呈红陶和彩陶色，扁卵形、中空，顶端有一圆形吹孔，两肩和前腹左下侧各有一圆形指孔，底端有扁尾，大多数乐器是在尾部上设有一或二个穿孔，有的通体无饰，有的饰以彩绘网绘，其中有8件完整的陶埙，据专家认定其年代“大致与夏代同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经过初步测音，陶埙似乎是按照四种调式调音:
①四声宫调：宫、角、徵、羽，采集品M226，M233；
②四声羽调：羽、宫、商、角，采集品M72，M269；
③五声宫调：宫、角、清角、徵、闰，采集品M153；
④五声宫调：宫、角、清角、徵、羽，采集品M193，M216；
李纯一先生认为：“四声宫调，四声羽调的调音是确实的。因为它的音列结构很规则，指法也统一。”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李纯一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些埙“都是遵循着开指孔数与指孔音序数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埙，在演奏上指法简易，一孔一个音高，开两个孔得两个音高，同样，开三个孔，就得到三个音。适合户外演奏。火烧沟共腔体埙与河南二里头陶埙属于同一类型，在形制、指法和音调上与“桐刘、义井埙最为相似”。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火烧沟文化属于奴隶制社会早期的青铜文化，产生在公元前1700年以前，大致与夏同一时期。因此，李纯一得出结论：“这些共同点不是偶然，是火烧沟陶埙在继承和传承华夏桐刘埙、义井埙等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或者受其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陶埙。”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在商代陶埙的考古研究中，出土的陶埙主要集中在河南的北半部，而在河南南部及山东北部偶有发现。商代陶埙音列结构比较规则，发音和指法的一致性也比较规范。将二里岗、辉县M150、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埙以及河南省博物馆征集的埙放在一起可以发现，商代的埙颜色基本呈黑陶色，殷墟妇好墓还有兽骨和白陶质地的埙。其指孔除了二里岗3孔外，其余的都是5孔，李纯一认为其演奏音阶有宫、角、徵、羽或者羽、宫、商、角四音，而且，从殷墟埙的音节中能看出：“殷人具有多种音程、调式和调性的观念,为发明十二律准备了一定的必要的前提。”另外，他还认为：“商代晚期的埙，是在继承其先行的火烧沟和二里岗等埙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种偶用五声和二变，但以四声为主，并可以进行简单转调的新式埙。”笔者由此定义：“商埙已经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吹奏乐器，此后，历代埙都是在商埙的基础上略加损益，由此可知，我国埙的基本定型是在商代晚期。”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周礼中的埙
商时期的埙在河南境内不仅出土的数量繁多，而且有成组的发现。如安阳妇好墓、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和安阳刘家庄121号墓均有成组的陶埙出土，其原因在于河南是夏商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据文献记载，夏都阳城、商都殷，阳城即今登封，殷在安阳。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音乐向四周地区辐射和传播。崔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9页。
从已知道的现存文物中得知埙的音阶如下：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六声和七声的音阶。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有一段话叙述到周代的祭祀音乐，其文如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大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段话对三种祭祀音乐予以描述，每种又包含有不同的律、调、乐器、乐舞以及表演场地和祭祀的对象。其中《云门》、《咸池》和《大韶》是黄帝、尧、舜三代的乐舞，分别在周代宫廷中用于祭祀天神、地祗和祖先。文中“圜钟为宫，黄钟为角”，从文字看，三种祭祀音乐包括宫、角、徵、羽四个声名，独缺“商”调。对于《周礼》所缺的“商”，目前大致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商”指宫、商、角、徵、羽五声中的商，简称商声说；其二，认为“商”指音乐中的商调式，简称商调说。在汉儒郑玄对《周礼》所作的《注》中认为“主商声”，近来吴高歌先生撰文，支持郑玄的商声说，认为《周礼》所缺的“商”，指的是五声中的商，而不是商调。吴高歌《（周礼·大司乐）三大祭中的五音无商说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 笔者认为，目前所知缺乏商声的西周编钟，只是西周种类乐器中的一种——编甬钟，据此恐不足以得出西周礼乐一律不用商声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晚期出现的另一种钟类乐器——编钮钟，其音阶构成亦非局限于四声，而是扩展至包括商声在内的五声，乃至六声或七声。西周乐器，不仅编钮钟的音阶包含有商声，而且陶埙的音阶也包含有商声的存在。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地M341出土了两件陶埙。经测定，北窑周墓出土的周埙，埙形制与商代晚期埙一样，都是鼓腹的小平底，按孔有五个，前三后二，呈倒品字形排列。从试奏和测音可知，北窑埙的基本音阶有羽—宫—商—角四声，这种羽调结构在晚商时期的埙上也有所见，如殷墟妇好墓所出土的陶埙跟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埙非常相似。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由此得知，周代埙无论从形制还是音阶构成上大量的继承和发展了晚商陶埙的传统，其中商声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洛阳北窑墓地是一处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有随葬品陶埙的M341号墓虽然遭到严重的盗掘，但是出土的仍然有陶鼎、铜鼎足、铜戈、兽头形铜辖、圆形蚌泡和海贝等器物。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可见，其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而陶埙则跟钟一样，在周礼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骨笛、骨哨和埙等古老乐器记录了我国音乐文化有8000多年历史的沧桑与演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变革大潮中，在周代的礼乐与道家儒家的学术中，埙承载了人类对音乐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出土的遗存中，残破的埙为我们揭示了我国先人们追求音律的过程，历史用这种乐器证明，我国自8000年前就已经懂得音律以及六声乃至七声音阶。
埙的振动发声原理
埙属边棱音发声的乐器。当气流射向埙吹孔的边棱时，气流被边棱分为两股，进而形成上下两列分离的涡旋，涡旋之间出现了空吸现象。因为存在吹孔涡旋气流的运动，使该处压强低于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下两列涡旋相互吸引发生碰撞，振动发声。边棱音的高低取决于气流对边棱喷射的角度（入射角）和气流的速度。边棱音的强弱取决于气流量的大小，入射角偏大或气速加快使边棱处气流涡旋碰撞次数增多，气流振动频率增大，发音偏高；气的流量加大，施加在振动气流上的能量加大，使气流振动的振幅加大，声音加强。
摘自《中国笛学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