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衣腰带打结法背面十字口（风衣腰带背后十字打结法慢动作）

古城

临夏古称枹罕。记得在原来高大雄伟的南门拱形城门洞上方，砖砌的长方形框子里有砖刻的“古枹罕”三个大字。“枹罕”两个字中包含着临夏的历史。“枹” 的含义是古时作战用布包着擂鼓用的木头棰子，“罕”是稀少的意思，“枹罕”两字表达了人们对远离战争、渴望和平的期盼。南北朝时期，设立河州。

北宋熙宁六年（1073），王韶克河州。古代的茶马贸易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河州成为汉、回、藏民或其它的部族贸易往来的中心和货物集散地。

民国2年（1913）河州更名为导河县，民国17年又更名为临夏县。其间属地多有变化。1956年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

临夏州位于甘肃省中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东临洮河，西倚巍峨雄壮的积石山，南靠奇峻翠秀的太子山，北临黄河。

临夏市是州政府所在地。以前的城区四面都有城墙。东西南三面都有城楼子和城门洞，而北门只有城楼，没有城门洞，听老人们说北门是火门，所以没有城门洞。北城门即镇边楼，是文人雅士经常聚会，饮酒赋诗的地方。

站在高高的北塬山上举目望去，辽阔的东西川尽收眼底。

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辛勤的农民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不辞辛苦地劳作着。东门外住着的园子家们，他们随着季节的交替年复一年种着各种蔬菜，有韭菜、白菜、茄子、萝卜等，每天清晨菜农们就担着各种蔬菜进城来卖。西门外邓家庄一片是大麻种植区。到了秋后，农民们将麻从地里拔出来，捆成一个个捆子，固定后放入涝池，上面压上石头等重物，加以浸泡，俗称“沤麻”。经过一段时日，再捞出晒干，之后就可以剥了。庄里人剥麻大多在晚上，不占用白天的时间。每当晚饭后月亮升起时，就是剥麻的好时间。随着“吃，吃”地手指掠麻声，接着就是麻杆清翠跌落在地的响声，男女齐上阵，常常借光亮一直剥到鸡鸣方才歇息。那时有不少城里人也大清早地去剥麻，将麻杆带回顶替报酬。南边是滔滔的大夏河，河的几条支流上建有不少磨坊，吱吱响着的水磨给一路向东的大夏河频添了几分生机。过了河就是四家嘴，南面大片的川地里和山上都种着庄稼。

北面是北塬山。那时的北塬山上没有多少树，站在山下往上看，闯入眼帘的都是上红下白的干山。出了西门往上走，北山上有几座庙宇，依山而建的“万寿观”，一层一层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山顶有座高二十多米砖砌的八角形实心塔，名为“乾元塔”。塔的颜色是土黄色，多少年过去了，依然是那样的古朴、挺拔。我尕的时候曾跟着大人到万寿观烧过香。站在高高的塔跟前，抬头向上望去，每层塔角上都挂有风铃，山风吹来，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

每逢初一、十五，特别是大年三十晚上，到万寿观上香的善男信女很多。庄稼人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城里人祈望四季平安、一年好运。

以前的临夏人把城墙以内的叫城里。城里面的街道以大什字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东西南三面直通城门，往北面则可到临夏中学大门前。那时的街上人不多，听老人们讲，到了后晌人少时，站在大什字望去，街上走着几个人都能数得过来。

城里东西南北四条街上都开着铺面，许多是连家铺，即前面开铺子，后面住人。街面上铺子很多：有下驴市口秦家开的“宪明号”绸缎庄，有大街西面贾家开的“万英书局”，有凤林路口东南角张家开的“同城居”馆子、南门附近东街上曾家开的“集生堂”和邮电局对面杨家开的“天德堂”药铺，有尕什字西南角王家开的“德培新”八卦铺、罗巷口西北角陈家的“德泰兴”杂货铺，里面卖的有各种各样的日用百货及居家过日子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等一应俱全。还有卖五谷杂粮的豆行，做衣裳裤子的裁缝铺，专做笼床的木工坊，裱字画的画坊，卖纸货的花圈铺，专门补鞋绱鞋的鞋匠铺，卖豆腐水粉的粉坊和肉铺、茶铺、酒坊等……

每天一大早就会有许多乡里人尕毛驴上驮着柴草，或口袋里装着干牛马粪进城，没有尕驴的就自个背着来卖。供城里人烧火和填炕用。

生意做得红火的掌柜，清早打开铺子，用笤帚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用鸡毛掸子掸去货架上的灰尘，用抹布抹干净柜台和各种卖的杂货物品，然后洗了手就坐在铺柜里面，悠闲的一边吃馍喝茶，观看着外面的景致，一边等待着一天生意的开张。有时也从城外杂割铺提来杂割，泡馍吃。

铁匠铺里的风匣被拉得“啪！啪！”作响，泥炉子里生着红红的木炭火，铺子前路边的木桩上拴着骡马或毛驴，铁匠腰里围着一块黑不渍渍的围腰，忙着挥锤给骡马蹄子上钉铁掌，叮叮铛铛的响声，打破宁静的街面。

那时的人们把理发的叫“待诏”，理发铺叫“待诏铺”。除了开一间铺面的，也有的肩挑担子，担子一头是热水的尕炉子，一头是当板凳的尕柜子，柜子上装有剃头家什的三个抽屉。挑着担子的剃头匠满巷道喊着：“剃——头！”谁要是剃头刮个脸，夏天选块阴凉，冬天选个阳洼，放下担子热情地安排让你先坐在尕柜子上，然后麻利地热上水，给你脖子里围一块白布，一边热情的和你谝着闲传，一边开始剃头。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瓷器运输成本高，加之所有工序都是手工制作，听老人们说：一个碗的价钱要顶不少粮食价。钉碗的钉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要是谁家的碗不小心被打成了两瓣，甚至好几瓣，总要责骂打破碗的人，数次叹息过后，就小心收拾好保存着，当一听见大门外有钉匠的吆喝声，就把破碗拿出去钉。钉碗的钉子分大小、铜铁两种，价格不同。讨价还价说好价钱后，钉匠就靠墙放下担子，腿上衬块布，拿出工具仔细地钉起来。不一会，已成几块的破碗成为一个囫囵碗。

还有肩膀上挎着软竹条子箍缸的秦安人，箍辘锅的箍辘匠也走街穿巷，大声吆喝着找活干。

偶而也有一两个外乡人，手里敲一尕铜锣，后面牵一尕猴娃，一路边走边敲。人多时找一处较宽畅的平地，摆开地摊，在有节奏的锣声中，让猴表演空中翻，开箱穿衣戴帽等小节目。一会儿又双手端着铜锣满场转，嘴里说着好话，让观看者有钱帮个钱场，没钱帮个人场，并一再说明，下面将有更精彩的节目还要上演。

八坊里做酿皮子和凉粉的小贩们，每天挑着担子进城来卖小吃。弯弯的木头扁担两头高高跷起，忽吃忽吃地吚哑作响。两头担的木笼床上面放一个长方形的木盘。一面放着装有调料的几个大瓷碗和吃凉粉的碗盏及插筷子的瓷罐，一面的木盘里放着酿皮子和凉粉。一边担着走，一边大声吆喝着：“酿皮子——凉飞——”。担子客待人很热情，你要是买一毛钱的凉粉，吃完后还争嘴着要求多加一块，俗话叫“割的个鱼”，他也笑着切给你一小块，图个吉利，其实指望着你下次还能照顾他的生意。

也有人背着木桶子，里面装着煮熟的羊肉及羊肝、羊心，桶子上面盖块用水蘸湿的白布，放开嗓子沿街喊着：“桶——子——肉，桶——子——肉！”

有的小贩在笼床里整齐地摆着锅盔，一边用手抓着笼床边子，一边夹在腰里，进城来卖。说起这锅盔，还有一段来历，听老人们说，在很久以前的一次战乱中，行军锅丢了，人困马乏没法做饭，万般无奈中将士们就用头上戴的铁盔当锅烙饼吃，因为用盔当了锅，后来这饼就演变成了现在的锅盔。过去的锅盔多层填上葱油和苦斗，特别讲究的是揉功，且干面填得多，称干面锅盔，清香扑鼻，几天不坏。

尕娃们尕簸篮里装着酥大豆、糖瓜，尕簸篮两边穿根细麻绳吊在脖子上用手端着，一天到晚大街小巷里来回串着大声叫卖：“酥——大——豆，酥——大——豆”“糖——瓜”，坐在家里都能听见外面大街上的吆喝声。

幽长孤寂的小巷，不时传来瞎先生悠扬而凄凉的笛子声，听起来让人很是伤感。

瞎先生虽然两只眼睛看不见，再似乎啥也不影响，为了不伤对方自尊，河州人巧妙地避开“瞎” 字，把他称呼为麻眼睛，当面叫先生，再加上姓氏，以此称呼。

先生一般穿着青灰布的长衫子，手里拿一根探路的细长棍，走到熟悉的巷道时，用不着探路，就把棍子夹在胳肘窝里，悠闲地吹着笛，缓缓前行。身后背的布袋里装着弹的三弦，胸前挂一布兜，兜里装着写在硬纸上然后折叠成长条状的一个个签。河州人把抽签叫做抽彩，意在抽签时抽出个好兆头，抽出个好运气来。破签时先生先用手指摸索你抽出签的下角，然后再展开，慢慢念出上面的诗句，再一一破柝。

那时人们的日子尽管过的单调清贫，但对流传了多少年的河州贤孝和秦腔等传统文化，却情有独钟，民间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他和平静的生活紧紧相连。

东门街北面有两间连家茶铺，铺子靠里砌个泥炉子，上面几个茶壶里搭着开水，突突地冒着热气。地上土坯砌的尕墙墙上，平放着从铺面门上卸下的门扇，用来当茶桌。午饭后，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坐在门扇边一面悠闲地喝着茶，一面耐心地等待着张先生的贤孝开场。张先生个子较高，一头黑发，记忆力特别好。等到人们来的差不多了，先生这才坐在一把椅子上，只见左手抱着三弦，右手用拨指熟练的弹着开场曲，坐着的茶客们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先生的说唱。只要三弦声一响，就连茶铺外面都站满了听贤孝的人，甚至临夏中学的学生也来当听众。

张先生很聪明，和他住过一个院子的有位老教师曾对我说：我尕的时候，张先生每晚上让我给他念一段《说岳全传》，当时把这叫“过书”。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就按我念的故事情节，用河州方言把它编成贤孝，绘声绘色、声情并荗地说唱给人们听。

他说书时善长用喜庆和悲伤的多种曲调渲染现场气氛，加之抑扬顿挫唱腔的交替应用，让听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些激烈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心理状态被刻画演绎得活灵活现。

罗巷南面有个秦腔戏园子，对着大街的巷道口，高高地挂着戏剧广告牌。一般情况下，古历正月演的是《龙凤呈祥》，五月端阳节前后演《白蛇传》，七月演《天河配》，腊月演《大反串》，戏园子一年四季演出的剧目很多，里面总是很热闹。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戏园子门口和巷道口早早就贴出了海报。

吃过晚饭以后，人们带着家人或朋友们三五成群早早到戏园子来抢位置，等待好戏开场。

进了戏园子门，中间有座位，人们把它叫座票，两面边里用木栅栏隔开，没有座位，看戏的人便把它叫作站票。

戏园子里面卖香烟瓜子的小贩，脖子上挂着一个木头板子做的方盘，两端用布带子系住，吊在胸前，里面装着各种香烟、洋火和一排排尕包包，尕包包呈粽子状，里面装着日头花。小贩在座位两边的过道里穿来穿去，谁要是站起来向他一招手，他就立马跑过去，热情地把东西卖给对方。

看戏的人一边嗑着日头花，一边看着大戏。

所谓戏，就是演的人永远也演不完，看的人永远也看不够的两本戏，不是公子缠姑娘，就是奸臣害忠良。

紧靠戏园子的罗巷西北角，有一个大院子，老人们习惯性的把这里叫“罗巷茶院” 。院子里长着几棵果树，树下面和房子里摆着桌子和木头凳子。夏日里，人们吃过午饭，没事就来这里喝茶、下棋、谝闲传。

北面搭建了一排平房，有几间没装前门面，里面坐着一伙自乐班，他们每天敲打着锣鼓，拉着二胡吹着笛，唱眉户，喊秦腔，还唱酒曲和河州小调。

那时看电影有两个场所，一个是南门外的团结电影院，还有一个是罗巷口对面的放映站。

放映站是一个住着人家的院子，院子西面有一间尕房子，房子西面和东面的墙上，掏了两个尕洞洞，装上木板做成的尕窗，尕窗平时从里面扣着，放电影前早早打开西面临大街的窗，做为售票口，到了开演时间，才打开房子东面的木头尕窗，这里又成了放映室。

院子东面两根木头上悬挂着一块有黑布边子的白色放影布。大院中间钉着一排排的半圆木头座位，一张票一毛钱，来早的观众就坐着看，来迟了就只能围在四周站着看。

一出南门叫城外，也叫南关八坊。八坊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回族擅长经商，在城门外的两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子，为了遮风挡雨，小商贩们在一根细木头椽子上，凿四个小眼，插上细木条子，绷上白布，用石头挤住下面，中间再用绳子拉住，立在摊子边。卖的吃食有酿皮子、荞糁子凉粉、甜麦子，还有棕子等。戴着白帽的尕娃们守着枣水摊子，装在尕碗里煮熟的枣一毛钱一碗，枣水一分钱一碗，为防灰尘跌落，枣水碗上面还盖块尕玻璃。

以前的南门桥是木头撘的，圆形的木头上用马簧钉着厚木板，当时的人把这桥叫“南门板桥”。紧靠板桥左边是东乐轿，右边是西乐轿，都是用木头盖起的两层楼房，里面卖有手抓羊肉、面片子，还有河州包子等，一天到晚生意很红火。东乐轿河对面有一走人的尕巷道，叫“哈泡对”，巷道两旁铺面相对，间隔约两米左右，非常繁华。西乐轿河对面是南关清真大寺，寺门对着大街，二门拱顶矗立着一座古典式的木雕唤醒阁，庄严而肃穆。每天，从拂晓前到黄昏后的五次礼拜时间，都有人准时在阁楼上呼唤着穆斯林群众前来上寺，虔诚礼拜。整条南关街都是铺面，有开馆子的，也有卖各式各样民族用品和山货的。靠西边街的铺面前，有许多回族小伙子，他们每天坐在各自铺子边的木凳上，用各种彩线钩织着回族妇女戴的帽子。他们钩好以后，就把它绷展挂在铺子边一个立放着的木箱里，木箱比较薄，为防尘土弄脏他们精心勾织的花帽，箱子前面装了一扇玻璃门。过来过去的买主可以从玻璃外看货，选好后他再取给你。西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顺着百货公司跟前的巷道进去就是团结电影院。

临夏女子中学在前河沿。那时回族姑娘上学的不是很多，城里去上学的女学生倒有一些，来回走的时间一长，街两边的铺子家们都能认识她们。虽然不知道学生们的名字，但按容貌长相，体形态征，他们给每个女学生起了只有他们清楚的绰号。下午放学后，就在铺柜后面悄悄数着，小声议论着走过去了几个，还有几个没过去。

临夏人很喜欢栽树养花。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门道里、前院后院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栽着的树木和种的花草。

一般大门外的路边栽有榆树、槐树、白杨。门两面的陲头跟前种有七里香、金银花、何首乌等。长长的枝蔓顺着门墙攀沿上去，吊在大门房顶及两边的陲头上。

有的人家的大门两边还种着葵花。临夏人说的葵花不是日头花，而是一种草本花卉。花杆很高，开花时玫瑰红和粉红色的花朵一层层往上长，很是好看。花蕊形状像石磨盘，尕娃们喜欢摘下来吃，因此它也被称为“尕磨花”。葵花是冬根，开春松土后撒上花籽，不用操心，往后年年开春就会发芽。

老人们经常坐在大门前两边的石头上，做着针线、拉着家常，或引逗着尕孙子玩。

大门道照壁前的石子里，种着玫瑰红或粉色的石竹花，黄色的金莱。有的人家还在门道里栽有一棵树身弯弯的林柏。院子里一般种着树和花草。果树有苹果、沙果、樱桃、李子、楸子等；花树有牡丹、探春、迎春、林柏、碧桃等；花有大丽花、芍药、藏金莲、百合、海娜等。房子廊沿下的石子缝里，也和大门道里一样，种着好看的石竹花和金莱花。

石子前的地里，还种有刀豆和喇叭花。开春撒下种籽，等刀豆和喇叭花的小苗在春雨里破土而出，长出弯弯曲曲的枝蔓时，勤快的女主人就在枝蔓旁插一根扫帚棍，上面系上细麻绳，一直拉到房沿椽子头边再用钉子固定住，让枝蔓靠着它顺着麻绳缠绕而上。紫色和粉红色的喇叭花，红色的刀豆花，在桃形的绿叶空隙里，一串串吊着，很漂亮。

河州的春天是属于牡丹的天下。清代诗人吴镇曾写下“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的诗句，来对河州牡丹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的诗句真实地反映出临夏人喜爱牡丹的盛况。

据说家里栽一窝牡丹，就好比埋了一个宝罐。所以无论穷富、也不管院子大小，家家都栽有牡丹。到了五月牡丹花开时节，阵阵花香扑鼻而来，蝴蝶蜜蜂飞舞其间，人们就互相串门赏花聚会。热情的东家在铜火壶里用木炭烧上刚拉上来的井水，把尕桌子搬出来放到院子里，三炮台碗子擦干净后下上茶叶，等烧的水翻滚开来，倒入碗子中，一边喝着茶，一边观赏着院中盛开的各种牡丹。

吃过晚饭，一轮明月从天边缓缓升起，空气中涌动着牡丹、林柏发出的阵阵香气。大人们悠闲地坐在院子里的尕板凳上谈天说地，娃们乘着月光，在树影花丛中你藏我找，嬉玩追闹。

阿奶们把尕孙子揽在怀里，一边双手拉着孙子的手前后摇动，一边哼着不知祖辈流传了多少年的歌谣：

打锣锣，磨面面，

阿舅来了擀饭饭。

擀白的，舍不的。

擀黑的，羞人呢。

…………

*公鸡，叫鸣呢。

*母鸡，下蛋呢。

*鸭子，劈地啪达过河呢。

河的对面一个野雀窝，

野雀窝里一根蛇，

吓的奶奶叫爷爷。

爷爷活了八十八，

两把胡子抹一把。

奶奶活了九十九，

九层楼上吃蜜酒。

你一碗，我一碗，

打破沙锅我不管。

在这宁静的夜晚里，大地上的一切显得那样的美好与祥和。

太子山下美丽的家园，大夏河畔古老的城镇，浓郁纯朴的民风民俗，编织成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市井图画。勤劳憨厚的临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心中永远美丽的临夏。

遥忆

一九五三年古历七月十八，我出生在西北河州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家里。

听母亲讲，我是在西门横（音huai）街老宅东北角旮旯房里出生的。

旮旯房是两间土房。木头单扇门做的结实而有厚重，窗框很大，但没装木格窗子，只安了两块像门板一样的窗扇。晚上睡觉时把门和窗扇一关，顿时就没了亮光，屋里一片漆黑。母亲说我出生后她身体很虚弱，也不知道什么时辰，只听见远处传来公鸡的报晓声，才知道天快要亮了。

父亲（我们这地方叫大大）按照我们家三个儿子家名是“德”字的顺序，给我起名德安。小时候的我不知道当初父亲给我安这乳名是何用意，等我往后长大成人，才慢慢悟出父亲给我的期盼就是一生讲道德，求平安。

母亲日夜为我操心，深夜里一次次点亮油灯换褯褯喂奶。长大后我听母亲说，在那些日子里，天亮后她看见满地都是擦过的洋火把把。

冬去春来，在古老的催眠曲中，母亲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 哦...哦...哦哟哟...

尕哥哥，睡着着，

睡者醒来了要馍馍，

馍唻？猫吃了，

猫唻？上山了，

山唻？雪压了，

雪唻？化水了，

水唻？调泥了，

泥唻？抹墙了，

墙唻？猪豗了，

猪唻？铁匠娃娃打死了，

铁匠娃娃唻？

十字路上睡者呢，

穿的花花衣裳，盖的花花被……”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在她亲切而又温馨的吟唱声中，我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到咿呀学语、蹒跚学步，长到了三四岁。

那时父亲在夏河县城做买卖，母亲曾带着我去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夏河县城因座落在大夏河畔而得名。县城西头是著名的拉卜楞寺，这里有着浓厚的藏传佛教氛围，每天有许多藏民绕着寺院在磕长头，寺门前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很大的廓拉，每天被上寺念经求佛的人们推着转动。

寺院前有一个很大的场子，生意人就在地上摆着各种杂货摊子，每天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很多。

城南是大夏河，河以南是大山，山顶上是一年四季不化的白雪，山中间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山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藏民们在这天蓝草绿的大自然怀抱中，自由自在地放着牛羊，嘴里时不时还发出噢、噢的尖叫声。

我家的一间尕铺子坐北朝南，铺前是一条不宽的土路，右边紧靠的是门扇被刷成黑色的撒拉店，店里面场子很大，东北角有几间低矮的土棚房，满院子都是厚厚的黄土和散落的麦草。

铺子对面是卖牛羊肉的两间铺面，牛羊肉挂在铺面外的木头架子上，浓浓的牛羊肉味掺和着牛羊粪便味，飘荡在小街的每一个角落。

走过铺子前的街道，穿过南边一条小巷就到大夏河边了。

每天一大早，我都能看见许多穿着青布长袍或羊皮袍子的藏族妇女，一人背着一个大木桶，三五成群地说笑着走进小巷，往河边走去。过了一阵子，又背着装满水的木桶，有说有笑地走出小巷，往自个的家走去。

每当天晴，母亲就端着装有衣服和木头棒槌的盆子，牵着我的手来到河边洗衣服。河里的水清澈见底，能看到许多小鱼在河底的石头孔里游动，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母亲放下盆子，跪在河边拿起棒槌开始洗衣服，而我就蹲在河滩上挑花石头玩。

远处不时传来藏民们的歌声。我拿着花石头站起来朝着河对面看去，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放牛的藏民们光着上身，皮袄缠在腰里，骑在牦牛背上，举着鞭子悠闲地在头顶上甩着圆弧。喊出的天籁之音高亢嘹亮，被风吹得很远很远。

我家的铺子分上下两层，下面开店，上面住人。

我记得每天早上父亲起来穿上衣服后，把白色的方块包脚布铺炕上，把脚放到布中间前后包住，然后再穿上母亲做的布袜子才下炕，趿着鞋洗脸后就下楼去开铺子。

他先把铺子门板卸下来立在门外，在铺柜前放两个木头长条凳，后面的靠着铺柜，前面和铺子门并齐，然后把门板抬过来两块平放在凳子上，门板上再铺块白布，便成了一个简易的售货台。然后，把装着不同茶叶的几个撇口子瓷盆，从柜台上拿过来，一一摆在白布上面，每个瓷盆的茶叶里插着一个二指宽的写有价钱的硬纸板长条子。香烟和其它货物，摆在铺柜后面靠楼梯的货架上。

货架侧面和铺柜之间靠墙放了一张黑色的尕桌子，上面有三个抽匣，上面两个小，下面一个大，靠柜台的尕抽匣是用来装钱的。

父亲做完这些活后，用鸡毛掸子掸去货架和铺柜上的灰尘，擦干净桌子后，就坐在桌子前的凳子上，一边吃着母亲烙的热粇子（饼子），一边在碗子里喝着茶，耐心地等着买主。

货架后面靠墙是木制的楼梯，前面因有货架挡着，楼道里总是很暗。顺着楼梯上去，楼梯囗靠墙用泥砌了一个尕炉子，跟前堆着一些碎柴。每天早上母亲总是先早早起来，洗脸后就在这尕泥炉子上烧火烙馍，平常母亲做饭、烧开水都在这尕泥炉子上，只要一烧火，小楼里到处都是烟。

楼上还盘有一个土炕，炕跟前有一个不大的糊有麻纸的木格窗，这是楼上唯一采光的窗口。天热时窗子从外面挂起，用来通风，儿时的我总是从炕上趴到窗台上往外看。

窗户边还有一个板装的双扇尕门，走出门便是一块土平台。就在这平台上，每天晚上母亲双腿跪地，把炕填得热呼呼的，睡着很是舒服。

平台靠前拉了一根细铁丝，母亲把洗干净了的衣服端回来，一件件晾晒在上面。衣服将铁丝压成了弯弯的孤形，被草原上的清风一吹轻轻飞舞。

每当我哭闹时，母亲就抱着我站在这小土平台上哄我。我好奇地透过衣服空隙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们。母亲还把远处云遮雾罩的雪山指给我看，这就是儿时的我眼里所能看到的外面世界。

我天天在铺子门前玩。每天都能看见有一个刚过门的回族新媳妇，从我们铺子前走过。早上她从上街走下去，晚上又走上来，好多天都是这样。

新媳妇穿着杏黄色的半长袍绸子衣裳，头上蒙着淡黄色的面纱，盖头两边长长地吊着两个圆形的大黄铃铛，走起路来，很远就能听到铃铛的响声。尕娃们随着铃铛的响声，就跟在后面起哄：“新媳妇过来了，新媳妇过来了……”。听到喊声，路上的行人就会停下脚步，就连两边铺子里的买卖人，也都跑出来观望。

只要一出现这种情景，母亲就走出铺子抱起我也来观看。我问母亲：“妈妈，新媳妇为什么要用盖头遮着脸？”母亲逗我说：“那是新媳妇害羞呗，她的脸怕你看见，就用面纱遮着。”多少天过去了，新媳妇的脸究竟什么模样，我们谁也没有见过。

一天早上，父亲带着我到东面河边的一个寺里去烧香。我记得那寺门不大，进去以后见到院子里东北面都有房子，里面供着佛像。父亲让我跟着他对着佛像磕头。北房里供有三尊佛，我只磕了两尊，靠左边一尊的模样我看着有点害怕，就没敢近前。父亲在北房东房的每尊佛像前都上了香，并依次磕了头。

大约过了几个月时间，母亲就带着我离开了夏河。回来时间不长，我父亲也回到了临夏老家。

老宅

顺着城外的大路，走进往日临夏的西城门。顺着下坡往前走不多远有一个十字路囗，东西为西门大街，北面巷道里面因为有城隍庙，所以人们都习惯性的把这条路叫隍庙街，对着隍庙街南面的是西门横（音huai）街，我家就住在这条街的中间。

听父辈们讲，我家祖籍原来是山西的，因为生计，老祖先从山西太原经商过来，后来定居河州。清朝同治年间，河州发生战乱，城里死伤了很多人，我们家也难逃一劫，最后只剩下十岁左右的太爷被人掳走。几年后长大成人的太爷又重返故里，当他凭着儿时的记忆找到西门横街时，巷道里昔日的家院早已不复存在，长满杂草的路边长满了树和蒿草。凭借着一丛落地生根的白玉簪花，才找到老宅故地。剁了树后割蒿草，他就地取材先搭了一个窝铺住下来，白天晚上劳动，开始着手重建家园。

太爷很能干，且能吃苦，相处时间一长，深得众邻里们的喜欢。他为人正直、诚实，在周围口碑很好。同时他也是个持家理财的高手。刚开始时他做点小生意，后来买卖一大，又在南门瓮城里开了两间铺面。

成家后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节衣缩食苦拔硬挣在老宅里先盖起了三间西房及紧靠南面的尕房，还有北面的井房和套房，一溜盖的都是瓦房。就当年来看，从无到有在废墟上盖起八间瓦房，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房子布局看，宽敞大气，结构合理。可见，太爷是一个很有计划和远见的人。后来，他又积攒了木料和砖瓦，用心地把这些材料堆放在后院，在准备要翻修北面和东面的土房时，不幸患上急病，医治无效而离世。那一年，他刚三十八岁。

我的阿爷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子。但因为他很不醒世，好吃懒做，所以原来比较殷实的家产到了他这一辈，日渐衰落。更让人忧心的是，后来他还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烟瘾上来就偷家里的东西到街市上去卖。听住在街口的秦家阿爸说：他小的时候，在西门横街老巷道里就看见过阿爷怀里抱着个棉袄在前面跑，阿奶扭着尕脚在后面边喊边追的情景。

我阿奶是张高宗大户人家的姑娘。娘家原来在旧时衙门东北边的街面上，宅子一进两院，前院西房住着伙计，后院住着东家一家，是四合院瓦房，堂屋是虎抱头的大三间。阿奶自嫁到我家，她对阿爷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看不惯，并且非常讨厌他，可是又无可奈何。虽经不断劝说，可是阿爷恶习不改，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没办法，阿奶就央求人在后院盖了个猪圈，养了一口老母猪，以卖猪娃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后来阿爷在生活相当拮据，吃不上一口烟的日子里，他连家里人住的老宅都想卖了。虽然阿奶不常出门，但也风风虚虚听到了一些阿爷想卖老宅的传言。

有一天，买主悄悄进了外大门，他没敢贸然走进院里，就站在二大门外，从大门道里来看看我家院子的大小和房子地状况。阿奶当时在灶房做饭，她从窗子里一看到这人，就知道是来看庄窠的买主。很是气愤，她就顺手提起案板上放的切刀，扭着尕脚跑出门去。边跑边放声大喊：“你有本事你有钱，你就来把我一家婆娘娃先*了，再来买我家的庄窠！你*不了，就嫑想从我手里买走一块瓦大的庄窠！”买主一见阿奶的阵势，吓得头也不回撒腿就跑，阿奶大声喊着一直把他追出了巷道口。

事后，阿爷见了买主就问他还买不买庄窠了，那买主连声说：“不买了，不买了，你家里的婆娘太厉害了。”

由于阿奶的坚持，阿爷最后也只好作罢。现在看来，幸亏当初是我阿奶的果断、泼辣，才保住了我们家今天的老宅，使一大家子人才有了一个遮风挡雨，安稳居住的家。

我家庄窠地约有一亩左右。宅子由大门道、前院和后院组成。

青灰色的砖大门坐东朝西，高大的门脊上盖着板瓦，半圆形地门顶被精雕细琢的一块块圆形青砖箍个半圆，像三国时期诸葛亮头上戴的帽子。听老人们说，这种造型的大门也叫孔明门。

大门门面装修得也很讲究。门扇上面的框子里是五个木头旋的圆柱，造型和罗马柱相似。圆柱后面钉了一块薄板，下面框子木板上刻有一条条做工精细的凹槽。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把脚尖扣在下面的门扇框里，两只手紧紧抓住门扇上的圆柱，把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觉得很好玩。同临夏每家的大门一样，我家的大门也用墨汁刷成了黑色，门框边和门扇上的花边，用油漆描成了大红色。大门框右上角有一块巴掌大的用白油漆刷的门牌，红线打的格子里写着临夏市光明路9号。听说这种样式的大门河州只有三家。一家是前寺街上的何家；另外一家是是城外八坊里的拜家。

听哥哥们说，我家大门原来是泥坯砌的土圈门。后来，经人保举当媒，把我三爸和张家大小姐说成了姻缘。张家是大户人家，又与我们家住一条巷道。为了门当户对，我二爸就出钱修了现在的大门和大门道里面的照壁。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大门左边有一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老榆树。树身又高又大，夏天里树荫可以遮住我家的大门道和半个院子，依稀记得母亲经常抱着我站在老榆树下，等哥哥姐姐们从学校回来。大门右边的小水沟边上，长着一溜榆树。靠大门墙根处放着一块里高外低的大青石头。

大门道长约十米，宽约二米多。为了防下雨路滑踩坏门道里的土路，门道中间每隔一步左右父亲就用石子铺了一个圆形的石鼓，一直铺到二大门前。迎门的青砖照壁，中间堂子上没有砖雕的图案和福字，但做工很精细，经过打磨的方砖缝子很严实。照壁前石子缝里种有黄色的金莱花，靠南栽着一棵造型弯曲的林柏树。

照壁左手是二大门。临夏古人言，“要得家里富，大门修个拐打肚”，有了二大门，就真成拐打肚了。

二大门是本色木头，没有刷漆，上面的一道插手雕有木刻，因我大哥在部队，插手前挂着临夏市人民政府送的红底黑字的牌匾，上面写着“光荣军属”四个字。两块门扇很厚且结实，走进二大门，右面门扇后立着一个晚上闩门用的门担。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香龛，因逢年过节烧香点灯，里面被烟熏得很黑，龛里放着一个装有沙子的纸盒，上面是一层烧香时掉下来的香灰，这是供奉门神爷的地方。

我们家院子比较大，很方。从我记事起，父亲三兄弟已分家，二爸家在西门街另住，老宅院住我们家和三爸家。我家住北房，三爸家住西房，东面是两家的灶房。

迎门北房三间土房是我家的堂屋。泥抹的廊檐台子边铺着长条砖，四扇板装门，平时只开中间两扇，门上挂着白门帘，铜挂勾上面刻有双鱼戏莲的图案。门两边是不大的木格窗，窗子两边是板装的，里面装有可以拉动的窗扇，冬天天冷，晚上为了隔冷保暖，父亲就把两个窗扇拉到一起。外面窗台下两边的土墙原来是青灰色的，为了好看，后来母亲央及人，在调好的白灰里加上土红抹成了鸡蛋皮的颜色。靠西窗下是炕洞门，填炕用的木锨和把子，是从一块整张板子上锯下来的，向里弯着的木锨因用的时间长了，连磨带烫前面已磨去不少，锨把很光，母亲把它立在堂屋陲头的拐角处，便于填炕和掏灰。

东边陲头靠里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木头做的天爷牌，前面的板子上放一个尕瓷香炉。

门前靠西有一棵红李子树，旁边有一窝开花时白中透着豆绿，花名叫“绿蝴蝶”的牡丹，靠东有一棵林檎树。为了防止檐水损坏地面，廊檐台子前还铺有鸡蛋一样大小的石子，母亲把石子取掉一些挖了两个坑，一边一窝种上了七里香。过了两年花就开了，一窝是粉红，另一窝是玫红。母亲站在木凳子上，用细麻绳把带刺的树身上头绑住，颠着尕脚把它挂在房檐前的钉子上。她把这两窝花不叫七里香，也不叫刺玫花，而是叫九姊妹。我长大后曾好奇地数过，真的是九朵小玫瑰一簇，长在一个花枝上。

堂屋里靠西是一个满间炕。为了防土和隔烫，炕上最底层竹编蓆上铺着毡，毡上面铺着有百鸟朝凤图案的大红栽绒毯子，上面放上叠好的被和枕头。冬天的晚上，母亲怕炕太热烫坏了毯子，就把靠炕洞门的半面毯子卷成一个筒子让我们当枕头，到了第二天早上叠被时又把它拉开铺平。

炕上靠右墙放着一个橱柜，上面放着两个箱子，大红色的油漆上面还刷了一层桐油。橱柜的两扇长方形门上用金粉描有《百古图》，两边圆形里是《麒麟送子》。饰件都是黄铜的，上面挂着凹形的铜锁子，多少年过去了，它们依然光亮如初。这是我母亲多年前的嫁妆。

炕边的白布围子上，挂着外奶用布条编织的针扎和绸子绌的香包。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副四条屏的山水画，挂着一把父亲从夏河带回来的牛角腰刀，刀鞘上系着用绿丝线编的长穗子。

我清楚的记得，当年在四条屏之间，还对称形的挂着两个红泥做的浮雕胖娃娃。彩绘的胖娃娃头上两边扎着发髻，系着红肚兜，怀里抱着花篮，咧开大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显得很是憨态可掬。这两个胖娃娃不仅压住了四条屏跷起的边子，还给屋里增添了许多喜气。长大后我总想起这对构思精巧，造型朴拙，惹人喜爱的胖娃娃。老艺术家们独特的创意，真让人叫绝。

堂屋正中间靠后墙放的是长琴桌，桌前放着一张围有红缎子桌围的八仙桌，桌围上绣有“狮子滚绣球”图案，两边的红布带子拉下去系在了桌子撐子上。桌两边各有一把黄色的太师椅。长琴桌正中供有紫红色的阴楼，阴楼前面是四扇尕门，精雕的前檐向两边翘起，做工很讲究。前檐两边挂着用绸子绌的一对《松鼠吃葡萄》的香包，一个个葡萄做工精细，叶子上的线条是用金粉描的，小松鼠造型栩栩如生，下面吊着长长的丝线穗子。长琴桌右边放着一个紫红大瓶，里面插着一把鸡毛掸子。旁边放着一个造型像大肚葫芦的小花瓶，鼓起来的白色瓶身上彩绘着一棵松树，树下站一官人，留有黑胡子，穿着宽袖黄袍，戴顶黑帽，左右两个童子手里拿着装有菊花的花篮，人物脸部是用深红色的单线描的。瓶口是浅蓝色的，上面描有深蓝色的回形纹，瓶底印有“乾隆年制”四个红字。花瓶跟前放着一盏有玻璃罩的大铜灯，这灯只有在过年时才用。长琴桌左面斜摆着一面临夏人叫插屏的长方形水银大镜子。黑色的镜框安插在棕色的本色木头做的镜架上，镜架上面的长方形堂子里依次镶嵌着浅色木头刻的梅、兰、竹、菊图案，镜架做工很精巧。

老人们说：“进了河州人的堂屋，一看琴桌上的花瓶、插屏和中间挂的字画这三件摆设，就知道这个家的品味和家底了。”但从我记事起，我家堂屋中间的长琴桌上只有紫红大瓶和本色木头做的插屏，阴楼后面并没挂什么字画。

听三哥讲：以前在我家佛楼的后面墙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画的坐着的观音图，因年代久远这幅画已很旧了，字画上还有雨水洇湿过的痕迹。还没分家时，三爸常常站在堂屋中间，一边欣赏着这幅观音图，一边说：“往后分家我啥也不要，给我这幅画就足矣了。”后来估计，这幅极其珍贵的画很有可能是被烧了。

阴楼前的八仙桌中间放着一盏很古老的铜油灯。灯两边各摆两个细瓷的三炮台碗子，中间两个是红色的，底盘像荷叶两头往上卷，碗子外面的白色空间里描有花卉，边上两个花纹是蓝白色的。桌沿边摆着黄铜的香炉、香筒。

插屏和炕沿头橱柜的中间墙上，挂着一个蓝布做的信兜，上下三层，每一层都有四、五个小布兜，里面装着家信和一些日用的零碎物品。

堂屋右间正中放了一个刷成红色的三格大板柜。（板柜在过去是用来装粮食和面的。）前面平平的三格里，中间画着工笔人物《全家福》，两侧画着山水。

板柜中间供着造型像一座瓦房的佛楼。佛楼的六扇门和外面都被刷成了橘红，柱子大红，上面木雕的瓦是青灰色。佛楼的门关的严严的，因为大人们从未打开过，我也不知道里面供的是哪尊佛。板柜右边放着一个红色的圆形帽盒，上面用金粉描着古装人物。左边放着两把茶壶。一把是白色的，圆圆的壶上面有一个仕女的半身像，发髻挽得很高，蓝色衣服，红色领口，水袖掩一花锄，花锄后面挂着个花篮，空白处写有 ‘梅蘭芳’三个黑色的繁体字。长大后我才看出这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的《黛玉葬花》剧照图。另外一把是桔红色的，中间空白处用本色描着图案。

茶壶上面的墙上贴着一张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的摄影画片。画面上男孩穿着白色的海军装和蓝裤子，笑眯眯地歪着头，他把一只和平鸽轻轻地抱在脸颊旁。女孩梳两只小辫，穿着土红色的大襟半截袖花衬衫，怀里也抱着一只和平鸽，抬头看着男孩。下面绿底子上写着《我們熱愛和平》白色的繁体字。

板柜前面中间放了一张核桃木本色的半圆桌，三条桌子腿弯弯的，中间雕有松鼠吃葡萄的图案，大人们把它叫月牙桌。桌子中间放着一个深蓝色的瓷香炉。

东间正中放了一个黄桌子，上部有两个抽屉，下部中间有两扇尕门，家里人都把这桌子叫黄抽匣。黄抽匣两面各放一把黄色的靠背椅。桌子中间摆着一个上圆下方的老座钟，几点就响几下整点报时。钟右边放着一个五层的菜盒子，听母亲讲我哥哥他们上学旅行时，就用这菜盒子提饭菜。最底的一层装上凉面，中间三层装菜，顶上扣个尕碗，将把子上的铁条拉下来，铁条就紧紧的扣在了碗上，这样即用不着担心碗掉下来，而且到了目的地，还有了碗。钟的左边放一个中间凹下去，装有铜饰件的黑皮枕箱。听母亲讲，这是父亲以前出门做生意时用来装钱的，睡觉时又可当枕头，即安全又实用。钟前摆着两个小瓷碟，里面各扣着一个薄瓷茶盅，茶盅上有篮子里装着菊花的图案。

黄抽匣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副手绘的四条屏，边子是用深蓝色的布装裱的。每幅画的上面都有树，树下面站着古代的一老一少两个人。我记得其中一幅画的是，在一丛竹子前，站着一位老汉和一个书僮，旁边画有两只白鹅。靠窗的墙上钉着一张《小放牛》的画片。

堂屋陲头边靠东面的道道里有两间土房，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家里人平常把它叫旮旯房。

靠大门东边三间是土房，双扇门两边是一大一小的木格窗。门前靠左长着一棵很大的沙果树。每当夏天沙果熟了，一个个红中透黄，咬一口，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是好吃。母亲还在窗前的廊檐台子下种了刀豆，以遮住夏日炎炎的太阳，刀豆前种着海娜和藏金莲花。

东房进去，迎门中间放着一个三隔画着山水的板柜。左面盘了一个土炕。炕后面的道道里砌了一个土台子，上面放着一个没有刷漆的旧木头箱子，箱子上放着母亲做针线活的笸篮。

靠右一间虽没有隔墙，但成了家里做饭的灶房。窗前支块案板，案板上靠墙放着一个木头碗架。里面是泥砌的锅台，前面大锅因有一个沙眼做饭时漏水，家里人就让钉匠在锅底钉了一块厚厚的圆铜片。后面冒烟洞跟前安一尕锅，因为在大锅的后面，家里人也把它叫后锅。如果家里来了客人，臊子炒好后先舀到后锅里，这样在前锅下面时，后锅里的臊子也很烫。平日前面大锅烧火做饭，后锅里也倒上水，吃过饭后就用这烫水来刷锅洗碗或搅面头。尕锅后面的墙上挂着木制的灶爷牌，里面粘着手印的灶王爷，两侧贴着红对联，牌前的木台子上放一尕香炉。紧靠锅台左边是烧火的风匣，风匣上压着一块扁平的石头。

平日里我们吃饭，以及晚上睡觉多在东房。

院子的西北角是我家的三间拐角瓦房，大人们把它叫套房。套房一门一窗，窗前有一棵树型很好看的林柏树。进屋后靠左拐角处是炕，炕前面用木板做了装饰。屋里放了两个尕方桌，桌两边各放一把椅子。套房给人的感觉就和娃娃书上古代的闺房很相似。因为平日里很幽静，套房就成了看书学习的好地方。每当春天窗前那一簇簇素雅淡紫的林柏花，呲开小囗喷发着香气时，二姐总喜欢摘几枝，插在花瓶里，将它摆到方桌上。还听我哥他们讲，当年三爸结婚时的新房也是这套房。

西房三间出檐瓦房，是三爸家的堂屋。廊檐上有两根木头柱子，为防潲雨，小青砖铺的廊檐台子比较深，台子两边的墙上有青砖围的长方形影壁。中间是四扇板装门，平时只开中间两扇。门顶上挂着木头做的门儆，下面挂一白布门帘，挂门帘的铜钩和我们家的一模一样，也是双鱼戏莲的图案。窗是一间一扇的大木格窗，两边是八卦套田字图案，中间是可以挂起的方格窗，窗子的木格工艺做得很讲究。

西房两边陲头前各有一棵红白樱桃树，五一节过后，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日照，樱桃的颜色开始渐渐变色，红的像一串串玛瑙，白的似玉，嫩嫩的很光亮。门前靠左面还有一棵包核杏子树。

走进堂屋，北面是一个满间炕，炕沿下面的挡板是木头做的。炕上摆放着叠得很平整的被子，炕后面的墙上钉着徐悲鸿的三马画片，还有一张画片是一位女老师带着娃们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的，活泼的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西房中间摆着一个方桌，桌子上放着一个装有杯子的茶盘，茶盘前放着一个小闹钟，表盘边上标有十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是蓝天，秒针上的一颗卫星，每时每刻都在转动。方桌一边放了一把老式椅子。偏左的墙上挂着一个边子很窄的棕红色镜框，里面装着阿奶的画像，听说这像是三爸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花钱专门请人画的。和方桌并排放的是一张两边卷起，雕刻着祥云图案的长琴桌，样子就像古装戏中大老爷升堂时，前面放的长案一样。长桌边放着两个白色的瓷器上有红梅花的碗子。屋里南面放着三娘的陪嫁橱柜和箱子。因为三娘外家是大户人家，橱柜上用金粉画的《麒麟送子》图案，还用黑色的线条进行了细描。橱柜上面放的也不是木头箱子，而是两大一小三只棕色的皮箱。橱柜和三个皮箱上的饰件都是铜的，锁子也是凹进去中间有一铜杆的老锁。西房门背后的木柱子上挂着一把二胡和一支箫。二胡外面是白色的布套子，三娘在上面绣了一条乌篷船，上面坐着一个戴着斗笠的渔翁。

晚饭后，三爸有时会坐在西房廊檐下的椅子上，吹会箫或者拉一段二胡。在宁静的夜晚，三爸吹奏的曲子是那样的优美好听，只要我们一听见就会急忙跑过来，围在他身边惊喜的盯着他。

西房南边是三爸家的两尕间瓦房，装有双扇板装门，一个木格窗，家里人平常把它叫尕房。

尕房窗前有一棵樱桃树。有一年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樱桃。樱桃红得发亮，像一颗颗打磨得又圆又滑、晶莹剔透的红宝石。二姐为了惹我高兴，她把一颗带把子的红樱桃绑在额前的一根头发上，揺着头甩来甩去逗我玩。

一进尕房门，右边放着一个小方桌和两把躺椅。迎面靠墙的橱柜上放着一个棕色的大衣箱，听母亲说这是阿奶的陪嫁。靠窗有个不大的用木板围了边子的土炕。

三爸家东面的两间灶房是土棚。一间装着双扇板装门，一间安着木格窗。门前靠右面种有一棵扁桃树，但很少结桃，有一年结了三颗，我一看绿绿的很扁，但没长多大就掉下来了。桃树旁边还有一窝牡丹和一棵迎春花树。树下放一半截子水缸，树上挂着一个舀水罐，大人们打水时顺便把这缸也倒满，太阳把水晒的热呼呼的，平时家里人坐在树底下把菜择好，就用这缸里的水洗手和洗菜。

厨房里面迎门放着一个没有刷漆的两隔旧木头板柜，左面靠墙立着一个吃饭用的大红炕桌。案板支在窗子跟前，灶台后面的墙上没有灶爷牌，而是有一个凹进去的小方洞，里面装着碗碟，外面挂块白纱布。风匣上压着的青石头，被三娘擦得很亮。

那时候的大人们，对我们是很少说起他们自个的不是，好以此来维护他们在娃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尊严。长大后我听母亲说起多年以前，为打发灶爷发生在这老灶房里的一件事情。

那是解放初刚分家不久，三爸家的灶房仍在这东面的老灶房里。到了腊月二十三，三娘也照我母亲的样子，精心烙了十二个尕圆馍。晚饭后在自家的灶房里，灶爷牌前点了灯和敬了香，献上馍和糖瓜准备打发灶爷。

三爸是个文化人，他不信神。回家后走进灶房一见到这很是生气，就把灶爷牌和献在锅头上的供品一把抹到地上。看着三爸生气的样子，三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自个错在哪里了，只好默默地蹲在地上，把滚落一地的尕圆馍一个个拾了起来。

三爸家堂屋边墙和我家套房的边墙中间有一间瓦房，因为里面有口井，家里人把它叫井房。老辈子们为了安全，在井房前面还装上了木栅栏。门也是木头做的，门板上钉着铁打的门扣。青砖砌成的井台，高出地面一尺左右。有木把的轱轳中轴一头穿在一根八角形的方木头上，一头放在靠后墙两根交叉的木棒上，中间用绳子吊个石磨盘。那时候的桶子都是木头做的，人们把提水的大一些的木桶叫尕桶，把拉水的尕木桶叫下井。

井房右面墙上挂一个竹子编的大簸篮，地上靠墙扣着一个大木头槽子。

在遥远的记忆中，曾在我家院子里，大人们把这木头槽子从井房里抬出来，高高地架起在两条长板凳上，用它酿造过一次醋。麦麸子经过蒸煮发酵后，经过挤压，淋醋时醋从大木头槽子边上的一个空心木棍里，流进地上放着的尕桶里。醋的颜色比现在用的要淡，但吃起来很香。

在院子的东南角，大门照壁后面有一个道道，里面靠北有两间土房，房子里有土坯砌的马槽，听说以前父亲和二爸做生意时，这儿曾当过马圈，现在成了我家的渣渣房（杂物房）。分家后三爸在道道里靠东墙也盖了一间，用来装烧柴和填炕的牛马粪。道道和东房比较近，平日里大人们做饭时抱个烧火的柴草、冬天揽个填炕的也很方便。

我家院子的南面没有房子，而是用砖围了一个不大的花园，砖上面放着几盆花。花园边有一棵大桃杏树，树跟前放着一块很平的青石头。到了夏天，树上结满了桃杏，一颗一颗橙黄橙黄的很是诱人。

一次趁着家里没人，我拿了二大门后面的门担，站到青石头上去捣树上的桃杏，因人小门担重，举着很吃力。还没捣下一颗，就听见大门道里脚步响，吓得我赶紧把门担放了回去，跑进了大门跟前的东房里。

二大门左边有一窝长得很旺的探春树。南边墙根下地势较高，上面铺了一溜平平的石头，石头边长着几棵形状各异的林柏树。还有一窝叶子是淡绿色，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靠墙梅。

南墙边有一棵高高的香椿树，紧靠树放着一个麻石头。听母亲说香椿树的苗子还是当年三娘从娘家拿过来的。当时她们两人一起在花园里栽了好几棵，唯有母亲在石头咔垃里栽的这一棵活了，三娘说我母亲手气旺。阳春三月，香椿树的枝头上便露出了很小的芽，几天过去芽子就长成了紫红色的嫩叶。三爸腰带上别一尕布包，站在麻石头上借着南墙和树中间的空档爬上去，站在墙头上摘香椿。下来后分一半给我们家，一半留着自家吃。

做饭时母亲把香椿叶洗净后用开水一过，切碎拌上豆腐，撒点盐，泼上油拌匀，一碟春天特有的家常美味菜就做好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过了五月端阳，打雷后的香椿叶就不能吃了。一来香椿叶老了，二来说是吃了打雷后的香椿叶对耳朵不好。

我家北房堂屋边墙和套房边墙中间有一条通往后院的窄道道。当年太爷修房子时，为了防下雨天路滑，在套房和井房门前，还有窄道道里都铺了一层平平的石头，顺着窄道道进去就是后院。

后院门是一个已经很旧了的单扇尕门，长着青苔的檐板已发朽。门框顶上还留有不知何年贴的橘红色对联痕迹，横额上只剩下两个写得很规范的毛笔字。不知以前家里办啥喜事？把对联都贴到后院门上了。

老宅后院没有前院大，也没有盖房子。西边墙跟的大林柏树下，三爸盖了个鸡窝。西北角有一个菜窖，下去里面是两个拐洞。到了冬天，我家和三爸家的冬菜就分别装在两个拐洞里。

北墙边长着一棵桑树。种着韭菜的地里有一棵林檎树。南边一溜地势较高，上面也铺了一层平石头，顺着石路过去，东南角上是用土坯墙围着的茅房。

母亲和三爸都是勤快人。他们在后院里种上韭菜、白菜、糖萝卜，又在地边上种了两窝菜瓜，三爸还在地中间种了一棵杏子树。平时家里做饭就用这后院里种的菜，还有前院里种的刀豆。每当夏天的傍晚，大门外的尕沟沟里下来水，三爸就拿把铁锨，把水从西墙下的水洞里引进来，给菜和树浇水。

平日里后院也是我们几个娃们摆宴宴（过家家），捉迷藏的好地方。

稚趣

暖风吹拂着大地，春天轻轻地向人们走来。院子里的探春花、迎春花、林柏花、杏花、李子花、沙果花，在温暖的阳光下相继开了。一进二大门，树上花团锦簇，阵阵幽香扑鼻而来。

三爸在西房廊檐下的台子上养了几盆花。平日里他一闲下来就侍弄这些花草。有一盆碧桃，他用铁丝把树身育成弯曲别致的形状，又怕铁丝被太阳晒热后烫伤树的枝干，就先在铁丝上缠了一层软纸，然后把树枝缠在铁丝上。初春时节碧桃花开了，弯弯的树身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给人们带来春的气息和美的享受。另外一盆是树枝很细，开着小黄花的迎春柳。

还有两盆是种在土红色瓦盆盆里的白玉簪。绿色的叶子像桃形，花开时颜色是白色的，样子很像古时候妇女头上别的白玉簪子。从三爸精心侍弄花的认真劲，可以看出他是很喜欢这两盆花的。虽然平时看着不怎么起眼，但开花时却秀丽淡雅，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味。三爸还把给我们理发时剪下来的头发，收起来放在白玉簪的花盆里。这是为什么呢？长大后带着这个疑问，我曾请教过不少养花人，他们也回答不了。有一位老教师幽默地对我说：“白色的玉簪就应该配以青丝，那样才显得更美。”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清明节前后，母亲就提前一天在瓦罐里用水泡上炕焦，然后把里黑外红的大刀豆籽泡里面。第二天早早起来，拿把尕铲子，把廊檐下坎子地里的土仔细翻好打细，做好隔楞，靠里边点上泡好的刀豆籽和喇叭花籽，靠外边撒上海娜、藏金莲、六月菊等各种花籽，隔楞上点上凤仙花籽。大门道的石子缝里也要用细铁丝挖一挖，撒上石竹花和金莱花籽。

母亲在堂屋门两边和东房门前种大丽花时，因脚尕蹲不住，就跪着挖了三个坑，下面放点土粪，再把临冬前放在堂屋里的大丽花根，从长琴桌下拿出来，解开上面扎着的旧麻袋片的细麻绳。把大丽花的根拿出来。大丽花的根很像长在地底下的洋芋串，一不小心它就会掉下来。母亲很小心地用双手把它捧着放到坑里，上面添上土，只露出一小段，然后浇上水。

母亲常说：“早起一时，消停一日。”窗户纸一发亮，她就起来穿上衣裳，头上顶块旧毛巾，拿着短把把尕笤帚，先扫纸糊的揭亮窗上的木格子，仔细扫完后就顺手把它高高挂起。

房檐下的廊檐坎子和下面铺的石子，她也是用短把把尕笤帚一笤帚挨一笤帚扫的，院子和大门道里外及后院她平常用尕扫帚扫。做完这些她又打开井房门，摇着轱轳拉上来井水，把尕桶倒满后提到院子里，用尕铜勺把门前发芽的刀豆和花先浇一遍。浇完花又在洗脸盆里倒上水，一手端着盆子，一手五指叉开，把水花花地撒在院子里。就这样，在母亲的精心拾掇下，清早我们一起来就能看到这干净清爽的房前屋后，心情立马变得畅亮和高兴起来。

花开时节的早上，大人们在院子南面的花园里铺上草席放上炕桌，用火壶里刚烧开的水沏好盖碗茶，悠闲地坐在香椿树下喝茶说话。大桃杏树上的花瓣不时飘飘洒洒飞下来，落到了炕桌上和茶碗子里。

到了下午，母亲和三娘还有隔壁邻舍的阿妈嫂子们，总爱坐在老宅西房的廊檐下，做着针线活，拉着家常话。

下班后，三爸从师范学校骑车回家。他把躺椅从尕房里搬出来放在廊檐下，悠哉地躺在椅子里看报纸。平日里我们几个玩耍，也都在这西房廊檐下的台子上。

那时三爸三娘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大儿子振平(祁振平)、女儿振清(祁振清)、二儿子振春(祁振春)。振平哥比我大两岁，振清比我小一岁，振春比我小四岁，再加上我和比我小三岁的我大哥女儿西琳(祁琳)，因大嫂有病，平日里西琳多由我母亲照料，在这个充满欢乐的大宅院里，几个娃们一天到晚玩得不亦乐乎。

花园边大桃杏树上的花开满了枝头，像是下了一树粉红色的雪。晚饭后我们和隔壁邻舍的几个娃，在树底下商量着玩“抬花花轿”的游戏。大家都说振清长得心疼，当新娘子最好。西琳还摘了一支花插在振清的头上，我和振平哥四只手互相套着抓紧做轿子，让振清坐上边，我俩抬着她在院子里转，其余的几个跟在后面一个劲地喊：“咣咣——謦謦謦、咣咣——謦謦謦”，没走几圈，轿散人落地，我们三个人被跘倒在地上，惹得跟着喊的几个娃们笑个不停，连坐在一边说话的大人们也都看着笑了。

西房台子下的石子缝里种着黄莲和粉红色的石竹花。黄莲的花虽然不起眼，但翠绿色的叶子很好看。旁边还长着三娘种的石竹花。

一天下午我们在院子里玩，振清看见廊檐下的石子里有一群蚂蚁，它们在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有的还往洞里搬着吃的东西。振清把我们几个叫过去问：“这么多的蚂蚁聚一起，它们这是在干什么？”有的说是蚂蚁在搬家，有的说是蚂蚁搬家预计要下雷雨。振平哥随手拿起一个细木棍，往蚂蚁洞捣去。这一下蚂蚁们可大乱了，它们放下搬的东西，急急忙忙朝四下跑去，有不少还爬上了石竹花。我一见这就赶紧跑进东房，从炕上放的针线笸篮里，随手拿起一条绿绸子跑出来。我们几个用绸子把蚂蚁们围起来，看着四处奔跑的蚂蚁爬上了绸子，我们就使劲抖动着绸子。看着绸子上的蚂蚁被我们一个个抖落下来，几个人都发出了一阵开心的笑声。

突然天空一声炸雷。人们常说“过雨跷不过门槛”。一时三刻竹子栏杆般的大雨下了起来。我们这才急忙收起绸子，意犹未尽地跑进了西房。

星期天的早上，三爸从外面买回来几只毛绒绒的鸭娃。他打来井水倒进一个大青灰瓦盆里，在西房廊檐台子上晒了好一会，才小心地把鸭娃放进盆里。

我们几个围着左瞧右看。鸭娃在水里游来游去，尕扁嘴黄黄的，可爱极了。三爸拿来一个尕白瓷碟，里面装着煮烂了的小米，他抓着瓷碟将它贴放在水面上，让它们游过来吃。

三爸在后院的西面鸡窝里还养了一只老母鸡，每次下蛋后，他总是很小心的把鸡蛋放到灶房板柜上麦草编的囤子里。等到母鸡找窝了，他就在后院鸡棚里用土坯围一个窝，里面铺上麦草，再把鸡蛋放到草窝里，让老母鸡卧在鸡蛋上孵。等过些时日，一只只尕鸡娃从蛋壳里出来了，毛绒绒的，让人止不住的总想捧在手心里。

中午三爸下班回家，吃过午饭他一手拿着板凳和报纸，一手拿着鸡食，后面跟着我们几个，到后院去喂鸡。

头顶的太阳暖暖地抚摸着土地。后院里母亲和三爸种的菜，在阳光下绿油油的，长势一片喜人。墙旮旯、地隔楞边的小草也已钻出地面，静悄悄地展露着嫩绿的新芽。

三爸打开用土坯顶着的鸡窝门，老母鸡就引着一群鸡娃争先恐后地出来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在菜地里跑来跑去忙着找食吃，我们几个也跟着转来转去。每当老母鸡在松软的土地里刨出一条虫虫时，它自个却不吃，而是抬起头来“咕，咕”地叫着，呼唤鸡娃们过来，老母鸡把虫子用嘴叼起又放下，放下又叼起，做着样子让它们抢着来吃。

三爸坐在大林柏树下的尕板凳上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悠闲地看着这一切。守上一会后，他拿过柳条编的鸡罩放在地上，提起边子，让我们帮着把鸡赶到鸡罩下，然后将装有鸡食和水的尕铁盒子小心地放进去。为防止老鹰和猫来袭击，又在上面压了一块土坯。还叮嘱我们几个娃们乖乖地，别乱动。这才拿起尕板凳夹着报纸走出后院去学校上班了。我们几个还不愿离开，围着鸡罩透过编织孔，看着里面尽情嘻戏的鸡娃们。

三爸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把竹子做的小板凳，板凳做的很精巧，上面刷着黄黄的清漆也很好看。有时我们就骑在凳子上，一只手抓着板凳的前头往前跳，一只手举个树条子当鞭子，嘴里：“得啾！得啾！”地喊着，满院子互相追逐着把这板凳当马骑。

有一次大雨过后，院子的树窝子里积满了雨水。在北房前林檎树下的水窝子里，我们几个光着脚把尕竹子板凳翻过来当船，在水里推来推去玩，院子里充满了欢快的说笑声。可我们没想到竹板凳经水一泡，第二天一干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色泽，变黑变灰了，这难免引来大人们的一阵埋怨。

有时我们在家里玩得惹大人们心烦了，她们就让我们到大门道里去玩。一次我们在大门道里商量着玩“宰猪”的游戏，巷道里的一个尕娃长得比较胖，我们就让他装个猪，可这个尕娃听了以后说什么也不干，他说：“你们凭什么让我装猪呀？”大家说：“因为你胖啊！”“我胖你们就让我装猪啊。”说完他就要往大门外面跑，我们几个一拥而上就把他给抓住了，他手忙脚乱地挣扎着乱踢乱抓，嘴里还大声喊叫着，我们笑着把这个胖尕娃摁倒在地上，把手平平展开当了刀子，在他脖子上一抹，意思是把这肥猪给宰了。宰了猪就要拔毛，可抬起“猪”一看，大门道里什么也没有，这没地方放咋拔毛呢！振平哥急中生智就急忙趴在地上做了案子，我们七手八脚把“猪”抬了上去。大家说着笑着，连这宰了的“猪”放到了案子上也不老实，还在大呼小叫的喊着：“我可不是猪，我只不过长得胖了些……”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这些幼年的趣事，让人止不住的总是觉得好笑。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振平哥穿的衣服是，三娘用旧棕色褐子给他改做的短大衣。

下完过雨（雷阵雨）的天空，显得格外的蓝。有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东边的天空中还会出现一条横跨南北，悬挂在空中的彩虹，此时兴奋地我们就跑到大门外，站在西面的人行道上，或者两个人挤着站在邻家大门边的石头上来观赏这好看的景色。那时候我们把彩虹不叫彩虹，而是叫虹”(hóng),

，有时还会出现双虹。我们望着天边的七色彩虹，心中充满了欢乐和遐想，大家喊啊跳啊，尽情享受着这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丽和乐趣。

“干净过雨邋遢雪。”看完彩虹，我们又挖来路边被雨淋湿了的泥，围在我家大门边的青石头上捏泥人玩。还互相比赛着打响炮，看谁拌得最响。任凭泥水飞溅到衣服和脸上，我们也顾不得擦，完全沉浸在打响炮时你给我用泥补锅，我给你不补的吵闹中。补完锅又重新揉泥做响炮，开始新一轮的比赛。

吃过晚饭，尕娃们都从各自的家里跑出来聚到巷道里。有时候我们就在青石头上，利用它里高外低的斜度，爬上爬下滑溜溜玩。

有时候振平哥坐在青石头上，他把两只手虚握成拳状放在大腿上，我和巷道里的娃们就用右手食指往他的拳里捣，并大声反复地喊着：

“点点窝窝，

糜面坨坨。

点点窝窝，

糜面坨坨

……”

谁的手指头要是被他抓住了，振平哥就把他的眼睛用双手蒙住，让其他人赶紧去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们有时藏在街道边的榆树后面，有时藏在外大门的门背后，有时还藏在大门道里面照壁跟前的墙旮旯里。过会振平哥大声喊：“藏好了吗？”大家说：“藏好了。”振平哥就放开蒙眼人的手，让他去寻找藏着的人。一个个找见后，又重新开始“点点窝窝，糜面坨坨……”那时候我们把这种游戏不叫捉迷藏，而是叫藏藏迷。

还有一种玩法就是让一个大一些的尕娃坐在青石头上，双手蒙住其中一个人的眼睛，让其他几个站一边，然后做各种动作从他眼前过，过一个他喊一声：

“背背兜的过了——”

“洒水的过了——”

“一个尕老汉过了——”

“吃饭的过了……”

几个人的动作不能重复，过完后振平哥就说一个动作，让那个被蒙着眼睛看不见动作的猜是谁做的，猜对了，就把那个做动作的尕娃换上来。猜不对就不换人，让他继续猜，连猜三次猜不着时，就又把他的眼睛重新蒙起来，我们继续做动作过。

清早，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透过晨雾，一缕缕地洒满了院子。

三娘从东边灶房里搬出大红炕桌，放到西房的廊檐底下。振平哥从堂屋里拿出一个扁平的长方形木头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各种长短木头条子，振平哥告诉我们：这叫积木，是三爸托人从兰州给我们买来的。

积木的形状有长有短、有厚有薄、有方的也有半圆的，还有很多是成对的。积木的一面刷有红、绿、黄、蓝四种颜色的油漆。有两个是本色的罗马柱造型，很好看。还有一个是比较大的长方形木头，中间半圆凹进去，上面印有天安门，蓝天和绿色的松树，一边还飞着一只和平鸽。振平哥把它从盒子里倒出来，我们几个就在炕桌上摆积木玩。

我把一样高低，一种颜色的两个积木摆好，上面放一长方形的条子，又找出两个一样高低的往长条子上头摆，摆着摆着心里一急手一动，积木噼里啪啦地倒了。振平哥见我这样，就从积木盒子里取出一张叠成长方形的纸，是各种摆法的彩图。振平哥不慌不忙，一边看图，一边按图上的样子给我们摆，他先把两个罗马柱摆平，再把中间半圆凹进去，上面印有天安门的长积木放上边，然后再把两面摆对称，一层一层小心地摆好，我们几个趴在炕桌边仔细看。

不知是谁一不小心推了一下炕桌，“哗啦啦” 积木又倒了，这回我们可不怕。在振平哥的指导下，我们几个人按照图上的样子，吵吵嚷嚷又开始重新摆玩起来。

“七月七，天上牛郎配织女。”一到农历七月，戏园子里开始演《天河配》的大戏。吃过晚饭出去玩，听巷道里大一些的娃们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到葡萄架下或者到井边去仔细听，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说话声。那时葡萄是稀罕物，葡萄树更少，我们家却有一棵，被三爸栽在一个长方形的花盆里，就放在院子南面花园边的方砖上。

我们几个先在院子里玩。等大人们睡了，一个个轻手轻脚去葡萄树下听，什么也没听到后，就又悄悄过去小心地把井房门上的门扣轻轻打开，蹲在井台旁，把头伸到井边，侧着耳朵去听井底下牛郎织女的说话。出了井房，就小声的互相打问，有的说是听见了，有的说是没听见，没听见的就急着问：“你听见他们说啥了？”听见了的说：“说的什么我也没听清。”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一天我们几个在后院里玩着改锯的游戏，两人互相拉着手扯来扯去，边扯边说：

“吱扎、改锯，

尕木匠啦炒屁。

屁焦了，

尕木匠，

吓撒了……”

玩着玩着，几个人又突发奇想，决定在后院盖一个房子。于是由振平哥带头，用热头花和包谷杆杆在东北角旮旯先搭了个房子架子，然后用旧报纸、日头花叶子在上面盖着当瓦，下面围着烂麻袋片做成了墙，边子上还留了个门，上面挂块旧布当门帘。几个人还把乱扔在后院里的半块砖头摞起来，搬进小房拼成了一个砖炕，我还把家里的三脚圆板凳搬进来当了桌子。

夜幕降临的时候, 一轮皎洁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天上，她像是在望着我们，对着我们笑，倾泻下来的月光把后院照得很亮。我们几个脱了鞋挤坐在砖炕上，把几双光脚对在一起，玩起了脚印脚印盘盘：

“脚印脚印盘盘，

一盘盘到南山，

南山兵斗，

野狐子抓个，

爷爷奶奶蜷了一只腿。”

然后一个人抓住另外一个人的脚趾头，一个问几个答：

“哎哟，”

“咋了？”

“蛤蟆骨朵咬了，”

“咬死了么咬活了？”

“咬死了。”

“踏毛，踏毛！”

我们用沾着土的光脚互相蹬着对方，平时清静的后院，在这一刻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几个人还商量着晚上就在这里住，不回屋了。

大人们叫了几次我们都不回去。随着夜深天凉，大人们也被来回叫得不耐烦了，我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亲手搭建的小房子，跟着大人回前院睡觉去了。

院子南墙边的香椿树下放着一块平平的麻沙石头，我们几个经常在这石头上摆宴宴玩。在尕玻璃瓶里灌上清水，我往瓶子里放了一些红纸，红纸一放入水里，慢慢变成了一瓶红水。把纸用扫帚棍捞出后盖上盖子，然后把它摆放在石头上，太阳光穿过玻璃瓶，瓶中的水更加鲜红透亮，像一片红霞。我们几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它看，静静地享受着这瓶红水带给我们的无限快乐。

振平哥还把一些碎肥皂放在装有水的小瓶子里捣碎后揺匀。把一节细竹子劈开一头做成十字形。他站在院子里的大石头上沾一下瓶子里的肥皂水后用嘴一吹，大大小小的水泡泡就从竹子的十字口里飞出来，忽上忽下的水泡泡很轻且亮，像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球，阳光一照五颜六色的很是漂亮。我们几个就伸出胳膊，张开尕手追着去抓。

西房廊檐台子下的石子缝里，长着一丛马莲，开的花是浅蓝色的很是好看，但开的时间不长。叶子是深绿色的长条子，硬而坚韧，样子就像宽宽的韭菜。三娘剪下几片马莲叶，编成一只只飞跑的尕鹿羔，鹿羔脖子长长，嘴巴尖尖，头上长着两只鹿角，后面还翘着一个尾巴。我们拿着它跑到大门外去玩，巷道里的娃们见了都很眼馋。

冬天，空中飘落着像柳絮一样的雪花，早上，振平哥就领着我们几个堆雪人玩。他用大人们堆在院子中间的雪做身子，把周围的雪用簸箕刮一堆，滚成一个圆球放在雪堆顶上，上面摁进两块黑炭当眼睛，用红纸剪了一个往上翘的嘴，头上放顶破草帽，两边插个长木棍做手臂，这样一个雪人就堆好了。当我们七手八脚做完这一切，望着院子中间飞雪中的雪人，虽然我们热得都出汗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欢乐的笑容。

在这干净整洁，充满温馨的老宅院里，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周围的一树一花，一石一草，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

兰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二哥在兰州的甘肃省工业大学读书。一次他回家来，说要接母亲和我去兰州转一转，看一看。一来母亲从来没出过远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是在临夏周围，接母亲到兰州是想让她见见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二来他在大学里谈了一个对象，是他同学，又是个外地人，他想让母亲顺便也看看那姑娘。

多少年后，听二哥对我说起当时他接母亲到兰州去的初衷：一九六零年我二妈的突然去世，使正在上大学的二哥第一次感到生命是那样的脆弱和无常。他接母亲到兰州，也是想尽一份儿子的孝心。我想“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可以完完全全体现出二哥当时的心情了。

我有一个表亲娘娘（南方人叫表姑）她家就在兰州。二哥说我们到了以后，吃住都可以在娘娘家。母亲听了二哥说的，也就同意带着我去了。

二哥是提前几天先回兰州的。二哥走后母亲把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安顿好，脏衣服都搓洗干净，晒干叠好，把父亲穿的衣服放到橱柜里，把她和我穿的装一个包袱里包了起来。

到了要去兰州的那一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了。她换上洗干净的黑大襟衣裳，白袜子，新黑平绒鞋，用布带子把裤脚扎得紧紧的，然后坐下来对着镜子梳了头，用小刷子蘸上缸子里熬好的胡麻水，把梳好的头发抹得明明的。完后她才挎着装好的包袱，牵着我的手走出大门，转过身去又把大门关好，走过西门横街，往大路西面的车站走去。

母亲和我从西站坐上大班车向兰州出发了。汽车过了广河，途经辛店时，开车师傅让车上的旅客下车吃晌午饭。母亲拉着我的手进了跟前的一家饭馆，那时进饭馆吃饭除了交钱，还要交粮票。坐下后母亲要了两碗面片，当我吃到半碗时，母亲已经吃完了。就在这时，开车的师傅在外面喊：“上车了！上车了！”。母亲怕车开走了，就催我丢下还没吃完的半碗面，急急忙忙拉着我上了车。

当时粮食已经开始紧张，为我丢下的那半碗面片，母亲在车上一直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可惜了，可惜了……”

到了兰州汽车进了站，我们没见到二哥来接。母亲就找了一位蹬三轮的师傅，从大襟口袋里掏出二哥给的信封让那师傅看，上面有娘娘家的地址。那师傅一看信封就说：“这地方我知道。”母亲和师傅说好价钱，还提出把我们送到家才给钱，那师傅连连点头答应，母亲这才放心地和我坐上了这辆三轮车，向娘娘家奔去。

半路上二哥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地追上我们。这才知道他没有接到我们，是因为错过了站。

娘娘家住在大街边东面一个东西较长，南北很窄的大杂院里。三间北房，两间住人的房子迎门靠墙处放张桌子，两边放把椅子，一间里盘了个满间炕，炕上靠墙放两个装衣服的箱子。还有一间是厨房，里面支一块案板，做饭的炉子是用泥砌的。那时兰州人做饭不用柴草而用煤砖和煤球，到了晚上在炉子里添点煤，把碎煤碴用水调稀了，抹在炉口上，中间用火柱捣一个尕洞洞。

吃过晚饭二哥去学校了，我们坐了一会，就上炕吹了灯盏睡下，母亲和娘娘拉着家常。

我睡不着就趴在枕头上，看着娘娘家窗格子上贴的窗花。红绿纸剪的窗花，一个格子一个图案，有人物花卉，还有白菜蚂蚱，透过月光，窗花在白纸的衬托下显得很好看。窗子上面的中间三格里，各有一个用线吊着的红纸粘的尕葫芦，在晚风中轻轻摇动，我看着看着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还在熟睡，表姐就把我摇醒了。娘娘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表姐乳名叫碧环，留着长长的辫子，长得很漂亮，她在“陶乐春”包子馆当服务员，表哥在学校念书，一星期回一次家。我被表姐揺醒后睁眼一看，只见她一只手里拿着两根红艳艳、亮晶晶的东西，另一只手摇着我说：“德安，德安，快起来吃冰棍！”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接过来大大咬了一口。那么好看的东西，咋一咬到嘴里，是这么的冰啊！我被冰得龇牙咧嘴，歪着头问：“阿门（怎么）这么冰啊！”表姐在一旁哈哈大笑着对我说：“冰棍冰棍，不冰怎么叫冰棍呢？”这是我第一次吃冰棍，才知道兰州城里这么晶莹好看、吸引人的好东西，吃起来竟是这样冰冷透凉，怪不得人们叫它冰棍！

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娃们的家。

我一天到晚疯玩，有时候也跑到街上去。二哥怕我走丢了，在纸条上写了娘娘家的住址，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他告诉我说：“你出去玩时万一找不着家了，就把这纸条交给过路的叔叔阿姨，他们会把你送回来的”。

星期天，二哥带着我们去逛隍庙。我看见里面有几个大人坐在亭子护栏上拉着二胡，一个人打着架子上支的小鼓，一男一女两个人手里拿着桨板站在前面，他们俩做着动作，随着音乐唱的声音很好听。我就问二哥：“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二哥说是在排戏，我说我要看戏。二哥说：“你要看戏，只能等到晚上看，白天他们只是在排练，不穿戏服，也没化妆，没什么好看的。”逛完隍庙后我只好跟着大人们回家了。

二哥去学校后，娘娘还引着母亲和我，去转了大众巷里她姐姐梅英娘娘家。梅英娘娘的家不大，住的是四间小平房，儿子和媳妇对她很孝顺，吃过晚饭我们才回去。

利用星期天，二哥又带着母亲、娘娘和我，游了五泉山公园，在公园门口他给我买了一个小转轮。进去转到半山腰时，在一个用青砖雕着梅花的月洞门前，二哥找照相的师傅给母亲、娘娘和我照了一张合影。

过了几天，二哥把相片取回来了。全家大小围着这小小的黑白相片一边看，一边说笑着。我看到相片上的我双手端端地握着转轮，穿着圆口布鞋的两只脚齐齐地并在一起，端端地站在母亲和娘娘的前面。看过后，表哥把照片夹在了墙上镜框子的边上。

天气开始变得热起来。一天傍晚，母亲、娘娘、表姐和表哥都收拾一番，还给我洗了脸，换了一件干净衬衫，说是要去看二哥的对象。

二哥对象是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皮肤稍有点黑的姑娘。她说话时声音轻轻的，普通话很好听。

逛商店时，她在二楼给我买了一件礼物。那是一个平粘在一片葡萄叶形状底板上的娃娃玩具。小姑娘黑黑的大眼睛，红红的尕嘴，黑头发像真的一样，两个小辫上扎着红蝴蝶结，彩色的薄丝绒裙短短的，丝绒上下剪成许多小三角，脖子上戴着一圈晶莹明亮的水银珠子。在绿叶的衬托下，小姑娘显得很是可爱漂亮。绿叶中间有个细铁丝做的小圈，可以用来挂在墙上。我拿着崭新的礼物很是喜欢。不由得想起在家里时，三爸教给振清妹妹的那首儿歌：

我有一个洋娃娃；

红红的脸蛋小嘴巴，

黑黑的头发大眼睛，

我很爱她……

逛完商店后，我们还一起到照相馆照了相。

在兰州的时候，娘娘家里的饭都由母亲做。一次，表姐悄悄对我说：“大舅母做的饭里，面叶太少，菜下得太多了。”我当时还不明白这话是啥意思？等我长大后回过头来才想明白：母亲也难啊！那时候买面要凭粮本，每月按人口供应面粉。尽管表姐的中午饭在饭馆吃，娘娘家三人的面加上我们母子要四、五个人吃，菜不多面不够吃啊！

当时正是夏天，我觉得兰州的天气也比临夏热多了。白天还好过些，可一到晚上，除了天气闷热外，更可气的是还有臭虫也跑出来叮人，把我叮得满身红包，又痛又痒，很不舒服。母亲和娘娘每天晚上都轮换着举着灯盏在墙上拍打臭虫。

又过了一段日子，母亲决定带我回临夏了。

为了赶车，在回临夏的前一天晚上，母亲、二哥和我住在兰州汽车站的候车厅里。二哥拿来了褥子铺在洋灰（那时的人们把水泥叫洋灰）地上，要睡是不可能的，母子三人盖着被子，坐着等天亮。

小孩子是耐不住寂寞的，我爬起来，把一只胳膊放到背后，一只手放到嘴边做抽烟的样子，撇着脚，弓着腰学老汉走路。我这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把周围等车的旅客都惹得哈哈大笑了。

一开始我还没在意，只是凭着童心，想让母亲和二哥高兴高兴。等到周围旅客们看着我一笑，这才感到不好意思，赶紧掉头就跑，钻到了母亲怀里。

第二天一早，二哥把母亲和我送上了汽车。透过窗玻璃我看见二哥背着扎好的被褥，站在车窗前，满脸都是对亲人的眷恋和不舍。

汽车慢慢开动，二哥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汽车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母亲抱着我默默无语，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时不时地转过头去，向后车窗方向看上一眼。

回到家里，我把二哥对象送我的娃娃，挂在了东房炕里面纸糊的炕围子上头，振清几个都跑过来爬在炕沿头上看，还叽叽喳喳地问我：“这么好看，阿一个（谁）给你买的？”

外奶家

在我小时候，母亲空闲时总拉着我的手，去东川转外家（娘家）。

外奶的家在东门外的后古城村。出了东门往北走，城墙下是一条护城河，河边的杂草堆里时不时发出青蛙呱呱的叫声。东门医院后面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远处有一户农家，打远看院子里还盖有一间卷棚尕楼。

在三叉路口当中，那时候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尕院子，偏东有一个很旧的木头双扇门，从门外往里看，院子里北面盖有房子，院中间有一大堆土和石头。院子里面和外面长着几棵老榆树，树下的半墙上还有一个砖砌的高六尺左右，宽二尺左右的墓碑，里面黑色的堂子上刻着三个凹进去的白字。一次走到这里，我问母亲：“妈妈，这是什么？”母亲说：“这叫白骨塔。”

关于白骨塔，长大后我曾问过好几位老人。从小住在东川的我姑舅哥己经八十多岁了，他告诉我说：“从我记事起，人们都把三叉路囗那地方叫白骨塔。很早以前那院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坟，房子里还有人守着。”我问他那坟是什么样子？有多大多高？姑舅哥说：“我记得以前那坟是圆的，直径有二丈多，高一丈多，表面全部用石头箍着，石头缝里还长着尕榆树。从墙外都能看到院子中间的坟顶子。后来那坟慢慢塌了，院中间就成了一堆土和石头。”我问：“明明没有塔，可人们为什么要把这地方叫白骨塔呢？”他说：“从我记事那儿就没有塔，过去的人们为什么把三叉路口那地方叫白骨塔，这我也不知道。”

至到二零一八年初秋，在我六十五岁那一年，坐车去省文化馆找赵忠老师说事。赵老师比我大一轮，那年七十七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退休前在省群艺馆工作，也是临夏人，对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很有研究。交谈中说起原来东门外的白骨塔，他告诉我说，那墓碑上刻的三个字是“白骨塚”。

三叉路口西边的一条路是上北塬的，东边的一条路是去外奶家的。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大老远就能看见耿家沙台北面隔条水渠的金家大庄窠。庄窠前的水沟边长着几棵高高的老榆树，一棵榆树的顶梢子上，野雀（喜鹊）还用树枝盘了一个窝，寂静的旷野不时传来几声飞鸟单调的叫声。围着庄子土筑的墙不太高，中间坐北朝南的大土圈门，历经岁月的风雨, 上半部分早已坍塌, 下半部分只剩下两边立着的土筑墙头，远远望去，显得有些冷清和苍凉，我外奶家就住在那里。

母亲娘家姓金，外爷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大庄窠里面分别住着大阿舅、二阿舅、尕阿舅及两户金家的堂叔伯弟兄，还有两家石姓人家。大阿舅、二阿舅家住庄窠东边，两家除了前院有住人的房子外，还有种菜的后院（这后院比前院大多了，里面还种有果树和杏树）。尕阿舅家住庄窠西面的拐角处，种菜的一块地在前院里。经过东面的一条小路走进住家的大门，靠东南角有一间小土楼，南面花园里长着两棵杏树，东西两面都盖有土房。

每逢过年，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除了贴有对联和门神，还要在中间门框下贴上五彩纸剪的门钱和黄纸上印的钱马。而金家却不贴这些，而是把黄裱纸三角对叠后贴在大门的上门框上，显得特别与众不同。长大后我好奇地向姑舅们问过这事，他们也说不出个来由。大姑舅哥今年八十多岁，是庄子里寿数最高的老人，我曾向他详细地问过金家祖先的事。姑舅哥告诉我说：我们住的这庄子很早以前叫金家大庄窠，庄口两边很厚的土筑墙头下面，以前挖出过两个很大的石头凿的门窝。听说原来的庄窠只有这一个进出口，安上门一来是防外面坏人，二来是防水。至于贴黄裱纸而不贴钱马的事，这我也说不清楚，从小只听说是人老五辈，先人们都是这么贴的。尕的时候还听老人们说过我们金家先人以前不是汉民的话，过年不贴钱马，而贴黄裱纸，这到底是阿门（怎么）的个事，我也不清楚。

大姑舅还告诉我：听老辈人说，金家先人很早以前在京城做事，后来犯了错才被充发到河州。一九五二年北城墙外面的土地被部队营房所占，要迁埋在那里的坟，我们金家的老坟就埋在那里，大人们就雇了人去挖。那年我十六七岁，挖坟时也去了。其中有一座坟挖了很深，但不见棺材，因为坑里土虚，边子土实，当时挖一个坟是八块钱，只好加钱继续往下挖。挖到有一般坟的三个深时才挖出棺材。那棺材很特别，是三层棺，最外边一层是用碗口粗的柏木棒做的，四个角子互相紧套。听着姑舅哥的回忆，我感觉此葬法就像考古书上说的古代贵族墓葬中的“黄肠题凑”一样。他接着说：听一起去迁坟的老人们讲，我们本地人把它叫土隔，意思就是通过连接一起的柏木棒，把埋的棺材和四周的土隔开。第二层椁也是柏木，约五寸厚，上面画有画。第三层是紫木檀棺，约一寸厚很结实，是用桐油漆的。里面的人早烂了，但衣裳看着还好，米黄色的长袍上织有本色圆图，听下去挖坟的人说，刚挖开时上面还有水银珠在滚动。姑舅哥说，紫檀木很硬，用手指一敲，就像铁一样。他就拿了一块回家，后来做了窗子上面的过木板，因为他听老人们说紫檀木不但结实耐用，而且还能避邪。我问棺材里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我们都没下去，所以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另外那个时候的人老实，我们还不知道棺材里有装别的东西的。

在很小的时候我还听大阿舅的最小的儿子说过；尕的时候我看见在阿妈的针线笸篮里放着一块黄绸子，听大人们说这块绸子就是从老坟里挖出来的。前两年当我向他问起此事时，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可是真的！那块绸子颜色是米黄色的，比较厚实，上面有本色的像字一样的圆形图案。”他一边说，一边还找东西给我比划着绸子的厚度，还用手比着所见图案的大小。由此可见金家先人在京城里干过差事，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外奶裹个半大脚，是裹了又放开的“改良脚”。她一天到晚总是忙里忙外。听说以前来我们家也不闲着，天不亮就起来了，腰里围个围腰帮着母亲缝补浆洗。三爸就编了儿歌让我哥我姐他们天天唱：

“老外奶，身体好，

每天数她起得早…”。

记得有一次外奶病了，母亲带着我去东川看她。外奶满头白发，盘着腿坐在西面堂屋的土炕上，手里一边不紧不慢地掐着念珠，一边和母亲轻声说着话。

我记得那一天外奶在炕上坐时没有脱鞋。黑色的新鞋尖尖上绣着一朵玫瑰红的桃花，配两片绿叶，很是鲜艳。我站在炕沿头边上，好奇地用量布的木尺子，轻轻打她的脚尖。外奶她慈祥地笑着对我说：“尕娃，再嫑打了，外奶疼呢。你快去吃放在花瓶里炒的苞谷吧。”

外奶家堂屋中间的方桌上，放着一个不是很大的豆绿色瓷花瓶。一年四季，里面总装着炒好的黄豆和苞谷，一进房门就能闻到一股清香。多少年来，我哥我姐他们不知吃了多少。这些黄豆和苞谷都是外奶家地里自个种的，收割后她用簸箕簸干净。白天她忙地里的活，晚饭后又摸着黑，借着灶火门里烧火的亮光，在烟熏火燎中，一手往灶火门里添着麦杆，一手擦着脸上流下来的汗水精心炒作出来的。这小小的黄豆和苞谷也是外奶为孙子、外孙们准备的最好礼物。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为老人家对孙子们的这片疼心而深深感动。

外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去世的。（后来听大人们说外奶是坐着走的，临走前鼻子里流下了一根长长的鼻珠。按念佛人的说法，修行好的大徳，临走前才会流鼻珠。）得到消息，父母带着二姐和我去东川奔丧。记得父母亲除了头戴孝布以外，脚上还穿着白鞋。我好奇地想：咋一觉醒来，母亲一夜之间就做出两双白鞋来呢？后来才知道那是黑鞋上用白布罩的面子。

母亲和亲戚们在灵床左右的麦草上跪着，有人逗我：“尕娃，你外奶呢？”我抬起头来四处寻找，看不见外奶，就问母亲：“妈妈，外奶呢？”母亲擤一把鼻涕，拍着灵床哭着对我说：“外奶在这里！”我这才注意到堂屋中间摞了几层土坯，上面放了一块门板，我的外奶就躺在门板上。我问母亲：外奶为什么躺着不起来，脸上还要苫张黄纸呢？母亲哭泣着说：“外奶太乏了，她睡着了。”

后晌，二姐带我离开外奶家。我看见大门外陲头跟前立着的木头杆子上，挂着的蓝色倒头纸的纸穗被风吹得飘飘洒洒。有几个娃们跳着在扽下面飘着的纸条，她们把扽下来的蓝纸条搓成纸线，互相帮着系在手腕上。二姐好奇地问她们系这干什么？她们说系上这能增寿。于是二姐也向她们要了一条，仔细地搓好后系在了我的手腕上，拉着我的手回家了。

人去世后的第七天是“头七”。外奶的“头七”是在城里隍庙念的。我家离隍庙不远，我记得念经时，亲戚们就近拿了我们家的炕桌去摆献碗。念完经回来，听大人们在底下悄悄说，念经时请了能看见亡魂的“眼睛婆”，她说到处都没看见外奶的亡魂，老人家早早到好地方去了，因为外奶是一个虔诚的念佛人。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二姐带我去东川阿舅家，一路上寒风刺骨，我的手脚冻得受不了，便哭了起来。二姐不知用啥把我两个棉衣袖囗扎起来，但还是很冷。我一路哭着，被二姐一直背着走到阿舅家。一进门却不见外奶的身影，坐在炕上的我哭得更厉害了。

外奶娘家是南边山里黄泥湾乡贾家嘴的。只知道她姓贾，谁也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她劳苦一生，最后就这样走了。

幼儿园

我们从兰州回来没多久，母亲就和父亲商量，准备把我送到幼儿园里去。

二哥也放暑假回临夏了，早上他和三哥还有二姐坐在井房跟前的套房里，商量着给我起学名。我们这个辈份取名字，由三爸做主，定为“振”字辈，只取最后一个字为名。二哥就说：“德安的学名我在学校时就想好了，取个光辉的‘辉’字，你们看阿门（怎样）呢？”大家听了觉得很好。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学名——祁振辉。

为了鼓励我上幼儿园，二姐准备用拆下的旧毛线给我织一条围脖。去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早上，她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红的塑料镯子，戴到了我的手腕上。我觉得儿子娃戴着它有些别扭，但又觉得红红的很好看，也就戴上了。

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青灰色的砖大门，她一边往前走，一边不停地叮嘱着我：“我的娃，到了幼儿园你要好好地！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我们巷道里住的人，总把巷道南口叫衙门口。拐过衙门囗往东走，今红园路北面的州政府，听说以前是河州镇台衙门的旧址，门前两边砖台子上蹲着的石头狮子，也是以前的。经过州委和州政府大门，过了马路到了幼儿园门前。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觉得有些害怕，就紧紧抓住母亲大襟衣裳的后衣角。她和一位站在大门前的女老师说了几句话，然后低下头来又一次嘱咐我：“我的娃，到了幼儿园你要好好地！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和娃们搞好团结。” 她轻轻拨开我的手，把我交给老师后，就转身扭着尕脚回家了。

城内幼儿园那时在鼓楼下坡南面的一个大院子里，大门和别的人家比起来，要高大一些。一进三院，前院东房两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一门一窗，窗玻璃很大。北面也是一排房子。中院四面是教室，东、西、北三面的教室门都在中院，而南房的教室门在后院。后院院子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核桃树，绿色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东房是孩子们午睡的房间，里面放了好多小床，床上有褥子和被子，还有尕洋枕头。南房的起架比较高，房门用一把锁子锁着，东窗廊檐前砖垒的台子上放着一个大黑瓷盆，里面有一个水锈石的假山，一个脚下有轮子的木马紧靠瓷盆。可能出于安全考虑，老师们从没有让我们骑过那木马，并且不让我们到南屋下面去玩。

幼儿园园长姓毛。带我们班的是一位头发有点卷曲，戴着眼镜的李老师。

幼儿园里的厨房在中院西南角的旯旮里，做饭的是一位围着白围腰，戴着白帽子的中年人。开饭前他端着饭盆走进教室时，我们都会齐声喊：“马伯伯好！”我还清楚地记得进幼儿园吃的第一顿饭，就是马伯伯做的菠菜豆腐汤。

幼儿园里小朋友很多，李老师带着我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圈玩丢手绢，还有她在前面挡着，后面的我们互相拽着衣服，让另一位老师追着捉我们的游戏，李老师说：“这叫老鹰抓小鸡。”

上课时老师让我们看彩色画册，还给小朋友们讲《狼外婆》的故事。有时也教我们唱儿歌。我很喜欢李老师教唱的儿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首：

“太阳光，金亮亮，

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

鸟儿忙梳妆。

小喜鹊造新房。

小蜜蜂采蜜忙。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

小蝴蝶贪玩耍，

不爱劳动不学习，

我们大家不学它。

要学喜鹊造新房，

要学蜜蜂采蜜糖。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稚嫩的童音充满了大院，大门外老远都能听见小朋友们欢快的唱歌声。

李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她教育我们从小要养成爱学习、爱劳动、讲卫生、不浪费的好习惯。在幼儿园里我们坐的是有靠背的小椅子，她要求我们自己的椅子自己搬，吃过饭后自己的碗自己学着洗，洗好后用挂着的小毛巾擦干净。

一天中午吃饭前，她拿来一张画片，站在凳子上把它用图钉钉在了教室里东面的墙上。

那画片上是一个穿着粉红衣服，围着白围腰，扎着淡蓝色蝴蝶结的小姑娘。她一只手举着一个空铁碗，另一只手用吃饭的尕勺指着碗底，画下面写着几个字。李老师把画片钉好后下了凳子，站在远处看了看端不端，然后告诉我们：“下面写的那几个字是：比比谁的碗底净！小朋友们，吃饭时你们一定要把碗底吃干净，可不能浪费呀。”她还教我们唱：“我是一粒米，别把我看不起，一粒一粒呀，来得不容易，农民伯伯早起晚睡，每天种田地，一粒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 ”的儿歌。

每次吃饭前，李老师在脸盆里端来温水，让我们先洗手。洗完擦干后小朋友们手里拿着各自的小铁碗或缸子，排着队到老师跟前去打饭，打完饭就双手端着放到桌子上，坐下来自个舀着吃。

一天中午，轮到我打饭时，李老师不知咋知道我去过兰州，她笑着问我：“兰州好不好？”我低着头想了想说：“不好。”老师又问：“为什么不好？”我低着头回答：“臭虫太多了。” 李老师听了我说的话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李老师用桔黄色的油光纸，剪了许多像桃子形状一样小小的花瓣，上课时每人发了五瓣，教我们用浆子粘到一张白纸上，粘成梅花图案。浆子是李老师自个打的，她把白纸裁成巴掌大小的小方纸片，用小木条把浆子挑到白纸片上，三四个人一份，用于粘梅花，尖子朝中间五个花瓣粘成一个圈就成了一朵梅花。

那时我们还小，不会用浆子，粘得也不好，特别是花瓣拼得不匀称。李老师见了也没说什么，还把我们每个人都夸得乐呵呵的。

记得在我上幼儿园时，有一次母亲生病住进了东门医院。因为我还小，也就跟着母亲吃住都在医院里。病房里除了我母亲，还住着一位戴着白盖头的回族老奶奶。在我们这地方，回民们把自个的母亲叫阿娜。

老奶奶的尕儿子精心地服侍着他的阿娜。他白天买饭提开水，洗阿娜的衣服。到了晚上就在地上铺一张牛皮纸了睡。害怕阿娜半夜起夜不方便，临睡前就把一根旧布条，一头拴在阿娜睡的床架子上，一头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有事时阿娜把布条子一拉他就醒了。

一天半夜，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我被一阵骂声惊醒了。原来是半夜里老奶奶要小便，在拉布条时被她拉断了。老奶奶就躺在床上叫他儿子，因儿子睡着了没听见他阿娜的叫声。等到醒来时，阿娜已把小便尿床上了。阿娜很生气，就顺手拿起病床跟前放的拐棍来打儿子。尕儿子心里觉得很自责，但又没办法。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阿娜的床跟前，任凭阿娜用拐棍打他。我母亲见到这，就劝他离远一些，但他定定地伫立在床前任凭阿娜打，嘴里还不停地说：“阿娜打重些，你多打几下，也好出出气……。”

时光远去，但上幼儿园期间，在东门医院寂静的夜里，这个孝顺的回民小伙，为了让他阿娜消气，很恭顺地站在床跟前让他阿娜打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夏天到了，小朋友们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后，就要被老师领着进东房午睡了。我在家时从没有午睡的习惯，躺下了根本睡不着，所以每天到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发愁，午睡成了我的一大负担。

一天午睡时，我实在睡不着，便对坐在门跟前看书的值班老师说：“老师，我要尿尿。”老师就让我出去自个尿。出了东房，我就在幼儿园乱转，想找个躲藏的地方。转来转去我看中了后院西北旯旮的木工房，因为那里平时没人，就悄悄地推开房门溜了进去。

木工房里放满了木板和支架，地上到处是被木工推下来的刨花和木头片子。我藏在木工房的角落里，担心被老师发现，睁着眼睛，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窗外的动静。六七岁的小孩，怎能躲过大人呢？值班老师见我没有回去睡觉，就满幼儿园转着找，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老师的批评、劝说也无法让我按时入睡。一到午睡时间我就提前躲逃，逃了两三次，弄得老师也很为难。幼儿园最后还是把我母亲叫来，让母亲配合老师进行教育。后来我才慢慢养成了午睡的习惯，一到午睡时间，就自个悄悄爬到尕木床上，安然入睡。

在幼儿园里，小朋友们都围着用天兰色的布沿了边、上面印有红字的白围腰。上课时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教儿歌、领着大家在院子里做游戏。下课后我们在木头做的滑滑梯上滑溜溜、跷跷板上压悠呀，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可以在大院子里你追我跑。认识了班里的小朋友，也习惯了吃过饭后睡午觉，老师还引着小朋友们，排着队到城外电影院看了一场《兰兰和冬冬》的电影。适应了集体生活的一切，我觉得幼儿园里真好。

在一个阳光明媚、暖风习习的早上，李老师在教室前面的核桃树下摆上一张大桌子，让小朋友们围坐在周围观看娃娃打鼓。那是一个薄铁皮做的小娃娃，高一尺左右，浓眉大眼，身上穿着大红布做的衣裤，上面有点点碎花，头上戴着同样布料的小帽子，胸前挂着一个红色小鼓，两只小手拿着鼓槌，小鼓槌放在鼓上。李老师把小娃娃拿起上足了发条后放到桌子上，随着发条嚓嚓的响声，娃娃的尕脚开始往前挪动，手也开始上下活动，随着鼓槌的起落，尕鼓也发出咚咚的响声。我们都很好奇地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娃娃看。过了一会，嚓嚓声不响了，娃娃的腿不走了，胳膊也不动了，鼓也就不响了，一动不动站在桌子上，我们还睁大眼睛盯着娃娃看，希望娃娃能再次走起来。当老师问大家：“小朋友们好不好看？”时，我们才如梦初醒，大声喊：“好看！”老师又拧上发条，娃娃打着鼓在桌子上又走了起来。等到停下来后李老师把娃娃小心地装到一个纸盒子里，走进教室后把它放进靠墙的一个玻璃柜子，拿一把小锁子锁上了。

有一天下午，李老师还让我们带上教室里的小椅子，到前院办公室窗子的大玻璃前坐好，说是要给我们演娃娃戏。六、七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娃娃戏，就乖乖地坐在玻璃窗前等着。李老师把我们安置好后，就和另一位女老师进了办公室，还把门也关上了。不一会玻璃后面出现了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娃娃，接着又出现一个，头会点，手也会动，就是身子以下被窗框挡住了。表演的内容是两个小娃娃刚开始不太友好，说着说着还互相动手打了起来，后来又慢慢言归于好，抱头大笑。小朋友们看到这也放声笑了。我隔着玻璃窗，看到站在两个娃娃后面的李老师和那位女老师也跟着笑了。

小娃娃咋会动？还会说话呢？在我幼小的心里，这一直是个谜。

长大后我从木偶戏的介绍中才弄明白，那是一个像手套一样的娃娃，把手伸进里面就像带手套一样，那叫布袋戏。布娃娃的动作是用三个手指头控制，大拇指中指分别控制娃娃的两只手，二拇指控制头，手指一动娃娃的头、手就动了。衣服下面是表演者的胳膊，这当然要挡起来不能让观众看到，不然就破了把戏。至于娃娃说话，那是下面表演的两位老师嗓子变细在即兴对话罢了。

李老师还教我们学习画画。十二根彩色铅笔平装在一个纸盒子里，盒子立在桌子中间。几个小朋友围坐一桌，每个人可以任选一支笔来画。

一次李老师教我们画缸子。她先按照小朋友喝水的缸子，在尕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把缸子后让我们看着画。等马伯伯打过清脆的下课铃声以后，下课后她又挨个看我们在本子上画的画，并且一边看一边对画的缸子进行指导。班里有个小朋友长得虎头虎脑，家就住在幼儿园的下边。轮到检查他的画时，李老师看了笑着说：“你缸子画得很好，为什么缸子上边要涂成蓝色呢？”那个小朋友说：“我画的是蓝天。”我一看，缸子上面用蓝铅笔涂蓝了一片，上面还点了许多红点点。李老师又问：“蓝天上的红点点是什么？”小朋友回答说：“红点点是我画的星星。”李老师又说：“你这想法很好，但缸子放在黑夜里，不太合适，你为什么不画个桌子，把缸子放到桌子上呢？”小朋友回答：“桌子我不会画。”李老师说：“你也不用急，以后画的多了你就会画了。”

李老师说完，她又接着继续检查我们的作业。此时站在一边的我有些着急，因为李老师给我们画的缸子样品上面是空的，我画好以后，觉得缸子上面空着不好看，就照小朋友缸子上面花的样子，自己做主在上面画了几颗小草和尕花，我怕李老师见了会说我。等李老师检查完了，她发现我的作业还没看，就说：“祁振辉，你画完了吗？”我低着头把图画本双手交给了李老师，她看了看我画的啥也没说。就收了另外两个小朋友和我的图画本回办公室了。

第二天上课时，李老师拿着那几本图画本进了教室，当着我们全班小朋友的面开始一一点评。她讲的优点多，缺点少，更多的是鼓励。最后她才拿出我的图画本，翻到我画有缸子的那一页，举在手里问大家：“小朋友们，你们说这缸子画的好不好？”我红着脸低着头，不知说啥好。六七岁的憨憨娃们能知道个啥，我听见有的喊好，有的喊不好。李老师又问：“这画不好在哪？”教室里静悄悄的，小朋友们也说不出个什么。李老师又问：“这画好在哪？”大家又无声。过了一小会，我听见一个女娃小声说：“这缸子上有花。”“说得对！”李老师说：“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有花的缸子呢，还是喜欢没有花的呢？”小朋友们齐声说：“喜欢有花的。”李老师说：“这就对了嘛。”并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她表扬了我，说我对小朋友喝水的缸子观察仔细，画画时还动了一番脑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呀。

每次幼儿园散学，一拐过衙门口往前走，打老远我就能看见母亲背靠着砖箍的青灰色大门边墙，她怕墙上的尘土弄脏了衣服，就把手背在身后撑着，望着街口等我从幼儿园回来。

那一天，我连蹦带跳地跑向她，还没进二大门就急着把我受表扬的事在大门道里告诉了妈妈。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弯下腰来抱着我的脸亲了一下作为奖励，还鼓励我说：“我的娃，你一定要学着好好画！”

母亲用实际行动支持我画画。她把堂屋里长琴桌上大瓶里卷着插的一张黄纸拿出来，在八仙桌上用手抹平，边叠边裁，裁成了本子大的一沓沓。然后戴上顶针，穿针引线订成了一个画画的本子，她还答应给我买一盒蜡笔，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振清也在上幼儿园，就急忙跑到西房把这好消息告诉给了她，并把订好的本子拿给她看。振清看后很羡慕，她对我说：“我也要让妈妈给我订一个画画的本子，让大大也给我买一盒蜡笔，有空了我们一起画着玩。”

李老师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表扬了我。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画画的兴趣。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振清从房子里搬出椅子当桌子，坐在井房门前廊沿下的砖台子上，趴在椅子上用蜡笔学着画图画，振春、西琳围着椅子看。

我照着套房门前旮旯里接滴流水的尕缸样子，在本子上画了一个缸，振清也照着在她的本子上也画了一个。因为是学着画，缸的位置画低了，她就在上面空白处画了一只兔子，画完后，她拿给我看。我看见兔子的屁股挨着缸口了，我们一边看一边说着笑。三爸要去后院，经过时看见我们几个拿着本子在傻笑，就走过来，从振清手里拿过本子一看，他也乐了，笑着说：“哎哟哟，不好了，兔子掉到缸里了……”

三爸见我们这么喜欢画画，就买了一本《看图识字》。他让我们照画册上苹果、桃、葡萄的样子学着画画，顺便也学着识几个字，对于字我们也只是看着图会念而不会写。他还买了《猪八戒吃西瓜》和《三毛流浪记》的画册让我们看。画册上除了画还配有字，那时我们几个都不认识字，就根据画的内容和各自的理解，一本正经的看着画册胡乱编着讲。

在幼儿园里我上大班，振清妹妹因为比我小一岁，她上中班。

国庆节快到了，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排练节目，准备在节日前演出。李老师给我们大班排的节目是《划船舞》，她让我们四个男孩子跟在她身后，把两只胳膊撑开，胳膊一上一下的，一边向前走一边反复唱着：

“划船呀划船呀划呀，

划船呀划船呀划呀，

小船划的快划的快呀，

绕过这座小山了划过桥呀 ……”

为了演出，每天下午我们四个都要跟着李老师在教室里反复练上好几遍。

国庆节前一天，家长们也被请来坐在中院的东房台子上观看小朋友们的表演。母亲和三娘也被请来了。

中班演的是《采茶舞》。节目一开始，一个小男孩一只手搭在身后，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扫帚棍，扫帚棍尖子上粘着一个画得很好看的蝴蝶，人一走忽闪忽闪的像在飞。他一个人先跳着上场了。振清和几个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腰里系着淡绿绸子，头上扎一小辫。（振清额前的头发被三娘用烧热的竹筷子，烫成了尕卷卷。）她们手里拿着老师们在铁丝上用纸糊的小圆扇（扇子上还粘着各色彩纸剪的图案），站成一排一边唱着：“采茶姑娘满山岗……”一边跳着出场了，围着蝴蝶转着圈，她们的表演得到了家长和老师们的一阵阵掌声。

我们四个男孩子穿着白衬衣，李老师还给我们脸上抹了红胭脂，互相看看觉得很好玩。她拿来两根红绸子，（其中一根紫红软绸子是我从家里拿来的。）我们站好队，她把绸子送到我们手里后把前后两头拉齐，再三嘱咐我们要抓牢！这样我们四个小朋友就上场了。平时有李老师在前面带着，反正跟着走就行了，今天没有了老师，并且有这么多的家长来观看，我们几个心里很胆怯。幸好我站中间，稀里糊涂地跟着前面的就上了场，撑开胳膊，紧紧攥住绸子在场子里跟着转了几转，又稀里糊涂地跟着前面的下了场，至于唱没唱《划船歌》，连我自已都不知道。

演出结束以后，毛园长站在院子中间讲了话。她首先表扬了小朋友的节目演的好。其次又希望我们，一定要听家长和老师们的话。因为家长和老师们的教育，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将来。最后还给我们发了奖状，还有一个带条纹的尕手巾。

回到家里，我看见母亲把我的奖状用图钉钉在了堂屋里大座钟旁边的墻上。奖状上是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的前面矗立着一个像牌坊一样的白色石门。整个画面显得明快而又清朗。上下空白处用毛笔写着字，右下角的字上还盖了一个红红的圆章。

我还看见母亲把奖给我的尕手巾也仔细地叠起来，夹进了她平日里用来夹绣花线的线夹里，又用心地把线夹放进了堂屋炕上的箱子底。

看画

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有几本线装的《芥子园花谱》，面子是蓝色的，里面黄色的川纸上拓印着梅花、兰花、竹子、菊花等，并且每页都详细画有这些花卉的具体画法。小时候的我不懂得这些画册的珍贵，每天还把它当娃娃书（小人书）翻着看。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大街小巷，墙上都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画，有胖娃娃骑着苞谷飞上天的，有土炉子里冒着火苗，大炼钢铁的。大什字邮电局对面屋檐下的粉红墙上，画着一颗巨大的白菜，用绳子绑住后三个人在使劲拉，人在远处显得很小。我们家后院的外墙上，也被石灰刷白了一大块，上面画着萝卜、白菜、茄子等蔬菜。

一天下午，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走到尕巷口，看到在拐角的北墙上用石灰刷白了一块，墙边放着一个四方凳子。我还看见住在上街口西面一侧住的康奶奶，手里端着两个碟子，墨盒和毛笔，急匆匆地朝这里走来。

康奶奶个子不高，半大脚，一年四季总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襟衣服，花白的头发也总是梳得一丝不乱。听大人们说，康奶奶出身于四川大户人家，人很吃劲，绣的花就跟真的一样。

我见她走到墙跟前放下颜料，然后从大襟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打开后拿出一副眼镜戴上，然后拿起毛笔取下套在上面的铜笔帽，从地上拿起打开的铜墨盒，扶着墙站到四方板凳上开始画画。

她用毛笔蘸上墨汁，先在刷好的白墙上画了几棵树干，又在树干上画了些树枝。我看见她画画时手腕很灵活，画得很随意。画完了树枝后，她扶墙下来，又换了一支笔，拿起一个装着粉红颜料的瓷碟，又吃力地站上凳子，在各树枝上点花瓣。她点完一棵又点另一棵，神情是那样的从容而又自然。画完后她从凳子上下来，放下笔和颜料，捶打着腰走到对面南墙跟下站着看，然后又往里走了几步，站在槐树下远远地站着看。我好奇地问：“奶奶，你在看什么？”她笑着对我说：“我在看那片杏树林。”康奶奶看着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上面空的地方有些多了。”然后又返回去趴上凳子，踮起脚用墨汁在画的高头空白处重重地画了弯曲的几笔。这回她没有下来，而是唤我过去接了她手里的墨汁和笔，并叫我把一个装着水的小瓶子和一支大毛笔递给她。她把水倒在毛笔上，举起笔直接抹在刚才画的墨汁下。接着她又扶墙下来，吃力地把方凳搬到画边上，从几只毛笔中挑出一支小些的，沾上墨汁后交给我，让我在她上了凳子后递给她。她上去后，我就踮起脚把笔递给了她。她扶着墙踮起脚，在画的左上角空白处写了几个字，这回她自个没有下来，而是让我先接了她手里拿的毛笔放下，再过来扶她一把。

当康奶奶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扶着我下了凳子时，我见她这回全然顾不得凳子上踩的土，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凳子上。缓了一会后她才站起来，仔细地把毛笔用铜笔帽套好，把方凳倒扣下，将颜料碟、铜墨盒和毛笔放在倒扣的方凳里。我问她：“奶奶你这么吃力，上去写的什么？”她一边往地下倒着瓶子里灌的水，一边对我说：“写的是《北山下的杏树林》。不信你站远处了看看。”我站远一看：上面水墨画的是北山，山下是开满了粉色花的杏树林，真好看！我说：“奶奶你画的真好！”康奶奶一边看着画一边对我说：“老了，画的不行了。尕娃，你也喜欢画画吗？”我笑着点了点头，她看着我也笑了。

我本想送送她，又怕回家太迟了被母亲埋怨。康奶奶抱起方凳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尕娃，你如果喜欢画画，那就好好学，长大了一定会用得上。现在你赶紧回家吧，时间这么迟了，*妈一定等急了！”

说起迟回家，我还真感到害怕，这才想起几天前的事。

前几天，我和巷道里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尕娃们玩，他们说运输公司晚上放电影，吃完饭就去看，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于是吃过晚饭，我就悄悄溜出了家门，跟着他们到了红园路上面的运输公司。厂子里面的大礼堂门前站着几个年轻人，他们守住门不让我们进，说是只有运输公司的职工家属才可以进去，我们几个的家人，都不在运输公司上班，急得没办法就围着礼堂转圈圈。几个大一些的就爬上窗台，吃力地坐在窗台沿上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大礼堂的窗台高，我和几个尕一些的爬不上去，就只好站在边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虽然影幕很偏，但已很满足，很高兴了。正看得入迷，守大门的人突然跑过来大声喊着：“来这么多的尕娃外面转，厂子里丟了东西谁负责。”说完便把我们几个赶了出来。

回家路上，我一直闷闷不乐，到家后，搓开二大门一进东房，看见母亲坐在炕沿头上正生气呢，因为天黑了她还不见我回家，就让二哥到巷道里和隔壁邻舍家去找，才知道我跟着尕娃们偷偷看电影去了。一见我回来，她又气又喜，正在气头上的她就顺手拿起炕边放的笤帚疙瘩来打我，站在门跟前的二哥一见这也顺手把我抱起来屁股朝外，对着母亲笑着说：“妈妈打！妈妈打！看你再这样半夜三更浪（逛）不浪，再浪还要让你顶煤砖呢！”正在气头上的我在二哥怀里拼命挣扎，他笑着就是不放手，我就对他又撕又喊，又踢又打。妈妈拿着笤帚疙瘩过来朝我屁股打了两下，坐在一边生闷气。二哥把我放到炕上，自己回套房去睡觉了。

我气冲冲地脱了衣裤，枕头也不枕，拉开被子盖上，蒙着头开始放声大哭：“我冤枉啊，看个电影，人家连门都不让进，站在外边看，又让守门的人赶出来，说是怕我们偷东西。回到家你们还要打我，说什么再浪还要让我顶煤砖！”（顶煤砖就是尕娃们犯错以后，大人们就让他跪着，双手扶着头顶上的煤砖。这是一种体罚，那时候烧火用的煤砖一块是十斤重。）

我们家兄弟姊妺中我最小。平时大人们都让着我，哄着我，从来还没有谁打过我。我越想越冤枉，越想越气涨，哭声也越来越大，索性一脚蹬掉被子，把枕头搡到地下，光着身子在炕上滚来滚去撒开歪了，最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妈妈看到这坐着的人站了起来，她从放着旧箱子的道道里拐过来，拾起枕头来哄我，我把枕头又扔到地上，反复喊着：“你们把我打死，你们把我打死……”

歪撒够了，也哭乏了，最后我盖着被角，搐息搐息地睡着了。朦胧中感觉到母亲走过来，从地上又一次拾起枕头，拍去沾在上面的土，把我的头轻轻抬起，把枕头放到我头下，然后拉开被角，给我盖好了被子。

娃们是不记事的。没过几天，一次幼儿园下午放学后，回家时碰到几个巷道里玩的尕娃，我没回家又和他们一起跑到隍庙去玩了。

高高耸立的隍庙三个拱形大门是砖砌的，也不知它从前是啥颜色，多少年过去，如今和北塬上的白土一个颜色了。我们几个走进大门，院子的前面因为前两年修高炉炼钢铁，地上都是一堆堆破砖烂土坯。当时正在大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道观寺庙里的道士僧人都被拉出去批斗。我看到隍庙里昔日旺盛的香火已荡然无存，更没了香客的身影，到处是一片破烂不堪的样子。我们走过东西陆曹殿，看见台子前面的木栅栏被推得东倒西歪，里面墙上画的因果报应图虽经多年的香熏烟燎，但依然清晰可见。我们就站在栅栏外看里面墙上画的画：中间坐的是阎王爷，阳间的人死后到了阴间，都要跪在地上接受阎王爷的审判。那些在阳间挑拨离间，教唆是非的，审判后被小鬼们拉出去剪舌头。那些在阳间偷了别人钱财的审判后被两个小鬼拉到一个木头墩子前摁住手，另一个小鬼抡起大钣斧再剁那手。还有剥人皮、挖眼睛、石磨里碾人、下油锅等……一幅幅人在阳间，要多做善事少做恶事，劝化人心的画面，让我们看着很受震动。

几个人没有过多地停留就下了台子继续往前走。进了隍殿，里面的光线很暗，站了一会才看清楚，空旷的大殿中间原来供隍爷的台子上什么也没有。台子左右的两个尕门半开着，从里面透出一些光亮。一个尕娃说：“我听大人们说，那尕门里面是隍爷晚上睡觉的地方。”听了这话，他们几个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出于好奇，壮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去。里面是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尕院子，东面、西面和北面都是瓦房，房门关着。南面房檐下是隍殿的后墙，青砖围着的中间堂子上，画着一幅龙和云海的水墨画，右上角回转头来的龙，大张着的嘴里喷出一股像瀑布一样的水注。院子里阴森森的，杂草青黄，地面有些潮湿。我觉得有些害怕，就赶紧回头跑出大殿，和一起来的尕娃们回家了。

不知为什么，我去隍庙玩的事第二天就被母亲知道了，她避开二哥又是对我好一顿教训。我向母亲保证说：“以后放学后，一定按时回家。”

保证过没几天，那天放学因为看康奶奶画画，结果回家又迟了，所以我心里很害怕。一进东房门，看见母亲坐在炕沿边上正在捻麻绳，我向她问了话，她头都没抬很生气地问我：“你今天怎么又迟了？”我把看康奶奶画画的经过跟她说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听完后并没有指责我，而是把煤油灯点亮后放到炕桌上，对我说：“饭在锅里热着呢，快去吃吧。”没想到母亲没发火，这我很高兴，就赶紧从锅里取了饭爬上炕，一边在炕桌上吃着饭一边对母亲说：“妈妈，你也给我画个画吧。”母亲捻着麻绳说：“我不会画。”我说：“康奶奶那么大年纪了，都敢站在凳子上在墙上画画，你就给我在纸上画一个吧。”

不知是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因为前几天打了我两笤帚疙瘩心里很疼，最后母亲还是答应了我。

母亲的答应，让我喜出望外，于是快快把饭吃完，碗和筷子往炕桌上一放，爬下炕来赶紧趿上鞋去找画纸。我把母亲给我订的画画本翻出来一看，那本子已被我边画边撕，剩的没几张了，并且每一张的前后两面，都被我用蜡笔乱七八糟画满了。继续寻找，箱子道道和毡底下都翻过了，也没找到一张白纸！没纸怎么画画呢？

无奈之余，我只好跑到北房堂屋去找，翻来翻去，仍是一无所获。当时父亲正盘腿坐在炕沿头上抽烟，我突然眼前一亮，看见炕跟前桌子上放的烟盒，就急中生智向父亲提出要烟盒。父亲平日里话不多，更很少笑，所以我很怕他。他听了我的话只说了句：“烟还没完呢。”我拿起烟盒一看，里面还有几根，没办法，就只好很不甘心地把烟盒放下了。

快走到门口时，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转身拿起香烟，三两下剥去烟盒左右的金纸，连同盒子里面的锡纸和剩余的几根烟一起拉出来，把它放在桌子上，就拿着烟盒一溜烟地向东房跑去。

东房的煤油灯下，母亲已不再捻麻绳，她已把麻条挽起，挂在窗子边上，我那放在炕桌上的碗筷被收拾过了。也不知她从哪找到一支比小拇指长不了多少的铅笔，放在灯盏旁，在炕桌前坐着等我找纸回来画画。

我鞋一脱就上了炕，从身后拿出烟盒举到母亲眼前，笑呵呵地说：“妈妈你看！”她问我：“哪来的？”我没说什么，只是用嘴隔着窗朝北房呶了一下，母亲再也没说啥。

只见她很仔细地把烟盒两头撕开，平铺在炕桌上用手抹平，拿起铅笔郑重其事地开始为我画画。

母亲先在纸的中间画了一个桃形，我说：“这桃画得也太小了吧！”她说：“还没画完，你急什么！”然后她又在桃的左右对称添笔，随着铅笔的移动，不一会纸上便出现了一朵莲花。接着她又画上荷叶、莲子、还有弯弯的水。画完后我拿起母亲画的莲花反复看，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看母亲画画，我心想：我的阿娘（妈妈）哟，你说你不会画画，可真画起来，你也和康奶奶一样的心灵手巧、能干、伟大！

红孩子

冬天和往年一样的如期而至。一天下午，阳光明媚，老师让小朋友们两人一组，拉着手站好队，带着我们到城外电影院，去看《红孩子》的电影。我们虽然不太能看懂内容，但是都记住了上面的一句歌词，一下课或回家路上大家都唱着：“嘀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哒。”

过了几天，李老师来上课时告诉我们，每个班也要选几个“红孩子”，还说要把选出来的红孩子照片装在镜框里，挂在教室里让大家学习。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心想如果能选上“红孩子”，还把照片装进镜框里，挂在自己教室的墙上，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红孩子”是经过各班小朋友们选举选出来的。由于我画的缸子得到过李老师的表扬，所以我也很幸运地被选为我们班的“红孩子”，振清妹也被选为她们中班的“红孩子”。

到了星期天，母亲和三娘商量着，要领着我们俩去照相。

冬季天黑得早，早早吃过晚饭，母亲给我洗了脸，那时候家里没有现在的护肤品，她就在我脸上抹了点兑上水的蜜水。我伸出舌头去舔她手上的蜜，她打了我一下，我笑着调皮地唱了句：“嘀嘀哒嘀哒嘀嘀哒嘀哒”。之后母亲又在我棉衣上罩了件洗干净的衣服笑着说：“嘀嘀哒嘀哒，衣服穿上吧。”二姐还给我围上了她织出来的新围脖。

母亲拉着我的手，三娘带着振清，一起走出了老宅大门。她们还告诉我俩，照完相以后还要引着我们去逛街，我和振清听了以后很高兴！

经过衙门口来到州政府门前，我和妺妺看到砖台子上蹲着的石头狮子，裂着大嘴好像今天也很高兴。早年间，石头狮子的身子被刷成了绿色，张开的嘴里面刷成了红色，里面还含着一个石头蛋。不知它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霜雨雪，身上的油漆早已失去了光泽，显得很旧了。我和妹妹见到石狮子一时兴起，正要爬到砖台子上去玩，却被母亲给喊住了。

那时的临夏城，只有一家照相馆。不一会我们就走到了照相馆门前。只见门上挂着蓝布做的棉门帘，上面还缝有红布剪的字。门两边玻璃橱窗里挂着的相框里，装有工人、农民和解放军的半身像片，照片很大，都是一人装一相框，还染了色，在灯光的照射下，就跟真人一样。

进了照相馆，里面的铁皮炉子生着火，一股暖气扑面而来，热呼呼的很舒服。一位叔叔站在柜台后笑着和大人们说了几句话后，就走出来给我和妹妹开始照相。他先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木椅子上，一边喊着：“小朋友抬头挺胸，不敢动啊。”一边钻到一个盖着黑布的大箱子后边。我只感到眼前白光一闪，他就从黑布下钻出来笑着说：“好了。”他把我抱下来，又把振清抱起来放到了我刚坐过的椅子上。照完以后他又热情地把我们送出了照相馆。

母亲牵着我的手往前走着，我暗暗想：今天的相到底照的咋样呢？

那时候还没有水泥电杆。大路两边的人行道上都是新栽的木头电杆。为了防止木头杆埋在地下的部分不被腐烂，所以它们的下半截都用沥青加以浸泡。因为刚栽几天，所以木头上的沥青还没有干，母亲就紧紧抓着我的手，生怕我不小心碰到电杆上，让沥青弄脏了照相时给我新换的衣裳。

记得那天的大街，非常热闹，电线杆子上挂着的大喇叭里，欢快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建设高潮。

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说得到，

做得到，

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坚决跟着共产党，

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

建设好。”

歌声在夜空里，显得是格外的嘹亮，置身于歌声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激情和努力向上的力量。

尽管天有些冷，但大街上依旧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裹紧了穿着的棉衣，有的还围着围巾，脸上挂满了笑容。

大街上的铺子都开着，门框上面挂着一条条的红绸子，并隔一段距离扎一朵牡丹花。有的门上头还挂着装有*彩像的大镜框，上面中间也用绸子挽了朵花，围着镜框的绸子飘在两边。有的铺子门前除了灯泡，还挂上了电棒，发出的蓝光在冬夜里显得是那样的明亮，耀眼！

看着美丽的夜景和周围欢快的人们，我们也被身边美妙环境所打动，置身其中，心里充满了喜悦。

过了几天，大人们把相片取回来，是一寸的黑白相片。相片上的我留着小分头，眼睛不大，微微低着头，脖子上围着围脖。振清的相片则不同，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刘海被三娘剪得齐展展的，身上还围着幼儿园发的白围腰。那时候的孩子们照相不多，尽管我到兰州时，在五泉山已照过一次像了，但那是在室外，身后还站有母亲和娘娘。这次到照相馆，第一次一个人对着那黑布苫着的大机子，我和妺妺的脸上难免有些紧张。

第二天到了幼儿园，我把母亲用纸烟盒包好的相片交给了李老师。

过了两天，李老师从办公室抱过来一个玻璃镜框，镜框边的木头被漆成了黄色，里面绿色的油光纸上很整齐地粘着几个小朋友的相片。她把镜框高高地挂在了我们教室的西面墙上。

我们大班在幼儿园的里院北房，振清的中班在中院的西房。有一次趁着中班没人，出于好奇我悄悄走了进去，看到她们班挂着装“红孩子”相片的镜框和我们班的一模一样，也是黄油漆油的边。只是镜子里装的油光纸不是绿的，而是红的。可能是有了妺妹的相片，也可能是底子是红油光纸的原因，我总觉得中班的镜框要比我们大班的好看。

自从选上“红孩子”后，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许多。南房窗下老师不让我们靠近的木马，在我眼里也有了灵性；摆在教室窗台上的粉红月季花，在熹微的晨光下，好像也在向我们点头微笑；就连马伯伯做的饭菜味道，感觉也比平时好了许多。

欢乐的幼儿园时光，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转眼间我进入了小学。

小学

一九六一年，正是全国大饥荒的年代。当时我父母亲在家闲居，大姐已出嫁，大哥在西藏日喀则当兵，大嫂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他俩五岁的女儿。二哥在兰州工业大学念书，三哥虽然高中毕业，但也没有工作，二姐在中学里念书，我刚从幼儿园出来。虽然大哥有时也寄点钱来，但这犹如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生活的种种困难。家里七口人每天要张嘴吃饭，生活的重担大都落在三哥一个人身上。他每天早出睌归劳苦奔波，到大河滩捞沙子，背石头来维持我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

那一年我八岁，三哥比我大十五岁。看着他为了这个家不停地辛苦劳动，每天回来瘫坐在廊檐下的台子上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我虽然年幼，可心里也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滋味。母亲为了生活，从别处接了一些手工活来加工。她拿一些麻袋片到家里，坐在堂屋门槛上，粗针眼里穿上细麻绳一针针把麻袋片缝成一个个袋子，缝好后叠整齐了让我抱着送过去。

我换牙比较迟，听大一些的娃们说，换牙时上牙掉了要扔到房上，下牙放到门臼里让人关门开门来回磨，这样牙齿就会长得快。我换了大牙后，就把牙齿放东房门臼里了。就在这一年的初秋，我上了小学。

第一天去学校，是母亲送我去的。我穿好衣服洗了脸，母亲给我背上她亲手做的新书包，又在我裤子口袋里塞了半节煮熟的苞谷，就拉着我的手走出了老宅大门。走过西门大街，经过隍庙街的拐角时，我看见隍庙一并排的三个拱形大门被堵住，砌严实后上面抹了一层白灰，中间大一些的白灰上还画了一幅彩色的壁画。左下角画的是三个炉顶上冒着熊熊大火的炼钢炉，右上角画着一个身穿黄衣服红裤，脚上是黑靴子，腰里围块老虎皮的孙悟空。只见它双腿蹬空头朝下，双手紧握芭蕉扇正使劲扇下面炉子里冒出的大火。

看着这我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很想站下来仔细看看这壁画。可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拐过街口往东走去，她把我一直送到了学校门口。看着陌生的学校大门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不想放开，可母亲低下头来对我说：“我的娃，从今天起你已经是个学生了，当了学生就要好好念书，可嫑尽想着玩了。”她把我的手掰开，看着我进了学校门这才转身离去。

我们家离新华小学不远，不知为什么，家里人却让我上了离家较远的北街小学。

北街小学是以街道名命名的，在城北的一条街上，周围都是居民区。

学校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二十亩左右呈东西长方形。有着校门的东边是新修的校区，西面扩建进来的三院是原来的弥陀寺。

校门两边各立着一个砖柱，紧靠砖柱呈八字形撇开的是两面已经变成了土黄色的白灰墙，墙上用红油漆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美术字，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瓦缝中流下来的雨水在墙面上留下一条条长长的雨痕，架在门上面的拱形钢筋，隐隐约约能看出以前漆了绿色。上面被铁皮剪的“北街小学”四个大红字，经过风吹雨淋太阳晒，现已变成了土红色。学校大门是双扇木头门，右边门扇上还有一个尕门，上面的绿油漆已经剥落。校门前的人行道边上，长着几棵弯弯曲曲的龙爪柳。

走进学校，西边不远处有一间传达室，有位老人白天晚上都住在那里。他除了守校，给老师们烧开水以外，还要按时打上下课的铃子。中间路两边是砖砌的花园，里面栽有松树、槐树和花草。再往前是三排教室，每一排的两个教室中间有一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西面还有一排房子是会议室及办公室。第一排的门窗是用深绿色油漆刷的，二、三排的是用土红色的颜料刷的。两排教室前的空地上种着杏子树和果树。

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第三排的东面，门前长着一棵倒柳树，弯弯曲曲的柳枝在风中轻轻摇动。

刚进小学，我对学校里的一切觉得很好奇。上的课有语文、算术、唱歌、图画、和体育，每一门课都有一位老师上。学生娃们很多，老师也比幼儿园的多，老师一多我就记不住她们的姓。到了晚上有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望着炕围子花纸上的红李子图案，就幻想着李老师能戴顶有李子图案的纸帽；听着窗外鹁鸽“咕，咕”的叫声，就幻想着要是葛老师能戴顶有鸽子图案的纸帽；望着月光下摆放在板柜上明啾啾的陶罐，就幻想着陶老师能戴顶有陶罐图案的纸帽，一看就知道这老师姓什么了，那样我就不会为记不住她们的姓而发愁啦！

上课练习写字时我用小刀子削铅笔，因为不会削一不小心铅芯就会断，一根铅笔很快就削完了。我家街口北面有个杂货铺，每天吃过午饭我就向父亲要三分钱，上学路过时就去这杂货铺买铅笔。日子一长，卖货的阿妈都认下我了，只要我背着书包一进铺子，她就会笑着站起来说：“尕娃，你买铅笔吗？”我点点头，她收下钱后就从铺柜上的圆玻璃罐里拿出一支给我。

每当我向父亲要钱时，父亲就说我是在吃铅笔，我嘟囔着说铅芯老断。母亲听见后就让父亲帮我削。父亲只好脱鞋上炕，从墙上取下牛角腰刀来帮我削。父亲削铅笔很仔细，靠铅芯的木头斜斜的，铅芯尖尖的很好用。

一次在课外活动玩耍时，有个同学看着我手腕上的红塑料镯子说：“儿子娃还戴这个。”听了这话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回到家里，我要二姐把镯子取下来。二姐很纳闷：“取下来干什么？你看戴着它红红的多好看。”可我坚决要求取，闹得没办法最后她只好答应了。可是取的时候却又遇到了麻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手也长大了，唾上唾沫也抹不下来。最后二姐只好让我把手腕平放在案板上，她一只手扶着塑料镯子，一只手拿着切刀，狠下心用切刀背把镯子给砸断了。

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葛老师，是个外地人。开学没几天，她给我们分好坐位后发了语文书，并要求我们回家后让家长给包上书面，说第二天要检查。

我背着书包走进外大门，踏上二大门台阶。从我记事，家里的二大门总是从里面扣着的，大人们从外面回来，只要前后错开门板，把手伸进门缝里上下一拨门扣，大门就开了，这样就不用喊家里人来开门了。进入小学后，我也学会了这开大门的方法。

进了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大人们问话。我站在二大门台子上，就开始：“大大、妈妈、三爸爸、三娘……”一溜串地问，我也不管家里大人在不在，问的话听见没听见，也不管他们答应不答应，只要放学进了家，就像背口诀一样，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话。向大人们问了话，就说明我已经放学回家了！振平哥、振清回家进门后也是一样。

进了堂屋门，我把新发的语文书从书包里拿出来，让母亲给我包书面。母亲说：“这书面我从来没包过，也不知道拿什么纸包，就让你大大给你包吧。”父亲盘腿坐在炕边子上抽着烟，听了母亲的话思谋了一会，就从窗子跟前的毯子底下，拿出一张折成四折不知压了多长时间的油纸，这是以前饼干盒子的外包纸，油油的红纸上还印有二、三块诱人的饼干。父亲让我拿来剪子，他按书的大小剪好油纸，在炕桌上一边给我包书面一边念叨：“念个书还这么麻烦。”

父亲包的书面很平整，害怕四个书角时间长了会磨破，还特意包成了双层。

第二天发了算术书，书面是二姐用一张有梅花喜鹃的旧画片给我包的，纸虽然有些旧，但图案很好看。

母亲用一块旧灰布，给我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袋子，用来当铅笔盒。铅笔、橡皮擦子、刀子等装进去，袋子口一收紧就什么也掉不出来了。她嘱咐我放学以后把书包挂到堂屋板柜道道里钉的钉子上。还说我哥他们小时候念书时，一放学就自觉地把书包挂在那儿。

在学校里，葛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上语文课时她给每人发了一张印有拼音的大白纸，每个拼音边有一个图，记得拼音O的跟前是一个张着嘴的尕娃头，f的跟前是一个带着珠子的佛像，有些女同学还把图案用各种铅笔染成了彩色。葛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上反复念这三十三个字母，并要求背下来。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听葛老师讲课以外，课后还被要求在院子里，用尕石头在地上反复默写生字，熟练后就在练习本上写。如果练习本用完了没钱买就找本废书，在字与字的上下空隙里写。谁要有块尕黑板或者铅笔盒，同学们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

葛老师除了对学习抓的很紧以外，她对每个学生的卫生也很在意。记得刚进学校时我们只有七八岁，流了鼻涕就习惯性地用棉衣袖口一擦，时间久了袖口又硬又脏。她就要求学生们在衣服上别个尕手巾来擦鼻涕。刚开始我们对她说的这话也没太在意，过了几天她见没几个学生按她说的做，就有点生气。中午快下课时她说：“下午如果谁不别手巾，就要站一边让同学们羞！”我想放学回家后一定让母亲找一块手巾别上，要不然让全班同学羞，那多难为情。.

可是我回家没见到母亲，一问父亲才知道她转亲戚去了。就向父亲要手巾，他说：“这么大的娃了，还别什么手巾。”我一听就急了，鞋也没脱就爬到堂屋炕上，打开橱柜拿出平日里母亲做针线的包包，找了半天也没找见。我想找块布顶替总比不别手巾让同学们羞要好，没有别针还可以用线针钉在衣服上。可是包包里的布大的我不敢剪，小的条条子又不能用，没办法到了上学时间，我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学校。

葛老师果然说到做到，下午第二节课后，她让别了手巾的同学们排着队站在院子里的倒柳树下，让我们几个没别手巾的在教室前面站成一行，让他们举起手刮脸来羞我们，一共羞了两次。在全班同学面前我被羞得满脸通红，只好低下头看着自己光脚穿着的圆口布鞋。羞完后葛老师说：“如果你们几个明天还不别手巾，让大家继续羞。”

回到家，我看见母亲转亲戚已经回来，正在东房里做饭。我站在案板跟前，低着头把下午的事向她说了一遍。母亲听完后看了看委屈的我，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娃你甭难受，妈妈给你想办法。”

晚上睡觉后，朦胧中觉得有人在动我盖在被子上的棉衣。第二天早上起来穿衣服，发现上面别了一条尕手巾。这条手巾是幼儿园的毛院长奖给我，母亲存放在箱子底绣花线夹子里的。我见了很高兴，就急忙穿上衣服，洗了脸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算术课上，老师除了教我们认一个个1、2、3、4…的洋码字（阿拉伯数字）以外，还领着我们念一加一得二，一加二得三的口诀…，并要求背下来。她还叫我们回家后，让家长把尕扫帚棍一节一节整齐地切下来，每十个一捆用线扎好，便于在上课时算加减法。

一年级最后一篇语文课我记得是《拔萝卜》：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有位老公公他虽然年纪大，但是爱劳动。他种了一个大萝卜，但自个怎么拔也拔不出来，最后在老婆婆、小朋友、小花狗、小花猫的帮助下，大家齐心协力才把萝卜拔出来。

二年级的语文书上有三个谜语：“姐妹两人一样长，食堂进出总成双，甜酸苦辣千般味，都让它们先来尝”，“红公鸡，绿尾巴，一头钻进地底下”，“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手，衣服就扯破”。为了便于猜测，下面三个方格里分别画有筷子，水萝卜，大蒜的图案，有些细心的同学还用腊笔把它涂成了彩色。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对蜘蛛的描写：一位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专捉飞来将。老师要求我们把这些谜语都背下来。

二年级算术课，从背加法口诀就变成了背乘法口诀。大清早教室前的院子里，到处都能听到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至到九九八十一，同学们背口诀的声音。

教音乐的杨克瑛老师老家是辽宁沈阳的。他不但长得帅气精干，而且多才多艺，歌也唱得很好。

我记得刚进小学时他给我们教的歌是：

戴花要戴大红花，

骑马要骑千里马，

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

后来上音乐课，杨老师先教我们练习唱1、2、3、4、5、6、7七个高低音符。然后他把纸上用毛笔写好的词曲用图钉钉在黑板上，用教鞭指着先教谱子，他唱一句，我们跟着学一句，谱子唱会后再教歌词。

三年级了，音乐课前，杨老师就叫上班里几个大一些的男同学，帮着他把脚踏琴搬到教室里放在前面，上课时他坐在琴后压着琴教我们唱歌。下课后又把脚踏琴搬回到他屋里。后来，我们再不用来回搬脚踏琴了。因为上音乐课时杨老师背来了一个手风琴。他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在杨老师教的几首歌中，我最爱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

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

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

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

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随着歌声优美的旋律，我的眼前不由自主总浮现出东川我外奶家大门前，那块宁静而又洒满月光的打麦场。那时我还小，但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仔细想一想歌词我还在想：听妈妈讲着苦难的过去，为什么前后还要用“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这句词呢？

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

听大人们说：二月二这一天是龙抬头的好日子。照习俗男人们要剃头，大人娃们要吃大豆。

到了二月二，很多男同学都去侍诏铺剃了头。回到学校的班里，个别调皮的同学趁对方不注意，就用巴掌在他新剃的头上打一下，沾了便宜还卖乖，笑着说：“给你开个新头。”

因为那时条件有限，班里吃大豆的同学不多，口袋里装了黄豆的倒有几个。他们把黄豆数着分给同学们，捏在手中，双方一边互猜着是双或是单玩耍，嘴里还一边喊着：“二月二，炒大豆，鼻涕落到嘴下头。”

中午放学时老师要求我们，回家后让家长帮着扎个风筝，下午要带我们到北山下去放。

做风筝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瞒着大人，在扫帚上偷偷抽几根扫帚棍，摘去竹节上的细竹条和叶子，把它用切刀从中间劈开，按尺寸大小切好，用线交加十字绑牢来当骨架，然后再把按骨架大小裁好的嘛呢纸用浆子糊上，下面粘上把纸剪成长条子后粘成的尾巴。那时候我们把这不叫风筝，而是叫尕连儿。还有一种是不用竹子，而是把大一些的一张纸先对折在一起后，又把纸往里收着斜线对折，后面中间粘一纸条当尾巴，寻一节二尺左右的线两头拴上火柴棍，把它距离均匀的戳进纸两头，再找一节线系中间后手里拿着线往前跑着放。这种风筝简单易做，比较适合尕一些的娃们自个做着玩。我们把它叫尕老鼠。

吃过饭，在我的央求下，二哥急急忙忙帮我扎了一个尕连儿。

我拿着它到了学校，把它挂在了教室窗子的风钩上。第一节课后，我们排好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西门外的北山下。

山下坡地上的小草已发出绿色的嫩芽，柳树的枝条在风里轻轻摆动，杏树上已发出了紫红色的花蕾。来到这美丽的大自然中，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变得畅亮起来。

老师说了注意事项后同学们开始自由活动。有的同学拿着自个做的尕老鼠在跑来跑去，有的同学拿着家里大人给做的尕连儿，几个人一伙在放。因为树多尕连儿容易被挂破，我就和几个同学来到尕路上，让个子高一些的同学手里举着着尕连儿，另一个同学拿着线在前面，随着一声“放”，高个子同学手一放，前面拿着线的同学就开始跑，我们几个就跟着慢慢飞起的尕连儿一起向前跑去。

有个同学拿的尕连儿头重脚轻，老是打着转往下栽跟头。一个同学就把尕手巾掏出来系在尕连儿的尾巴上，这样一来头就不重了。随着徐徐吹来的春风尕连儿轻轻地飞了起来。

冬去春来，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大地，万物复苏开始变绿，到处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俗话说“三月三，脱下棉衣换单衫。”家里的妈妈们，趁着和暖的天气又开始忙着拆洗棉衣了。

那时候我们家和周围的大多人家都一样。开春时天气热了，母亲就把冬天我们穿过的棉衣棉裤拆了，取出棉花用旧报纸包好，找根细麻绳绑好存起来。把拆下来的棉衣棉裤的布洗净后做成夹衣夹裤让我们穿。到了秋后又把我们穿的夹衣夹裤脱下来拆洗干净。经过一个夏天我们长高了，母亲就在上衣的袖口、下摆和裤脚边续上一节。把开春时拆下保存的旧棉花拿出来，坐在门前的廊檐台子上，一片片地把它撕软和，又把春秋穿过的衣裤一针针地做成了冬衣。

星期六的晚上，母亲催促我早早睡下后，她把我脱下的棉衣用剪子把针脚挑开，取出棉花用报纸包好，找根细麻绳扎住后放在了炕道道里的旧木头箱子里。把棉衣布放到脸盆里，倒上水放了点碱面，趁着月色搓洗干净后，搭到院子里的铁丝上了。第二天，我穿着二姐的一件旧衣服在院子里玩。母亲又开始翻里调面地换着晒挂在院子里铁丝上的棉衣布。到了下午她用手一摸还没有干，就又急急忙忙拿到东房的热炕上去焐，吃过晚饭后就开始缝，一直缝到半夜才做好。

星期一的早上，我穿着母亲给我赶做的对袂襟夹衣，干干净净地背着书包又去上学了。

六十年代初，正是美越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社会上到处都是“打倒美帝！支援越南！”的口号声。

一次下午上课时，葛老师对我们说：“明天是星期六，下午我要带同学们到西门外万寿山下去玩打倒美帝的游戏。你们回去后让家里大人，用麦草给你们扎几个草人。”同学们听了非常高兴，还没等下课就悄悄地在下面交头接耳商量了起来。为了把这次活动搞得更加生动，几个同学还准备抓紧时间，用旧书来做几把盒子枪和子弹带。

放学后回到家里，我向二哥说了老师的要求，让他帮着给我扎一个草人。开始他说不会扎，后来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再加上母亲在旁边也帮着我说好话，最后他说：“我真没扎过草人，你硬要让我扎，那我就试着扎一个吧。”二哥脑子好用，窍门也多，他先用麦草扎了一大一小两个草圆圈，把草圈上小下大平行地绑在一根木棍上，又找了两张厚白纸，用蓝墨水在一张白纸上按小圈子大小画了一个人头，然后再画上眼睛、大鼻子、嘴巴，戴顶带条子的高礼帽，画好后剪下来粘在小圈上。一张白纸上画上西装领带，下面写上“肯尼迪”三个字，剪圆了粘在大圈子上。二哥告诉我这就是美帝。

吃过晚饭，看着立在东房台子上的草人，我心里美滋滋的。按耐不住高兴的心情，我就跑到隍庙街上一个同学的家里去看，一进房门就看见几个同学跪在炕上，围着炕桌在煤油灯下用旧书叠盒子枪和子弹带，我脱了鞋也上炕帮忙。

盒子枪的折叠与子弹带的折叠方法基本上是一样，是用两张纸来叠的。先将纸从中间折匀，再将两边往里折进去，形成合页状。两张的折法一样，再将一张折成合页状的长条纸从中对折，用另一张折好的长条纸环绕一圈，撕去多余部分，然后将被环绕的长条纸的两头拉起来，分别塞进环绕自身的那纸条的上端，这样一个小件就做好了。一个盒子枪一般需要八个小件组成，前后三个，中间两个，枪的前端用来瞄准的是一个尕的。这些小件做好以后就开始组装了，用纸搓一根比铅笔细一些，长短和筷子一样的长纸棍来连接，那个尕的小件套纸筒前面当描准器，通过组装连接，一个形似盒子枪的纸手枪就做出来了。

子弹带的小件折叠和手枪的一样，还是先折叠出一个个小件，然后再把它们一个个连接起来。

做这些活一时半刻是完成不了的。同学们都是互相帮着做。晚上做不出，就利用第二天课间休息和中午时间接着做。每当做出一个成品，就高兴得把子弹带系在腰里，别上纸枪，先耀武扬威的在地上走一圈，就好像别上了真枪一样。

春天的阳光总是充满着温馨。到了第二天下午同学们有的腰里系着子弹带、有的别着盒子枪、有的还在帽子里放一根纡圆了的扫帚棍，做成“军官帽”戴头上。老师让我们几个扎了草人的同学肩上扛着草人走在队伍的前面，向万寿山出发了。

来到山下，柳树上已长出了嫩绿的叶子。个别调皮的同学趁老师领着同学们找平一些地方插草人的机会，三两下爬上树去，摘下柳条做成帽子戴在了头上。老师带着我们把草人插好，根子底下再用石头垒牢。然后让同学们拉开距离站在远处，用石头和土块向草人瞄准投掷。打中了的同学高兴得在地上一个劲地跳。拿了盒子枪的同学，眯着一只眼，举着枪瞄准草人，同时煞有其事地喊着“啪——啪——”，惹得没有枪的同学跟在他屁股后面，一个劲地喊：“把枪借给我！让我也放两枪呀！”

我们学校有两个操场，大操场在西南面，供高年级的学生上体育课。尕操场在传达室的后面，一般低年级的体育课就在这上。它有两个出入口，一个在传达室的南面靠墙处，一个在东院的西南角。大操场南面有个一人多高的土台子，平时校长讲话和“六一”儿童节各班的文艺汇演，都在这土台子上。

当初扩建学校，校园里留下了许多碎石头和烂砖瓦。学校组织学生们在劳动时间，在尕操场北面砌一个土台子。劳动时，高年级的同学们先用大点的石头在离墙三尺的前面，砌了一道高二尺左右的围墙，同学们用背兜把碎石烂砖背着倒进砌好的围墙里。台子填满后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土。这样一来，尕操场即有了一个讲话的台子，校园也变得干净整洁了。

北街小学前身是弥陀寺。记得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寺门就在丁字街的正中间，门前就是弥陀寺街。后来拆了寺门把它砌成了围墙。原来寺里的东院、中院、西院三个院子，在我还没上学时，早就扩建成了学校。

从新校区西面土墙上的双扇尕门进去，就是弥陀寺的东院。

东院门右边有一口井。井台不高，井棚是用几个木柱支撑着，上面盖有木板。为了让同学们拉水省力，木棚梁上用铁丝绑了一个滑轮，井绳穿过滑轮，绳子两头一边系一个水桶，拉水时一个上来一个下去。因为低年级的同学岁数还小，我们总是两人合起来拉。

老师们利用休息时间在院子南边的地里种了麦子。南边低矮的土墙边长着几棵槐树，中午到学校后同学们就坐在树荫底下看书学习。

西南角的墙上，有一个可进出尕操场的豁口。我们走进学校后总是走捷路，进入传达室南面的出入口，经过尕操场走出这豁口，才进入中院的教室。

东院北边三间原来是寺里的大殿。木头门扇的上半部分是糊了白纸的木格窗，下半部分是板装的。宽敞的房子里摆放了三排课桌和板凳。靠西墙立了一块木头做的黑板，这样一收拾，大殿就变成了学生们上课的教室。

和教室一排的东边有三间土房，可能是以前僧人们的住房。学校把它用来当库房，铁门扣上常年挂着一把铜锁子。

西面是中院的房后墙。靠北有一个土斜坡，下雨天土斜坡总是很滑，上去后从西北角进去就是弥陀寺的中院。

中院北面是起架很高的正殿。在我们刚进学校时，看见大殿正面是青砖砌的被隔为三间的佛龛。每一间的上面和左右都雕有彩色的木头装饰，因以前点灯烧香装饰被烟熏黑，佛龛后面的墙上画着壁画。

那些年在西门外部队营房的军人礼堂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各小学的文艺汇演，演出结束后市里还要进行评奖。所以每个学校对这一年一次的汇演都很重视。

在我上二年级时，杨老师为准备汇演，带着高年级的学生们在这大殿的佛龛前，排练了合唱《在太行山上》，还有舞蹈《飞夺泸定桥》。在排练舞蹈时，同学们手里举着木头枪和大刀，唱着：“大渡河水浪滔滔，英勇的红军志气高……”的歌曲，做着往前冲的动作。杨老师让一个小同学爬在另一个同学的背上，把腿子圈起来装扮成伤员。下午上完课后，我和同学们都从前院跑到这中院，站在大殿门口望里看。

大殿的廊檐台子很宽，是用青方砖铺的。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文艺汇演就在这正殿廊檐台子上。最后一个节目是六年级的女同学们表演的维族舞蹈《牙克西》。她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竹篮子用彩色头巾包好后扎住，挎在胳膊肘上做着采摘动作。

南房比东房和西房高一点，南北都有门，它是当年的过殿，后来变成了我们班的教室。门两边是四扇糊着白纸的大木格窗。上午上课时，太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教室里很亮堂。

教室的北门前是一片种了麦子的庄稼地。下午到了学校打开教室两面的门，南北通透，轻风吹来很是凉爽。到了冬天北门从里面栓住，只从南门进出，教室里严严实实的很暖和。

西房偏殿被隔成了三间，拆了旧门面后，每一间又装了一门一窗，这样一来就变成了老师们的宿舍兼办公室。

东房偏殿也是教室。有一段时间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被搬走了，这教室就成了我和几个同学，下午自由活动时悄悄看书的好地方。

院子里长着两棵高大的松树。东南墙角处，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它的荫凉遮住了炎炎烈日。下课后，同学们有的在这树荫下甩香烟盒叠的三角；有的在一块石头上斜立一块平石头，在上面滚旧铜元或大一些的旧垫圈，玩滚钢赢洋糖纸的游戏（那时水果糖叫洋糖）；有的还在地上挖三个尕坑，滚钢蛋玩。

西北角空着，东北角有一个双扇小门，出了门可以直接到大操场的台子上。“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这小门就成了演出时的进出口。

在这有着大殿、松树、四周都是瓦房的中院里，我度过了三、四年级的学校生活。回想起童年的许多往事，总是和这个古老的中院紧紧相连。

三年级时，我们班调换班主任了。新来的王老师个子不高，说话很和气。她给我们上语文课，布置的作业除了语文练习和作文，每星期还要用毛笔写一仿大楷和一仿小楷交到她的办公室。

康老师给我们上珠算课。上课时她拿来一个大算盘，挂在黑板上的一个钉子上。她讲课声音很大，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讲解着三遍九、九遍九，边讲边还在大算盘上进行示范。

康老师比较胖。那时我个子不高坐前面，上课时不好好听讲，低头总看康老师那双系着带子的圆口黑皮鞋，脚跗高高地突出鞋口，像肿起的一个水泡。

教音乐的杨老师就住在中院西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看见在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白石膏的半身女人像，石膏像的嘴唇不知是谁用墨水涂成了红色。

一次班主任请假了，杨老师给我们班代了一天课。到了下午第三节自由活动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杨老师就让全班同学进教室给我们讲故事。刚开始他没说故事名，说讲完了再告诉大家。同学们坐在位桌后静静地听着，杨老师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把故事讲得很吸引人。最后他讲完了才告诉我们：“这故事的名字叫《活捉乌斯满》”，同学们意犹未尽嚷着还想听。可下课铃响了，杨老师对大家说：“等下一次我再讲给你们听吧。”

教美术的是一位梳着两条长辫子的杜老师。她不但画画得好，墙报上粘的花边剪得也很漂亮。

图画课上，杜老师先在纸上画好样子，拿到教室后用图钉钉在黑板上，让同学们看着画。有时画图案，有时画向日葵，课堂上画不完，下课后抽时间画好了，再交到她办公室里。

杜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一天下午，第一节课是图画课，她一进教室，看见我还趴在桌上急急忙忙赶写其它课的作业，还没把图画本拿出来，就几步跑到我跟前，一把抓起我写的作业本,三两下就给撕了。弄得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很难为情。我想有了这件事，杜老师肯定对我有所看法，但她并没有这样。

一次图画课上她让同学们画萝卜。我画好以后用红蓝铅笔把萝卜染成红色，把叶子染成了蓝色，还在右下角学着写了四句打油诗：萝卜萝卜是好菜，农民伯伯辛苦栽，红红的尖尖绿尾巴，大人娃娃都喜爱。本子交上去以后第二节图画课上，杜老师举着本子给全班同学看了我画的萝卜，并念了那首诗，她巧妙地把我写的“红红的尖尖绿尾巴”改成了“红红的果实绿尾巴”。她还吿诉大家：这种有诗有画的表现形势叫诗配画。

她见我和班里的另一位男同学对美术有兴趣，就利用下课时间对我们画的画仔细看，耐心讲。她还告诉我们：如果在画图画时遇到啥问题，可随时到办公室找她。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进行文艺汇演，各班都要编排文艺节目。

在我们的语文书中，有一篇《刘文学》的课文。

刘文学是一个热爱共产党和*，热爱新社会，努力学习热爱劳动的好孩子。一天晚上，当他路过一片集体的辣椒地时，看见地主正在偷摘辣椒，他就跑上前去一把抓住想把他拉到生产队里去，地主挣扎着不去，最后，他把刘文学给活活掐死了。第二天社员们在地里发现了刘文学的尸体，地主被抓住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学们学了这篇课文后，对少年英雄很是佩服。王老师根据书上的内容编排了一个《刘文学》的节目。

刘文学由我们班的班长扮演，地主由一个姓赵的胖乎乎的同学装扮。我们几个同学还利用第三节自由活动课的时间，在教室外面，自己编了一个《打掉U2型飞机》的小歌舞。

儿童节的早上，大操场南边的土台子上，挂起了紫红色的幕布，高年级的同学们把土台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午吃过饭后，我们早早赶到学校，来做一些表演前的准备工作。

王老师让班长换上一个同学新穿的白衬衣，让他把衬衣下摆装到蓝裤子里，脖子里系上红领巾，并嘱咐他把白领子翻到红领巾外面来，这么一打扮，一个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打扮完刘文学，王老师又从她的布书包里取出一件大襟黑衣裳和一顶瓜皮帽，让演地主的同学穿戴上，并用墨汁在他鼻子下画了两撇小胡子，并在额头上画了三道黑皱纹。

同学们在一边帮着忙，一边围着看。见到“尕地主”的这身装扮，都禁不住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演出时，我和同学们坐在台下看。我们班的节目一报完，尕“地主”就急急忙忙上了场，他一边用手撩起衣服的前襟，做着偷辣椒的动作，一边说着王老师教的台词：“这是生产队的辣椒地。趁着现在天黑没人，我在这里偷些辣椒，明天拿到集上卖了换些钱。”还不时转过头来紧张地看一眼站在幕布边，鼓励他好好演的班主任。

刘文学是唱着《社会主义好》的歌上场的。演出时整个对话都很顺利，表演结束前，当地主把掐死的刘文学拖下台时，台下观看的同学们脸上都现出了愤怒的表情。

在表演《打掉U2型飞机》时，我们几个穿着平时穿的衣裳，系着红领巾。装扮美国兵的男同学，穿件黄衣裳扎根腰带，戴个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一顶钢盔帽。上场后他撇着脚弯着腿抬头望着天，半土半洋说着自编的台词。

他的滑稽表演，赢得了台下同学们的一片笑声，引得我们参加表演的几个人，也忍不住地抿着嘴笑了。

平时我和班里的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学习上互相帮助，课后大家一起玩耍。

我记得班里有一位姓贾的女同学，不但学习好，性格也很活泼开朗。她家住在学校后面的北城墙跟前，每次劳动或打扫卫生，我们就跑到她家去借笤帚和铁锨。学校只有一口井，有时候在井边等着拉水的同学们多，我们就跑到她家里去提水。

一天中午，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在院子里玩。只见她手里耍着一把笤帚，从教室里走出来，站在门前台子上，眨着眼睛装孙悟空。随后她走进教室把门关上，等出来时只见她把自个的红围巾绷在绣花的圆绷子上，做着绣花的样子扮淑女。过一会她又进去把红围巾包在头上，拄一棍子走出来，弯着腰抿着嘴，用棍子砰砰地使劲敲打着栏沿台子装歪婆。她这一连串的表演，可把我们玩的几个人，惹笑得前仰后合停不下来。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在院子里和她斗嘴说笑。她一个丫头娃说不过我们几个儿子娃，最后只好随着我们，我们说句什么话，她也跟着说句什么话，我们就联合起来朝她喊：

看样和样，

寻的个大脚婆娘，

大脚婆娘不会填炕，

一木掀捣地者房上，

房上有些韭菜呢，

你和你的尕女婿（啦）商量（者）做些卖买呢……

她一看我们几个耍开无赖了，气得没办法，就说：“不和你们尕娃们玩了。”就转身上了台子跑进了教室。

小时候我们很淘气，记得几个人还搞过一次恶作剧。

一天中午上学后，我们在大操场上追着玩，看见班里的一个同学急匆匆的从拐角处跑过来要上厕所，我们几个人上去一把把他拽住，不让他去，最后憋不住他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

这同学脾气很好，虽然很生气，但又当着我们几个人又不好发作。只好跑到厕所里，用瓦片去刮。我们几个站在操场里就一个劲地拍着手笑。

顺着中院西南角再往前走，就是原来弥陀寺的西院。北房和东房原来是寺里的大殿和偏房，学校扩建后变成了同学们上课的教室。院子西面新盖的几间不大的房子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西院南面的一片空地和中院南面的土地相连，老师们利用星期天都种了麦子。因为粮食紧张，老师们对这片麦子地都很上心。

给我们上算术课的罗老师是上海人，她个子不是很高，但穿着很洋气。平时总穿着一件豆沙色的青果领短外套，翻在外面的白衬衣领子洗得很干净，黑色的里伏尼布鞋的鞋底边子上，喷着白色的油漆。

一次，我和两个同学走过麦子地边时，被罗老师看见了，她把我们叫到教室门前，不问青红皂白当着同学们的面，就把我们三个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踏坏了地里的麦子。

当时我们觉得很冤枉，对罗老师的批评也很不服气，我就壮着胆子顶撞了她几句。

自顶嘴事情发生后我心里很后悔，多少也有些害怕。但罗老师不但没有记恨我，她还把我叫到办公室谈心，并对我不懂的算术题，单独进行辅导。

夏天来了，学校里的麦子开始慢慢变黄。走过地边，麦子的清香都会让人直流口水。个别胆子大一些的同学走过地头，趁人不注意就顺手捋几个穗头装进裤兜里，找个僻背处搓着去吃。

一天下午天有些阴。学校通知各班，排着队去尕操场开会。拐过东院西南角的豁口，走进操场后我看见在北面土台子上，低头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瘦瘦的尕娃。那妇女头戴一顶灰色帽，穿件旧大襟衬衣和旧裤子。那尕娃脸色蜡黄，穿的衣服也很破旧，裤子很短，两只圆口布鞋的前面露着脚趾头。

校领导讲话后大家才知道，那尕娃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昨天夜里趁着天黑学校里没人，翻过墙来偷老师们种的麦子时被门卫抓住了。今天校领导让他娘俩在全校师生面前做检讨，意在“打黄牛，惊黑牛。”通过这件事情让全校师生引以为戒，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首先校领导让那个尕娃先检讨。那尕娃低着头什么也不说。逼得急了他就转过身来扑向她妈妈，他妈妈拨开他的手说：“你偷了学校里的麦子，你自个说呗。”我们看见那同学一边哭一边再次扑向她妈妈怀里，嘴里喊着:“妈妈,我饿啊！”他妈妈听到这喊声，张了下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抓着儿子的瘦肩膀，呆呆地在他脸上看了一会，慢慢蹲下去把儿子一把揽在怀里，母子二人在土台子上抱着头嚎啕大哭了起来。

看到这情景，土台子下站着听检讨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不由自主低下了头。

那时候钱财很紧张。同学们为了节约几分钱，都不买一毛二一瓶的蓝墨水，而是去买几分钱一包的墨水精。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水，再把用纸包着的墨水精倒进去用棍子搅匀，就成了一瓶墨水。水笔贵就买一个蘸笔尖，把它用线绑在一节扫帚棍上当蘸笔。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同位的一位女同学有一支透明塑料的水笔，同学们觉得很少见，都拿在手里看稀罕。一次上课时，我不小心把她的笔帽给弄断了，这女同学就提出要我赔她五毛钱，因为做了亏理的事，我也就答应了。

虽然我同意了赔，但不知哪里去寻钱。尽管那时三哥已有了工作，在新华小学当上了老师，但我又不敢对家里大人们说，怕他们知道了骂我。可那个女同学她每天一上学就向我要，逼得我都害怕上学了。实在没办法我想到了“偷”，准备偷家里的钱来赔她。

那时候是父亲管家，我知道钱放哪。一天中午，趁家里没人，我爬上堂屋炕，把被和枕头抱一边，翻开窗子后炕角头的毯子和毡，竹子席上面卷放着一元的几张红票子，本想只拿伍毛，可一看没有零钱，全是一元一张的红票子，一狠心就从中抽了一张。

换开后我把伍毛钱还给了她。剩下的本想放回原处，但始终没找着机会。

后来我作业本用完了，就用那伍毛钱买了两个本子。回头又转到新华书店，看到里面挂的许多画片，一张张看过去都很好看。其中有一张，天蓝色的底子上中间是一个红红的大双喜，两边飞着两只金凤凰，两个系着红裹肚的胖娃娃满脸含笑，举着一双小手骑在凤凰上，两凤凰中间是一朵粉红色旳大牡丹，整个画面显得很喜气。就用那剩下的一毛多钱买了这张画片，卷好后拿回了家。

后来这张画还真派上了用场。上街王家的两间东房，被二姐的同学租了以后当了结婚的新房。一天晚饭后，二姐的两位女同学来到我家，商量着要去贺禧，可是没有礼物。情急之中二姐想到了我买的这张画片。她把我叫到东房外悄悄和我商量，我思谋了一下，就答应送给二姐，让她们几个拿着去当贺礼。我也提了个要求，要她们去时一定要领上我。二姐没办法只好又进去商量，最后她们答应领着我去了。

新房很简单，不大的土炕上放着一床被子，地上放着一个小桌子和两把背靠椅。屋里一下子来了四个人，显得很拥挤。我这才明白，怪不得先前二姐她们三个人哼哼叽叽不领我，原来新房这么小啊。

两位新人一见来了客人很高兴，男主人点着了放在尕桌子上的灯盏，两口子展开画片一看很是惊喜。男主人就急忙跑到院子里从花椒树上摘了几个刺进来当图钉，二姐她们说笑着脱鞋上炕，把画片钉在了炕角头的墙上。小小的尕房贴上了新画片，一下子就有了新房的样子。

因为房子小，来的人又多，新娘和钉画片的那个人就坐在了炕上，其它人坐在了炕沿头和椅子上，男主人满脸歉意地说：“想给你们倒个水，可现下连个杯子还没有。” 来的几个人连声说：“刚喝过了来的，不渴。”

几个年青人说着笑着一直玩到很晚，两口子才把我们几个送出了大门……

那一元钱就这样让我花完了，但为了那不翼而飞的一元钱，父母亲你一言我一句地吵了好几天。父亲说是母亲拿了，母亲说是没拿，父亲说难道钱长翅膀自个飞走了？母亲说这我可不知道。

每次听到这样的争吵，我心里总是很难受。便一次次暗下决心，想鼓起勇气说明事情的前后经过，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很清楚父母的性格，这辈子他们最见不得的就是做贼说谎。我只好在内疚自责中选择了沉默。

为了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

红园广场西边是州文化馆。在这个馆里曾举办过一次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一天早上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

我记得展览共分三个展厅。

第一展厅在西面古建筑式的大殿里。门顶上挂有一块黑底白字写着“万恶的旧社会”的牌子。我们排着队走入展厅，看见墙上挂着的版面上，贴有照片和手绘的图，照片和图画的下方配有文字说明。手拿竹棍的女讲解员一边指着着版面上的图，一边声情并茂按照文字给我们进行讲解。里面还有许多实物和搞的人物雕塑。最后是一幅“欢庆解放”的油画。画面上是临夏各界各族人民在南门城楼下，举着三角旗，梳着羊角辫的尕姑娘抱个大西瓜，欢迎王震将军带着队伍进城的欢乐场面。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幅油画是在文化馆工作的周大正老师画的。

下午接着参观第二个展览厅。它在北面一排新修的大厅里。门顶上挂着一块红底黄字写有“社会主义好”的长方形牌子。在宽敞明亮的展厅里，展示着临夏解放以来，各行各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的照片。实物有丰收的麦垛、玉米、洋芋、瓜果等。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参观了第三个展览厅。第三个展厅也是新修的，它在第二展厅的后面。门顶上挂着一块红底黄字写有“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长方形牌子。

展出的实物中我看见一些家用的桌子、椅子也摆放在展览厅里。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才知道这些东西原来是地主老财家的，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把这些东西作为果实分给了穷苦的农民。但是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又伺机进行反攻倒算和报复，他们又把这些分得的果实从农民手中抢了回去。板面上还挂着一件带血的军装，下面配有文字说明，这是解放后不法分子残害人民解放军的铁证。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例，教育我们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参观完阶级教育展览，下午上学后在教室里，老师让我们在班里发言，说一说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的心得体会。临下课时，还给我们布置了一篇题目叫《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的作文。

我记得在学校大操场的西面，还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戴着红领巾，拿着凳子，排队进入了操场。坐好后，杨校长首先讲了话。讲完后，他请上来一位解放前给地主当过丫鬟的回族妇女，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那妇女四十多岁，站在桌子后面，对我们说：旧社会因为家里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有钱人家当使唤丫头，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被打骂，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是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解救了出来，过上了好日子。最后她说：你们现在生在新社会，长在甜蜜罐罐里。一定要听老师和家里大人的话，当一个*阿爷的好乖娃。她讲完以后，杨校长上去做了大会总结：希望同学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革命，努力学习，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了南门外的蝴蝶楼。

蝴蝶楼位于前河沿路西端。现在是部队的驻地。我们排着队进去，看到里面有一个呈四方形的大院，北面是两层形似蝴蝶的旧式木楼，南面是门，东西面是走廊，院子的花园里种着牡丹芍药。部队的一位同志，给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蝴蝶楼是马步青解放前为其四姨太所修建的宅院，规模宏大，占地五百多亩。整个建筑施工历时五年，花费了很多银子。其主体建筑北面正中主楼为蝶身，两厢随楼相连的房舍呈半园形为蝶翅，远处望去尤如展翅的蝴蝶，因此得名“蝴蝶楼”。

上级领导又组织我们参加了在东门外大地里召开的斗争大会。我记得在西面搭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参加大会的人们情绪很是高涨。斗争大会一开始，先让被揪斗者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我们离台子较远听不清交代的声音，我只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党的伟大，我的罪恶……”

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了东门外的面粉厂、南门外大寺旁边的印刷厂。通过参观学习，使我们对麦子经过机械加工成面粉的流水过程及如何将纸切好再一页页印成本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在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上午。学校尕操场西面土墙上，挂上了一张*的画像。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把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洒上了水。

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排着队站在队旗下，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我那时心里很激动，恨不得跑到前面举起拳头，大声喊几声。

那一天，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我们高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嘹亮的歌声在校园的上空久久回荡……

阿奶

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听母亲说起我阿奶的一些往事。

母亲是十六岁嫁到我们家的。刚进门没几天，按照老规矩，婆婆就要让刚进门的新媳妇做一件棉衣，以此来试一下她的针线活。阿奶让母亲给阿爷做一条大裆棉裤，做这活对母亲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母亲张开大拇指和中指用手一拃量好长度，剪好后在青布上均匀地摊上棉花，在针里穿上青线缝好，再把白布剪的腰摊上棉花做好后一针针缝上。那时的棉裤前后都一样，还可以调着穿，膝盖也不容易磨破。母亲把棉裤做好后扫干净上面沾着的碎棉花，叠好了拿到堂屋让阿奶看。阿奶翻开后看了一眼，只对我母亲说了一句话：“你做的针脚也太大了！”

母亲告诉我阿爷平时言语不多，脾气很好。阿奶人很吃劲，是个持家能手。还说我阿奶的针线活做得很好，并绣得一手好花。她总在闲暇时候，一个人低头绣花。母亲的一手绣花好手艺，也是阿奶当时言传身教过来的。

我记得母亲曾给父亲做过一个蓝布的菜瓜枕头，她告诉我枕头两面枕顶上的花就是阿奶绣的。我看见在深蓝缎子的枕顶上，一面绣着荷花荷叶，还有水纹，大大的荷叶下卧着一对闭着眼睛的鸳鸯；另一面绣着花和飞鸟，针脚细密，古色古香，很是秀美。

母亲对我说：有一年大年三十家里准备年夜饭，为了盼来年有个好财运，阿奶让母亲在包扁食（扁食表示元宝）时包了一枚尕硬币，意在谁的碗里舀了包有硬币的扁食，谁就能在来年运气好，发大财。那时父亲和二爸都在外边做生意，阿奶很希望这扁食能舀到儿子们的碗里。可母亲下饭时没太留意，吃饭时大家围坐在堂屋炕的炕桌边，每个人都很在意这包有硬币的扁食，可谁都没有吃到，最后却又偏偏舀到了在厨房下饭的母亲碗里。大年三十弄得阿奶很不高兴，她指责母亲是有意舀给自个的。母亲有苦说不出。她对我说：“我那时咋那么老实，要是多个心眼打个记号就不会惹你阿奶生气了。”

母亲说阿奶从没骂过她们，还告诉我一件趣事：说是有一次阿奶去转亲戚，临走嘱咐母亲和二妈她们把家里的卫生好好拾掇一下。俗话说“老猫不在家，老鼠翻碗架”，两相侯（妯娌）还很年轻。等到阿奶走后，就扭着尕脚在院子和房子里追着玩了起来，玩得兴起竟忘了拾掇家。后晌，阿奶拄着拐棍从亲戚家回来了，走进大门一看，家里什么也没收拾，顿时就不高兴了。但她什么也没说，顺手从西房廊檐下的台子上，拿起笤帚走进堂屋扫起地来，阿奶这无言的一招，可把待在家里贪玩的两个儿媳妇吓坏了，赶紧从婆婆手里抢过笤帚扫了起来。

我的阿爷阿奶是在解放前去世的，我没见过他们。

父亲

我父亲出生于一九零三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名恕，字信斋。弟兄三个，父亲排行老大，姊妺三个，他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父亲个子较高，长相清瘦，花白的头发有些秃顶，走路时搭背着手，脚有些外撇。在我记忆里，他从没穿过裁缝做的制服衣裤，更没穿过什么买的鞋。一年四季总穿着母亲手工做的用布挽着纽袂的对袂襟黑上衣和大裆裤、黑条绒布鞋。

父亲为人正直诚实，不怕吃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不灰心丧气。因家里贫寒，他很早就去给别人当伙计，后来又到夏河给别人当先生娃。父亲没什么文化，但在夏河做买卖时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听说掌柜的最后把一间铺子转给了他，后来父亲一人经营着这间铺子拉家务，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回临夏。

父亲言语不多，脾气很好，在我记忆里从没发过火，更没打过我们。听母亲讲：父亲年青时一次从外面喝酒回来，不知何事惹他不高兴了，他就站在老宅西房廊檐下的台子上，一脚把放在跟前的铜火壶踢到了院子里。这一反常的举动，把全家大小吓得都不敢出声了，母亲告诉我：多少年来这是父亲发火最厉害的一次。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曾带着我进过一次馆子。在大什子往西靠北面有一间饭馆，门顶上的棱形玫红纸上用墨汁醒目地写着“清真饭馆” 四个大字。在靠门的一张桌子前我们坐了下来，父亲向堂倌要了两碟凉面。我们俩很快就吃完了。我坐在那里，双手端着舔得很干净的碟子，抬头望着父亲的脸，多么渴望能再来一碟。可父亲把碟子底舔干净后，往桌上轻轻一放，慢慢站起身用手擦了擦嘴，将凳子往身后踢了踢，对我说：“尕娃，走！”我没敢吱声，就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回家了。

这是我们父子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馆子吃饭。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上面浇的豆腐卤子和碎青菜，还有那满嘴的香味。

上世纪六十年代，买煤全凭煤折子（煤本子），没有煤折子和特殊的关系，你想在煤厂买到一块煤砖，那是不可能的。八坊里有些困难人家，一天买一块煤砖，买了煤砖尕娃们用背篼背，妇女用围腰包住了抱。因为买的次数多，天天在煤折子上记，没多少日子折子就用完了。

冬天，我家堂屋里的火盆、灶房里的泥炉子上都要架火，堂屋里的用来取暖、搭开水，灶房里的用来做饭。那时农村不供应煤砖，遇到家里办个喜事，城里有亲戚的，从几个月前早就说好了，借煤折子买些煤砖凑个急用。城里没有亲戚的，只能托人情转借着买了。

家里的煤砖垒放在堂屋廊檐下的台子上。父亲用一把老斧头把煤砸成一个个小方块，在煤跟前垒成一个堆堆。还把我和西琳拾来的碎炭按大、小、渣子分开堆放在旮旯房里。

父亲做事很是认真仔细。第二天的火，头一天下午他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他搬出火盆，把它放在堂屋门前的花园里，为了节约用煤火盆周边一般不动，用火箸捡出当中的败煤。火盆下面垫一层败煤，中间放些煤灰后抹平，把纸烟盒撕成细条子放中间，上面放一些二寸来长的麻杆，再放一些劈得很细的柴，最上面放三截约三寸长的木柴支成三角，四周整齐地垒一些煤块，然后放上我们拾的炭，再压层炭渣子。如此这般，从里到外，留一处孔眼，便于第二天点燃。在我感觉中父亲那不是在做架火前的准备，而是在做一件相当精细的工艺品。

到了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和西琳就急忙起来去州委拾炭。这时，睡在堂屋的父亲也起来了，他腿上穿着母亲做的白布长裤，披件旧皮衣，趿着母亲做的圆囗条绒鞋蹲在院子里开始架火。他把像筷子长的一节麻杆用手捏扁，取出一根用火柴点着，从留的小孔里慢慢放进去，先把纸点着，接着是麻杆，细木条一层层地燃烧起来，随之煤也就着了，他再用败煤很平整的一圈圈压在上面，搭上铁皮水壶开始烧水。等到煤不冒烟了，才把火盆搬到堂屋炕上。洗手后在碗子里下上茶叶，还有两个烤焦的红枣，把碗子放在火盆边上。做完这些后他又脱鞋上炕，盘腿坐在火盆边，一边抽着烟、一边等水开了泡茶喝。（为趿鞋这件事，母亲多次说过父亲，一个说是把鞋趿坏了，一个说是多年已形成习惯了。）

在父亲手里，一块煤砖要用上好几天。砸剩下的碎煤，用水和好，铲到撒有煤灰的廊檐赛台子上抹平，再沾点水用铲子平滑地抹出一个个圆煤饼，以便干后再用。

听大人们说，从前红园路州政府对面是个水池子，老百姓们把它叫鹅鸭池。池边长着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柳树，树身遭雷劈电击，里面被掏空了。刚解放时临夏还没有路灯，有个女人一到晚上就装扮成柳树精藏在树洞里，深夜路人经过时她就跑出来吓人，伺机打劫路人的钱财。俗话说 “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你来的趟数多”，玩火者必自焚。后来装鬼的女人被抓获判了刑。几年后，鹅鸭池被填平了。又过了几年，政府就把它改建成了篮球场。

球场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门，平时人们都从东边的门出入。球场里南面是主席台，后面有几棵大柳树。中间是篮球场，四周是一层层水泥砌的圆型看台。紧靠看台的东西两面各立了四根高高的松木杆子，上面用钢丝吊了许多照明灯。每当星期六，球场外早早就贴出了海报。晚饭后，看球赛的人们说说笑笑从四面八方走来。此时灯早就亮了，把整个球场照得亮如白昼，人们习惯性的把这球场叫“灯光球场”。

除了抽烟喝茶，父亲一生也没什么太多的爱好，到了晚年他却喜欢上了看篮球比赛。因为球场离我家很近，平时有球赛时，父亲就去灯光球场看。后来慢慢看上了瘾，不管天热天冷，每到星期六吃过晚饭，他就拿上一块尕褥子，撇着外八字脚到灯光球场去看比赛。第二天中午就坐在北房廊檐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和振平哥评论着昨晚的球赛。父亲平时语言不多，但一说起球赛，运动员几号动作迅速敏捷、几号传球快、几号投球准、哪个裁判哨子吹得即干脆又准确。只要说起这些，父亲的话就多了一些，脸上不由自主也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看篮球比赛，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带给父亲许多的快乐和慰藉。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父亲的视力大不如前，右眼看东西已很模糊了，但他对篮球的热爱还是那样的情有独钟，一如既往。

母亲

我母亲名叫金桂兰。于一九零八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出生于临夏市东门外耿家沙台北面的金家大庄窠里。母亲个子很高，虽然裹了两只尕脚，但走路时腰板挺得很直。人很精明能干，家务事样样做得很好。她身上穿的大襟衣服、裤子和鞋，都是自个亲手所缝，做的针线和绣的花总是被邻里夸赞。

母亲虽没文化，但平常爱说话。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古训，比如“吃饭的肚子想事的心”、“前院的水往后院流”、“借帐要忍，还帐要狠”、“人活脸面树活皮”、“活人要有志气，你看拉下一泡屎也要冒半天的气呢”……。农家出身的她一生勤劳俭朴，宽厚待人，最厌恶做贼说谎。多年后，在父母亲迁坟时，侄儿子尕飞和我说起以往，他给我讲了一段他小时候的回忆：记得有一天，东川的姑舅爸来向奶奶借钱，奶奶从大襟衣裳口袋里，最后只掏出了两分钱。尽管手头没几个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母亲也满不在乎，心态很好，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我的大娘娘（大姑），是我父亲的姐姐。嫁到原前寺街上的李家，在解放前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听我二哥讲：大娘娘去世后母亲带着他去奔丧。一进前寺街口，母亲就放开嗓门开始大哭，她这一声哭把我还吓了一跳。进了家门，母亲跪在灵前一边哭一边诉说，母亲音调很高，她用抑扬顿挫的声音把过去了事情一件一件的哭诉着。家里人和前来吊唁的亲戚们，都被兄弟媳妇对大姑的一片怀念之情引得泪水涟涟。二哥还对我说：“母亲虽然生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但那天的哭诉，让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长歌当哭’。要是生在新社会好好培养一下，说不定是个很不错的说唱演员呢。”

母亲心地善良，很看重人情，办事不轻易求人，但却乐于助人。在我记忆里，小时候每当家里来个要饭的，哪怕锅里的饭没有了，她也要从自个的碗里，匀出半碗来倒在要饭人的碗里。她对我们说：“人家没吃的，要饭要到了你家的大门前，你就不要让人家空着碗走。”

寒冷的冬天，有时家里来个拾粪的，农村出身的母亲，从不嫌弃人家，而是热情地把他叫进屋里，让着坐在火炉边，先倒上一杯滚烫的热茶，如果方便还给找点吃的。看他穿的单薄，就从箱柜里翻找出我哥他们穿过的旧衣服看着让他穿上。

初秋，大清早母亲拿上一条细麻绳，手巾里包点吃的，就扭着尕脚到西门外的邓家庄去剥麻。

下午放学后，我背着书包直接去邓家庄接母亲。麻场里有许多妇女和娃们在忙碌地剥麻。她们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板凳上，我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找寻，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母亲和一个妇女坐在长凳子的两端，她拿起搭在长凳子中间的一根麻杆从中折断，右手中指从折断处把麻勾住，左手抓住麻杆，右手用劲一捋，麻杆和麻就被剥离开来。脚的一侧是白白地剥了皮的麻杆，另一侧放着剥好的细麻。母亲没有戴草帽，宽敞的麻场上也没有遮挡太阳的树木，她把一块尕手巾从后面挽住顶在头上。脸被太阳晒得红中发紫，干透了的汗渍在脸颊上留下白白的盐印。劳动了一天的母亲加上饥饿，看得出她已经是很累了，但还是努力坚持着。当她抬头看到我从远处向她走来时，脸上立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穿过人群来到母亲跟前，向她问过话。母亲答应后她指着身边剥麻的那位妇女对我说：“尕娃，今天这位阿妈可帮了大忙了。要是没有这位阿妈的长板凳，恐怕今天的麻我要站着剥了。一天下来我这双尕脚肯定是要受大罪了。”听完母亲的话，我赶紧向那位妇女说：“阿妈，多谢了！”

母亲让我放下书包后，把她剥下来的细麻，交到麻场边生产队一个管麻的老汉那儿。麻杆谁剥的谁就背回家去烧火做饭用。我把母亲剥的麻杆理顺，用绳子捆扎结实，抱起麻杆捆子朝地上把两头扽齐。坐在地上母亲帮我将捆好的麻杆放到后背上，松开绳头子我将双臂穿过，再把绳子放在双肩扽紧并系好绳扣。母亲在我身后用双手往上一掫，我就势用手一撑就站起来。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母亲提着书包，我背着麻杆，母子两人一起往家走去。

母亲一天到晚手脚不闲，除了拾掇家做饭，不是缝补衣裳，就是捻麻绳做鞋，或者用破铺衬打袼褙。为了给我们做鞋，有一次打袼褙时，在破铺衬不够用的情况下，她就用烂棉花和烂麻穰，在一块旧布上把它们铺平摊匀，上面喷上稀稀的浆糊挤压成袼褙。

冬天母亲在东房里给我们纳鞋底，脚冻得受不了，她就关了门，把圆板凳和夹板放到炕上，上炕后高高地坐在圆板凳上，两腿夹住夹板，用尕褥子捂住脚，借着窗口的亮光来纳鞋底。她先用锥子在鞋底上锥个眼，然后一只手把穿着细麻绳的针插进去，另一只手把针拔出来，就这样来回使劲地拉扯着穿在针上的麻绳，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早上我总是被母亲嚓嚓的纳鞋底声惊醒。我躺在窗子跟前热呼呼的被窝里，一睁开眼，只见母亲一针一针来回纳着鞋底。窗户纸上透进来的亮光，映照着她专注而又平静的脸庞。一见到母亲，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踏实和甜蜜。怕我起来穿衣凉，母亲就在脚底下的热被里早早捂上我的棉衣棉裤，在我穿衣穿裤时的感觉里，就连土炕散发出的炕焦味，也是那么的温馨和好闻。

那些年日子虽然过得不容易，但老宅里父辈们勤俭诚实的家风，纯朴善良的品性，大人们的一言一行就像春雨一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滋润着我。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暖、和睦的大家庭里，在亲人们感人至深的情义下一天天长大。

梅英娘娘

一出我家大门往南稍走几步，往东一拐有条不长的小巷，过去的河州人把这小巷叫尕巷。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尕巷南面中间住的也姓祁，他是我阿爷的一位堂兄弟。祁家外大门是个土圆圈门，圈门外一边放一青石头，进了右边的二大门里面是个四合院。靠东南角进去是后院，小时候的我去他家后院玩，记得里面有树和种的菜，靠南墙的坎子上摆着一溜花盆。在一个长方形的红瓦盆里面装着水，水里摆着一个水锈石，上面除了因长年积水长有绿色的野雀烟（一种很碎很密的小草）外，还摆放着用瓷烧的尕塔、亭子和小桥。

听母亲说阿爷人很精明，也很会说话，因为家住尕巷，我哥他们小的时候都叫他“尕巷阿爷”。

听住在他们家对面的陈先生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总看见尕巷阿爷胳膊弯子上挎着一根拐棍，手里拿着一把尕酒壶和一只酒杯，朦胧着一双红眼睛，坐在自个大门前的青石头上倒酒喝。因为阿爷靠不住事，我家无论遇到什么事，阿奶总是请尕巷阿爷到我家来，向他请教和商量。母亲还对我讲我阿爷去世后，因为家里困难没穿的寿衣，是尕巷阿爷从家里拿来了他穿的棉衣才发的丧。

尕巷阿爷我没见过，尕巷阿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去世。他们有两个儿子，三个姑娘。听说大儿子因病去世得很早，大姑娘家名叫梅英，我们叫她“梅英娘娘”，二姑娘家在兰州，我们叫她“兰州娘娘”，三姑娘家在青海西宁。尕儿子和家人一直生活在临夏，按辈份我们叫他尕爸爸（小叔）。

梅英娘娘出生于上世纪一九一二年阴历十月初一，婆家是河州城火巷里的陈家。我记得小时候在她们家二大门上面挂着一块光绪年间朝廷赐的蓝色牌匾，上面题有 “进士及第” 四个金字。穿过门道进入里面，前院的四合院修得很讲究，西房是堂屋。东面的房子也就成了后院的西房。后院里种有牡丹花草，墙跟里长着一丛旺盛的竹子。因后院地势较低，所以西面的三间房子就变得像个尕楼。每到夏天，梅英娘娘从兰州回老家来，她就住在这东西通风的尕楼上。

梅英娘娘个子不高，头发很黑，脑后挽着发髻，黑色的大襟衣服外总套件黑色的手织毛背心。虽是尕脚却不系裤角，是散裤腿，走起路来，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精神。梅英娘娘每次来临夏，总是拄着个拐棍，到老亲戚家转着走动。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会不由得把她和小说《红岩》里英姿飒爽的双枪老太婆联想到一起。

梅英娘娘很有生活情趣，一天早上听到有人敲大门，我就跑过去开，只见娘娘手里拿一把牡丹和林柏，笑呵呵站在大门前，这些漂亮的牡丹和林柏都是她从自家院子里摘了拿过来的。我问了话后双手接过她手里的花，举到鼻子前闻闻。娘娘看着我的样子就从大襟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递给我，并低头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用兰州话对我说：“我来看看*。”

梅英娘娘和尕巷阿爷一样，也是很会说话。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次我去兰州到她家。吃过晚饭她尕儿媳妇要去厂里上夜班，临走前对她说：“妈，明天下班后我想在厂里洗个澡，可能要迟一些来，娃麻烦你多看一会。”娘娘听了以后就问道：“你说你下班后，在厂里洗了澡以后才回来。那我问你，你是洗澡重要呢？还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重要呢？”她儿媳妇听了后说：“那我下班后就来。”娘娘转过头来对我说：“还当工人阶级呢，*语录不知是咋学的。”我听着娘娘这强词夺理的理由，禁不住用双手捂着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梅英娘娘来临夏住在他二儿子那里。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去看望她，那时娘娘已八十多岁，但人还是很精神。坐下后闲聊，说起我的父母（那时我父母亲己去世），她用很神秘的口气对我说：“尕娃，你父母亲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据我猜想，他们两人结婚前可能还见过一面。”我问：“你凭什么这么说？”娘娘告诉我：“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跟着我妈妈到你们家去玩。坐在炕上后你阿奶向我妈妈说起了你大大的婚事。你阿奶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姑娘，她担心*妈是庄稼人的丫头，做惯了粗活怕以后干起家务活来太蛮（太粗）。我妈妈就问你大大：‘尕娃，你看姑娘好着啦？’在地下尕板凳上坐着的你大大说：‘尕娘（小婶子），我看好着呢。’一听这话，你阿奶就用手指捣着你大大说：‘我看你见个母猪也会说好着呢！’一句话惹得几个人都笑了。我妈妈就劝你阿奶：‘嫂子，尕娃说好着呢，就说明他悦意着呢。’听了这话你阿奶再也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点了一下头。就凭这一点，我想他们两个可能是见过一面的。”

梅英娘娘接着又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也很好笑，你肯定还没听过。”我问：“娘娘，你说的什么事？”娘娘说：“那时候我还小，听家里大人们说：结婚前，你阿奶到算卦先生那儿去算结婚的日子，先生问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算了半天后说：‘这两个娃成亲是有个好日子，但又不太好。’你阿奶听了赶紧问：‘先生，娃们大喜的日子，好就是好，你咋又说不太好呢？’先生说：‘这一天支公。’（指对公公不利）当时为你阿爷卖庄窠的事，你阿奶正在气头上。她听了先生的话，思谋了一会，最后说：‘就定这一天吧。’到了结婚这一天后晌，你阿爷忽然感到头疼。你阿奶在灶房听到后说：‘算得真灵，支开公了、支开公了。”

听了老娘娘讲的这些我父母亲婚前的陈年往事，坐在沙发里的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梅英娘娘生有三男二女，她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兰州去世的，享年九十七岁，是我们祁家女儿中最高寿的一位姑娘。听到娘娘去世的消息，我代表河州的几个侄儿，学写了一首《七律》挽幛，请书画院的老师帮忙，把诗誉写在一张宣纸上：

生于十月品似梅，贤徳开朗人敬佩，

忽闻离世心滴泪，拙诗一首表衷慰。

我把写好的诗书叠好，连同几个侄儿的仁礼钱，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托前去奔丧的堂哥，把诗和仁礼一起带到了兰州。

冬夜

三爸（三叔父），是我父亲的尕兄弟。他名志，字子超。个子不高，人很精瘦。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兰州师范。他曾对我哥哥们说过，进学校时要照相，因家里困难缝不了学生服，照相时就借了相馆老板的制服。中师毕业他任教三年，又考入了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四九年七月毕业后，先后在临中、康乐中学任教，后调到临夏师范学校一直担任语文老师。他上的课常常被观摩，并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三娘（三婶子）名叫张淑芸。出生后在宁夏银川长大，她有文化爱学习，是一位大家闺秀。自嫁到我家后，夫妻和睦，相夫教子，把家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每天早上三娘收拾完家，她就坐在西房廊檐台子下的尕板凳上，眼前放一木头做的红油漆梳头匣，上面放一圆镜子，手里拿着木梳在仔细地对着镜子梳头的印象很深。

一九六二年冬季，三爸的尕儿子振农随着第一声啼哭也来到了人间，那天晚上，振清妹妹被大人们安排住到了我们家的东房。

上炕后振清提出要和母亲睡一起，母亲笑着答应了。看着我、振清、西琳几个睡下后，母亲才脱下棉衣盖在她和妺妺盖的被子上用手压了压，又顺手搧灭了头跟前土炉子上的灯盏后才睡下。不知为什么从小母亲就不让我用嘴吹灯盏。我问为什么？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从小外奶就这么教她的。她还告诉我，在她很小的时候遇上打雷下雨的天气，外爷总是把灯盏放得很低，有时放在地下的炕桌上，有时就直接放到地上。

圆圆的月亮挂在老宅的沙果树枝上，月光透过树枝映照在木格窗上。从小母亲也不让我用手指月亮，说是指了，月亮会在你睡着的时候下来割你的耳朵。在这冬天的夜里，我们几个叽哩咕噜说着话睡不着。天性活泼的振清就缠着母亲要她给我们讲古今（临夏方言——历史故事），母亲听了就一边用手拍着振清，一边对我们说：

“古今古，

狼打虎，

虎打山神哥，

癞肚蛙穿成个花鹁鸽……”

跟着母亲说的，我们几个也情不自禁一起随着喊：

隔壁住的哈大哥，

娶哈的媳妇麻这呢，

麻是麻，要哈吧，

顿顿吃的面疙瘩。”

跟着母亲说完民谣，振清说她还想听大妈讲古今，我和西琳也跟着一起说。母亲就指着窗户上的月光问我们：“你们知道月亮里的那个影子是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母亲告诉我们：“那是一棵娑罗树，树上吊着的是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姣姣女。我给你们讲个姣姣女的古今（故事）吧。”一听母亲要讲古今了，我们几个都高兴地大声说：“好！”

童年的冬夜，我们几个睡在热呼呼的烫炕上，母亲用手轻轻拍着振清，讲起了《姣姣女》的古今：“ 姣姣女是一个苦命人，自从嫁到婆家，丈夫就出远门去了，姣姣女起早贪黑下苦劳动，受尽了熬煎，吃尽了苦头。公婆怕她担水路上歇脚，让她担的是三楞子底子的尖尕桶。姣姣女*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大冬天披的是麻袋片，晚上睡在炕洞里。公婆不让姣姣女回娘家，哄她把三石五斗地种了再回去，姣姣女只好一个人去种地。姣姣女她在没有一个人帮的大田大地里，一边干着活，一边对着天上的飞禽进行哭诉。”讲到这母亲拉长声气，带着哭音连说带唱地讲到：

“天上的黄鹰啊你帮一帮，

地上的黑老鸦啊你帮一帮，

帮着姣姣女把三石五斗地里的麦子哈种上了，

让姣姣女回一趟娘家去。

天上的黄鹰和地上的黑老鸦听着都被感动了，它们帮着姣姣女把三石五斗地里的麦子都种上了，姣姣女又去问公婆：

上楼房、下楼房，

扳住个楼房了问爹娘，

爹娘爹娘啊，让姣姣女回一趟娘家去。

公婆说：你把三石五斗地的草锄了，麦拔了，面磨了，再回你的娘家去。

苦得姣姣女嘴上的血痂装了几箱箱，流下的眼泪装了几大缸。十八年的光阴过去了，姣姣女一趟娘家也没有回成。

冬天到了，地里的活都做完了，姣姣女又去问公婆：

上楼房、下楼房，

扳住个楼房了问爹娘，

爹娘爹娘啊，让姣姣女回一趟娘家去。

公婆说：你把圈里的猪喂得屁眼流油了再回娘家去。

无论姣姣女怎样喂，大肥猪屁眼就是不流油。隔壁的阿妈给姣姣女出主意，让她把一勺油倒在了猪的屁眼上。

最后，公婆终于答应放姣姣女回一趟娘家了。这并不是姣姣女把大肥猪喂的屁眼都流油了的原因，而是他们收到了儿子捎来的信，知道姣姣女男人就要回家了。而受尽苦难的姣姣女却根本不知道。

婆婆说：你今个去了后天来，给我做上十双单鞋了来。

公公说：你今个去了后天来，给我做上十双棉鞋了来。

婆婆让姣姣女穿着公公的破皮褂，脚上套上公公穿了多少年的破鞈鞮，骑着家里养的大黄狗，一路哭着向娘家奔去……”

听完《姣姣女》的古今，我们几个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振清说：“大妈，你再给我们讲一个吧！”母亲说：“今晚上迟了，你们先睡吧。”并答应明晚上再给我们讲一个《一对金耳环》的古今。

第二天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拉着母亲睡下了，嚷着让她给我们讲古今，母亲又给我们讲了《一对金耳环》的故事:“很早以前，有个贼半夜三更去偷东西，被人发现后情急之中*了人，后被人抓到衙门，被大老爷审问后判了死刑。临刑前请求让他见老娘最后一面，大老爷答应了他。他见到老娘后说，我要走了，想最后再吃一口你的奶。他老娘就答应了，可当他吃奶的时候，却把奶头一口咬了下来，老娘当场疼晕了过去。大老爷见此很是气愤，就对他说：“你这个*人犯心咋还这么歹毒，死到临头见老娘一面，可你咋能这样呢？”那犯人就哭诉道：“在我尕的时候，有一天到隔壁家里去玩，看见邻家的阿妈在房檐台子上梳头时，把金耳环取下来放在梳头匣上，我一边装作和阿妈说话，一边悄悄的把金耳环拿到了手里。当时没穿衣服，光着身子没地方藏，就把耳环夹在腿子弯里，对阿妈说：阿妈，我能跳着走出你家大门，不信你看。于是我圈着腿，用另一只腿跳着出了大门。回到家把金耳环交给了娘，可娘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隔壁阿妈过来问我：你见到我的一对金耳环了吗？我娘把我拉到一边对阿妈说：我儿子没拿，他啥也没穿，到你家去玩，他能放哪呢？……从那以后有老娘给我壮胆，我就开始做贼说谎偷东西，胆子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不但偷东西做贼，还成了*人犯。要是从那时起，娘就对我严加管教，我哪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所以……”

那几天晚上，母亲还给我们讲了《花蹄骡子》、《安安送米》和《吃人婆婆》等好几个古今。从讲的古今中，我能感受到母亲对受苦人和贫民大众是怀着极大的理解和同情，而对那些无情无义的小人，又是那样地鄙视和看不起。

有的时候睡下后，母亲还让我们几个猜谜语。比如她说：“一个菜瓜，两头开花。”我们答不上来，母亲说：“你们枕的啥？” “枕头！”母亲接着又说：“一个大姑娘，年年换衣裳。”我们又答不上来，母亲用手拍拍新糊的木格窗，我们明白了：“窗子！”母亲又接着说：“肥肥胖胖，牛牛往上。”这回我们异口同声喊道：“茶壶！”因为这个谜语在夏天用茶壶喝水时，母亲就笑着让我们几个早猜过了。

母亲给我们猜的谜语很古朴，甚至还有些可笑，但是它充满了情趣，也很贴近生活。

人们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每当我回想起在冬季寒冷的夜晚，几个娃们睡在热呼呼的土炕上，听着母亲给我们讲古今和猜谜语。这种充满亲情的场景和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仍是那样的温馨和难忘。

剪花样

学校放寒假了。本来冬天夜长昼短，但在我的感觉中冬天的白天也是那么的漫长。每天一到下午，我就感觉肚子饿，盼着早一点吃晚饭。于是，我就在东房窗的木格子上，用粉笔画了一道记号。当太阳一照到这线上，我就催促母亲赶紧去做晚饭。母亲看着我一天到晚在家无聊的样子，虽然也急，但也没办法。

一天吃午饭时，巷道里住的宋家阿奶，扭着尕脚拄着拐棍来到我家。她推开二大门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一进东房门，就在炕沿头上坐下了。母亲赶紧舀了半碗尕旗花面双手端给她，吃完后她一边用干枯的手擦着嘴，一边问我母亲：“祁家娘，你知道我昨晚半夜三更睡不着，翻起来做了个啥？”母亲一边洗着碗一边问道：“阿奶，你睡不着起来做什么了？”宋家阿奶很神秘地说：“我睡不着就点着灯盏，从炕角头的尕箱子里拿出我殁了穿的老鞋，试着穿了一下，棉鞋不大不小还正合适。”母亲听完后笑着摇了摇头。她岔开话题指着炕跟前站着的我说：“阿奶，你不是会剪花样吗？我这娃放了假没什么事做，你就教他剪一个吧。你这么好的手艺千万可别弄丟了。”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从炕沿头的毡底下拿出一块巴掌大的绿纸放到宋家阿奶的手里，我见她把纸对折后又摺了两下，摺成了一个三角形。见阿奶把纸摺好，我就脱鞋上炕，从母亲的针线蒲篮里取过剪子，双手递给了阿奶。

我跪在炕上看着她剪。宋家阿奶虽然上了年纪，手有些颤抖，但剪起花样来眯着眼睛，一剪子一剪子剪得很仔细。

剪好后展开一看，是四株连在一起的白菜，母亲看了笑着说：“阿奶，你的手真巧！意思也好：白菜白菜，做人要清清白白。”宋家阿奶听了笑着说：“老了，手抖着剪不成了。”

我从阿奶手中接过花样，把它平放在炕上，绿色的白菜在白毡的衬托下，显得很是逼真，四株白菜各占一方，绿色的是菜叶，掏剪的空白处是菜帮子，菜叶和根是连在一起的。看完后我把它夹进了一本书里。

母亲为了让我打发每一天的空闲时间，还从板柜里找出几块包过点心的红绿纸，让我自己学着去剪。

我曾在《少年报》上看过两幅绿色的剪纸图案，下面还有文字介绍。就照着说明先把纸剪成一个个小正方块，然后把纸叠好，一剪刀下去，展开一看就是一颗红五角星。我心里很高兴，于是就拿这些纸学着剪花样玩。

最初我信手去剪。剪的图案有的像梅花，有的像桃花，但更多的像雪花。我把这些花样一个个用手抹平夹在一本旧书里。母亲见我这么喜欢剪花样就鼓励我说:“尕娃，你要好好学着剪！”并告诉我：她认识的一个老姊妺人很能干，除了绣得一手好花，花样剪得也很好，剪什么像什么。我听了以后很是羡慕。

二娘娘（二姑），是我父亲的大妹子，她耳朵虽然有点背，但心底很善良。冬天，二娘娘来我们家。晚上吃过饭后我们坐在东房炕上，二娘娘看到我夹在旧书里的画样，就问母亲是谁剪的？母亲指着我说：“是他学着剪的。”二娘娘笑着对我说：“尕娃，你还能哦。”她问我：“你会剪牡丹吗？”我摇了摇头，二娘娘说：“你寻张纸去，我给你剪一个，往后你照这样子学着剪去。”我听了很高兴，就跳下炕趿上鞋去找纸和剪子了。

看着二娘娘剪完牡丹，母亲还把红纸叠成双折，一剪子一剪子耐心地教我学会了剪“双喜”。

夹在书里的花样一天天多起来。趁着母亲腊月里忙忙碌碌扫房搞卫生的空闲，我就提出今年的东房窗子由我来糊，母亲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

我在铁勺里放了些白面，倒了水拿到炉子上打成糨子。把木格窗上的旧窗纸撕干净，按照大小裁好白纸后抹上糨子糊好窗。下坎上有三个比较大的长方形方框，我在中间窗框里剪了一个空心牡丹，里面粘块小玻璃，然后把剪的花样，一个个仔细地贴到周围空格里。就这样，我最早的剪纸，像彩色的蝴蝶，一只只飞上了我们家东房的木格窗上。到了晚上，我还看见在新糊的白纸窗上，花样在屋里灯盏光亮的照射下，五颜六色，把木格窗装点得分外漂亮……

后来宋家阿奶去世了。每当我从书里拿出她剪的花样，看着四株连在一起的白菜，眼前总浮现出她老人家颤抖着手教我剪花样的情景，还有母亲说过的那句话：白菜白菜，做人要清清白白。

玻璃灯

一次过年前，母亲让我到隔壁宋家娘说个事去，我一进院子就看见她们家南边花园的干牡丹枝子上，绑着几朵粉红纸做的牡丹花，很是鲜艳。还在堂屋房檐下，不知是谁用碎玻璃粘了一个玻璃灯，挂在凹进去的房檐中间。吊着的一条条玻璃被风一吹，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像现在买的风铃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碎玻璃做的挂灯，听着它好听的响声，觉得很是新奇，就抬起头来仔细地看。我问院子里玩的宋家娘的尕儿子：“这是谁做的？”他告诉我是他妈妈做的。我想：待会要问问宋家娘这花和玻璃灯是咋做的？回家后我也要照这样子做一个。

我进屋后向坐在堂屋炕上做针线的宋家娘问了话，说了母亲让我说的事后，就向她问起花和玻璃灯的事，宋家娘就对我讲了做花的顺序：先把纸剪成正方形后把四角剪开，然后用筷子一边卷起用手绌，绌完四周再用手指轻轻拨开，她一边说一边还用一张写着字的纸剪好后绌了一个样子给我看，说做一朵花需粘绌好的花瓣五层，做好后中间还要用一点黄纸剪细了做成花芯。讲完做花她又给我讲了做玻璃灯的前后顺序，最后当她明白我也想做一个灯的心思后，就一再嘱咐我说：“尕娃，砸玻璃时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笑着点了点头，就告别宋家娘跑着回家了。

到了家里我找了一节铁丝，用石头砸断后掰成碗口大小的两个圆圈，拿出上次用剩的浆子，用纸条把两个圆圈缠好。然后到井房里拿出两尕块不用的废玻璃擦干净。以防砸的时候玻璃乱溅就找块破布盖在玻璃上，小心地用石头把它砸成一个个三角形的玻璃片。从母亲针线笸篮里拿来青线，每根六寸左右长，剪了二三十根。抹在剪成尕三角的红纸上，再把线的一头用红纸粘在了碎玻璃的尖角上，另一线头绑在缠有红纸的铁丝圆圈上。弄好后把圈子一拿起，哗啦啦一响，玻璃全都掉了下来。费了半天劲，怎么会这样呢？我很是不解。

母亲看见了就对我说：“我的娃，你做什么事都要用脑子好好想一下，玻璃又明又滑，何况你抹在玻璃上的糨子还没干，线头又直，你把它拿起来当然粘不住。”她教我在吊玻璃的线头上先挽了一个线疙瘩，用纸把它压着粘到玻璃尖角上后，再用红纸把线头牢牢粘到玻璃上。粘好后她让我别急着往起拿，等糨子干了，再把线的另一头长短一样地仔细绑到铁丝圈上，再把两个圆圈大的吊上，小的吊下，用三根细绳子像称盘一样连起来。最后我用红纸剪了两溜花样，用筷子绌了几朵小纸花，用心地粘在了铁丝边上，这回终于成功了！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三哥和我在外大门和堂屋门上贴过对子，母亲让他把我做的风铃也挂上。三哥看了看我拿在手里的玻璃灯，就找来一根细铁丝和半截蜡烛，他用铁丝把蜡烛固定在风铃中间，然后站在木凳子上，把它挂在了堂屋门中间的房檐下。

吃过年夜饭，三哥点着了蜡烛，我站在院子里，看到蜡烛摇曳的光亮映照在的玻璃片上，夜风吹来轻轻碰撞，听着玻璃片发出的声声脆响，三哥笑着对我说：“尕兄弟，你高兴了吧。”

锁袋和刺绣

我的尕姨娘家在东门街南面的一个黑大门里，大姑娘在北塬上小学里当老师，人长得很漂亮。

在我表姐出嫁的前一天，早上母亲引着我到尕姨娘家里去道喜，一进院子，我看见表姐的陪嫁，一个大红橱柜和两个箱子，摆放在西房堂屋门前的井台边。

新做的大红箱柜上配着明亮的铜饰件。三把黄铜锁子上各挂着一对用各种彩绸做的佛手石榴、苹果桃子、和两个花篮的装饰品，下面还吊着长长的丝线穗子，里面不知装了啥香料，一进院子就能闻到一股香味。我看了很是好奇，就想凑过去仔细看一下，但是我刚伸出手来，就被母亲挡住了。她告诉我说：“这锁袋只能看，不能用手动。”我问母亲：“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叫锁袋？”母亲说：“因为它是挂在箱子、橱柜的锁子上，所以人们叫它锁袋。”

看着表姐箱柜上挂的漂亮锁袋，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在大嫂住的旮旯房的炕围子上，挂着的一只大红缎子做的金鱼，尾巴大大的，下面吊着粉红色的穗子。那时我还好奇地想这荷包咋这么大呢？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那不是荷包，而是锁袋。可能是大嫂出嫁时箱柜上陪挂过来的。

尕娘娘（小姑），是我父亲的尕妹子，她大约是在一九五八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已没多少印象，但听母亲讲，尕娘娘的手很巧，我家阴楼两边挂的那一对《松鼠吃葡萄》的香包就是她绌的。我还见过她用丹青绸子绌的一个针脚很细的石榴，玫瑰红绸子绌的石榴子也很精巧。

在尕姨娘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挂在箱柜上的装饰品，也是第一次知道了这漂亮的装饰品叫锁袋。

二爸（二叔父）是我父亲的大兄弟，他名忠，字义斋。自小念过几年私塾，终生经商。他做买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听哥哥们说，他们尕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二爸最爱给他们讲的。二爸不抽烟也不喝酒，下象棋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并且棋艺很高。

我不记得我二妈（二婶子），只听我母亲说起过，外家在井沟也姓金，是一个勤劳贤惠、聪明能*女人。只可惜在一九六零年因病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后来听她大女儿说二妈名叫金冬英。

二爸原来和我们同家住在老宅，老弟兄分家后，他家就搬到了西门大街和平旅社对面的一个大院里。

在二爸的三儿子结婚的前两天，晚饭后振平哥引着我和振清去看新房。走进大门拐进东面的新房，我看到新被子上放着两个崭新的蓝布菜瓜枕头，枕头两边的红锻子枕顶上，绣着荷花和牡丹。看着它我就马上联想起了母亲给我们猜的谜语：“一个菜瓜，两头开花”。

这种老式枕头，临夏人有的把它叫棒棒枕头，也有的叫它菜瓜枕头。我和振清把枕头拿过来仔细端详，看到在红锻子的方形枕顶上，荷花和牡丹的色彩搭配得很是协调。看着这精湛的手绣艺术品，总使人觉得在这小小的枕顶上，有一股花的灵气和香味在眼前涌动。我问二爸家的老五：“你知道这是谁绣的吗？”他说：“我三哥说这是过去河州城有名的能干婆绣的，现在的人谁还有这本事呢？”

听了这话，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过去河州城有个能干婆，年轻时人们叫她能干嫂子，中年时叫她能干娘，上了年纪就叫成能干婆了。她绣花时在枕顶上不画样子，而是对着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花，拿针穿线后边看边绣的传奇故事。

在童年，不知不觉中我慢慢开始注意观察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感悟那些看似简单容易，却又充满了生活情趣和美感的好东西。从第一次看见箱柜上挂的锁袋以及到能干婆绣的枕顶，我深深被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所折服，打心底里对她们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紫红轿子

和我们家隔两个大门住的是三娘的娘家张家。张家双扇大门很大，门扇上面木框里是推成四楞子的木条子，下面装着厚木板。大门道也很长，北面盖有三间瓦房，边上还有一个双扇门通着后院，东面是砖砌的照壁。

一天晚饭后，振平哥带着我到他外奶家去玩。当我穿过前院去后院上茅房时，无意中看见柴房里放着一顶紫红轿子，觉得很好奇，就站在柴房门外仔细看。轿子是木头做的，半圆的顶子，外面被漆成了紫红色，里面粘的布是深绿色的，看不出是丝绒还是呢子，样子就跟小人书上古时大户人家女子出门坐的一模一样。

看到这轿子，我就想起了我哥他们说过的话：三娘娘家是个大户人家，三娘的父亲生前曾在青海干事。结婚那天，家里来贺喜的亲戚朋友很多，场面非常热闹，整个院子支起了帐蓬，下面还挂了两个汽灯。新娘下轿后脚是不能沾地的，三条红毡就轮着换，一直铺到新房的炕跟前。祁家娃们多怕添乱，我哥他们几个被大人们关在西南角的尕房里，只能爬在炕上伸长脖子从窗子空档里往外看。

听二哥说三娘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就像古代仕女图上画的一样。长大后我看见过三娘年青时穿过的一件旗袍，粉红色的乔其纱上，绣着一朵朵用紫红丝线绣的菊花，边子也是用紫红绸子沿的，腰身很细，做工很精细。

三娘刚出嫁时，因三爸在外地教书，一起陪她过来的还有一位女子，回娘家时，娘家有个伙计叫尕富寿，就吆着骡车子来接她，三娘在家里打扮好后和那女子出了大门上了轿，因为两家相隔太近，尕富寿就吆着骡车子从南边衙门口出去。我哥他们几个很调皮，就趴着吊在骡车子后面的板子上，吊脚坐在车前的尕富寿就甩着鞭梢赶他们。

经过现在的红园路、大什子、西门大街、绕一大圈才到西门横街娘家的大门跟前。

尕富寿赶着骡车子进了外奶家的大门，把车停在大门道里，怕外人看见轿子里的人，他先过去把外大门关上，三娘这才下轿，从二大门进入院子。尕富寿才从门道里的侧门把骡车子吆到后院。三娘回我们家时也是如此，在当时大家闺秀就这样娇美和贵气。

看着放在后院柴房里的紫红轿子，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三爸结婚时，为了门当户对，二爸要出钱重修我们家的大门和门道里的照壁了。

看幻灯片

我家对面住的是范家。范大（范伯）是山西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河州人把做买卖的外地人叫客户家，听说范家以前是开水产酱菜铺的。他老伴是河州（临夏）人，巷道里的人都把他老伴叫范家娘娘。老两口都很喜欢养花，院子西面的台子上范大种着菊花，南面的花园里种着好几窝姹紫嫣红的牡丹，范家大门道的墙跟前还有一棵大林柏树。每当牡丹和林柏开花时，范家娘娘清早摘了花，让两个孙子拿着给周围的老邻家们送。

范家娘娘生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和老人们住，他在临夏州委上班，说话不多。我记得在他有病在家休息时，坐在炕上用拆的手套线给两个儿子织背心。我见那织的图案就像一片片树叶，即艺术又好看。可惜因为身体有病，早早走了。二儿子在文化单位上班。有一天我看见他坐在大门里面，在画架上画他们家的院子和堂屋。范家的堂屋门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门扇是双层，里边一层装着木板，外面一层下半部分装的也是木板，上半部分跟窗户差不多，用木头条子做的窗框，中间装有玻璃，窗框周围糊着白纸。我见他画的门扇半开着，门前的金银花吊在房檐下。这些细节他都画得很逼真。三儿子在外地念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包头的钢铁设计院工作。女儿最小，她和我二姐关系很好。心灵手巧，她用纸糊的尕枕头像饼干一样大，边子是用粉红色的纸做的，中间是白的，上面还画了画。她见我喜欢就送给了我一个。

范家娘娘的大孙子比我大三岁。个子不高话不多，但人很聪明，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妺妺。他给我看过他二爸画的一双冬天老人们穿的棉毡靴子。这双棉毡靴子我到他们家玩时，曾在北房廊檐下的台子上看见过，桔红色的呢子面子，鞋口子和鞋帮下面用黑平绒包着，中间还有黑平绒剪的云形图案，白毡底子的靴底很厚。普通的一双靴子在他二爸的笔下红处红、黑处黑，一只立着一只倒在地上，画的就跟真的一样。他见我喜欢的样子，趁着高兴劲还给我讲了一段他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关于毡靴子的故事：说全国快解放时，马步芳手下有一名副官，很有眼光和文化知识，他多次奉劝马步芳看清形势，以投降归顺为上策，可马步芳不听，副官没有办法，他就选择了连夜逃离。第二天一早，当手下人发现副官人去屋空，桌上放着一双底子很厚的毡窝子作为分别礼物。当马步芳收到这份礼物时，发现两只靴子里各放着一张字条，一张写的是：登高，另一张写的是：望远。听完这故事，我觉得这位副官不仅有审时度势的眼光，而且还很有才能。

晚饭后我们几个在一起玩。他奶奶生怕两个孙子着凉，手里拿着衣服出来到处找孙子，找到后守着让他俩穿上。

一次吃过晚饭，我和往常一样，跑出大门去玩。听巷道里的娃们说，范家娘娘的大孙子今天晚上要放幻灯片给我们看。儿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幻灯片是什么。大家就聚集在关着的范家大门前，有的站着，有的坐在石头上耐心地等着。

天慢慢黑了下来，过了一会范家娘娘的大孙子和振平哥开了大门从里面出来了，我们一帮就迎上去。范家东北角靠大门有一间尕房，幻灯就在那尕房里放。范家大孙子说：“我怕进去的人多了，尕房里站不下，还怕堂屋里睡觉的奶奶听见了会说我。”经过和振平哥商量，娃们由振平哥负责在大门外站好，一次三个轻手轻脚进去看，看完出来再进去三个。

头一拨看完出来了，等在门外的人就急切地问：“看的好吗？”他们脸露喜色高兴地说：“好的呱！”

轮到我了，我和另外两个人放轻脚步悄悄走进尕房，一进去就赶紧把门关上。房子里很黑，我看见地上的尕板凳上放着一个纸盒子，后面放了一个尕灯盏，为了聚光，盒子四周糊着纸烟盒里的锡纸。我见他把自个画着飞机、望远镜的小方玻璃片交换着放在纸盒前面，灯光射到窗子下面的白墙上，墙上就出现了飞机、大炮、望远镜的图案。我们看着这自制的幻灯片觉得很神奇，心里觉得特别地满足和高兴。回到家里睡在炕上，眼前总浮现出煤油灯光射到墙上的飞机、大炮……

高大门

巷道里的人们平常把我家北边的叫上街，南边的叫下街。下街中间西面住的是张家，因为张家的地基和大门都很高，所以巷道里的人们都把这家叫高大门。

以前河州人修大门有个讲究，说门顶上木雕有一插首的是先人在县上当过官，二插首的是先人在省上当过官，高大门上面雕的是三插首，至于祖上当过什么大官，巷道里的人谁也说不清。听老人们说高大门的祖先曾在青海干过事，多年前还有朝廷赐的凤冠霞帔。直到今天，他家西房堂屋门上面还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大匾。这牌匾是光绪十六年朝廷封张家老太太为诰命夫人，乡绅们贺禧送的。上面有清末民初河州书法家苟炳甲写的“景明节朗”四个大字，为了更加凸现立体，字的边子是刻出来的，字被刷成了金色，下面也用金粉书写了一排贺禧的人名。一次玩时张家女娃悄悄对我说：“我们家堂屋琴桌上摆的帽盒里，我看见过一个黑平绒做的清朝帽，帽顶子上还有长长的红穗子”。我出于好奇，曾多次向她提出很想看看这顶清朝帽，但她说：“那可不成，我妈妈知道了要打死我的。”最后也没看成，也不知道那顶清朝帽到底是什么样子。

张家娘人很勤快干净，整洁的院子里种着牡丹和芍药花，就连大门道里的石子缝里，也都种着黄色的金莱和粉红色的石竹花。张家娘上有妈妈。下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女儿和大儿子在甘南工作。老二姑娘比我大两岁，她妹妹和我同岁，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们常常在一起玩。

高大门家的庄窠很大。后院里长着杏树、柳树、还有蒿枝和野草。在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就跑到高大门家的后院里去玩藏藏迷的游戏。

有一年假期，我和巷道里的尕娃们聚集在高大门家的后院里，商量着准备玩一场娃娃秧歌。我的任务就是用从各家拿来的旧画片叠扇子。正在这时母亲捎过话来，让我快去东川给阿舅家说个事。正玩在兴头上的娃们，听了这话以后，脸上都露出灰塌塌的表情。我一见这样子，就说：“你们先准备着，我去去就来。”当我很不情愿地拿着旧画片走回家时，看见母亲正站在大门口等我，就很不情愿地说：“你让我现在去东川，谁给我们叠玩秧歌的扇子呢。”母亲却笑着说：“我的娃，这有什么难的，你快去快回，我来帮你们叠” 。

当我飞快地办完事，一口气跑到高大门家后院时，大家看到我怀里抱着的扇子，脸上都露出惊喜的表情，抢着问我是谁叠的？我自豪地告诉大家：“这是我妈妈帮着叠的。”

高大门的北房里住着一对待人很热情的徐姓老两口。因为住北房，巷道里的人们把他们叫作北房大大和北房妈妈。北房大大还会针灸，巷道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都把他请去给扎几针，那病就好了。

放暑假后吃过午饭，我们就跑到高大门里去玩。她们的阿奶有时到甘南去，她妈妈每天在红园里侍弄花草，北房大大和北房妈妈有时也不在，宽敞的院子里只有他们姐弟三个人。

我们有时在大门道里玩藏藏迷的游戏。大门道呈四方形，铺有石子的中间图案是《连升三级》（用瓦片横面在石子里精心栽有一个花瓶当中插有三件古时兵器。）迎门的照壁边有一棵林柏树。大门侧墙边有两个尕道道，我们玩时就藏在这尕道道里让别的娃们寻。

张家二姑娘过日子很仔细。一天下午，她引着我们几个到大街上去买辣子面。每走到一家铺子，她就用两手指抓一点，仰头放嘴里尝，还不停说：“不辣，不辣。”转了三四家，到了大什字一间尕铺跟前，这家掌柜的个子不高，是个罗锅，人们都叫他“尕背锅”，尝了以后她才勉强买上。

在回家的路上，我好奇地问她：“辣子面为什么能不辣呢？”她告诉我说：“铺子家为了赚钱，把麦麸子用红颜色染了，或者把红土碾细了和进去，辣子就不辣了。”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吃的东西里还掺假的话，觉得很是惊讶。

高大门里堂屋南边有一间尕房。一天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几个在这尕房里摆宴宴玩。张家二姑娘当妈妈，她说我们是一家人。巷道里的一个女娃还从家里悄悄拿来了一块不大的馍出来，她就把这块馍放到一个纸盒里存起来，说那纸盒是装面的尕板柜，那块馍是全家人吃饭的口粮。

那时候罗巷的戏园子里晚上经常演秦腔。晚饭后张家二姑娘收拾完灶房，有时就领着她的弟弟、妺妺和巷道里的我们一起去看戏。

进戏园子尕娃们是不收票的，但必须要有大人领着才能进去。我们几个就先站在远处看着，看到有人在售票窗口买了票，她就先让一两个尕娃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衣服说：“叔叔，你看戏把我俩也带上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脏尕娃们说的话，看戏的人们一般是装作没听见，头也不回说笑着就进戏园子了。如果遇到好心人，他有时也会带我们进去。

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两口子来看戏，男的去窗口买票。我就拉着振清跑过去对那女的说：“阿姐，你能带我俩进去看场戏吗？”看着她脸相很面善，又放大胆子说：“我们长这么大还没看过一场戏呢。”站在一边的张家二姑娘见到这也赶紧跑过来帮着说好话，在我们的央求下，这对夫妇就把我俩带进了戏园子。

那一年的农历七月，我和妹妹站在戏台边上踮起脚尖，很认真地看完了这场来之不易的《天河配》。戏一开演我仔细地听着台上说的每一句话，看着台上演的每一个动作，我为苦命的牛郎悲悯，到如今我还记得在嫂嫂的挑唆下，牛郎两弟兄分家时，翘着尕胡子的阿舅说过的一句台词：“七哩哩，八啦啦，两个外甥要分家，……”深恶他好吃懒做的嫂嫂，很喜欢美丽善良的织女。演到最后，牛郎和织女被天河隔开，牛郎担在筐子里的一双儿女哭着喊“妈妈”时，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

同时我也被舞台上精美的布景和艳丽的古典服装所吸引。虽然在此之前我没有完整地看过一场戏，但我却看明白了戏里的一些设计，牛郎牵的牛会走动，那是因为牛的黄布外壳里面藏着两个人、湖里的荷花在闪亮，是因为里面装了一个电灯泡……

有的时候戏已经开演了。戏院子里面的锣鼓家什早已响起，我们几个进不了，但还是不走，慢慢走过去放大胆子对守门的说：“叔叔，你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放我们进去的。有一次，戏演到一半时忽然雷鸣电闪下起了倾盆大雨。守门人看着站在房檐下的我们几个被雨淋得浑身发抖，他就招手让我们进去了。（要是在平时，那一定要等到戏快散场时，他才让我们进去看一会结尾戏，我们把这也叫“把把戏”。）

一次戏园子里演的是《拉郎配》。快散场时守门人放我们进去，我看见在台上几个穿着古装的人，你争我夺乱作一团，表演得很滑稽。

张家二姑娘也和她妈妈一样，平日里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得很干净。晚上看过戏，白天她就领着我们在家里演戏玩。她说她认识秦剧团里唱戏的，也不知从哪儿寻的化妆品，她把颜料一个个分别装在白瓷尕盒盒里。干完家务活，就拿出这些化妆颜料放到廊檐下的台子上，照戏上的样子给我们几个化妆。她给她妹妹和女娃们化好妆后，还把院子里开的六月菊和大门道里的金莱花摘几朵，插在她们梳起的头发上装小姐和丫环。还把我的头发梳到头顶用一块蓝绸子包住，再用根布条扎起来，让我装牛郎，让宋家的尕儿子四肢趴在地上装老黄牛。巷道里一个女娃家有两把马尾巴做的拂尘，一把是黑的，一把是白的，杆子是铁的，上面用马尾编织着很精致的图案，儿时的我们把这叫引刷。女娃背着家里大人拿来一把当道具。我三哥有一把撒着银片的白色纸扇，上面画着彩色的梅花竹子，平时他把它很用心地插在套房桌子上的笔筒里。吃过中午饭我就背着三哥，悄悄把扇子装到袖筒里，拿出大门跑到高大门来玩。张家女娃手里舞着从家里拿来的引刷，嘴里哼着也不知从哪个戏里听来的词曲，“金光闪闪水溅溅，秋风吹来与我缘，天上怎能比人间……”。

就这样我们一天到晚在高大门里疯玩。

听贤孝

尕巷里北面住的第一家也姓张，大门前靠南长着一棵高高的槐树。张家大门坐北朝南，方方的门道左边是个土圈门。里面呈东西长方形的院子很大。北房三间堂屋起架也高，屋檐下栽有石子。中间廊檐下是三层大青砖铺的踏步，踏步前用尕青砖围个半圆，里面石子铺着的《连升三级》图案，和高大门门道里铺的一模一样。堂屋是出檐的虎抱头瓦房，门是凹进去的，门前面铺的是地板，窗子是四扇大揭亮窗。前檐靠柱子上方两边，三角形的木头边框里面，精细的雕刻着寓意十辈富贵的石头牡丹。

院子西边是花园，青砖砌的花园墙上，长方形的花盆里育有各种石榴盆景，圆形的花盆里还栽有各种颜色的七月秀。花园里面栽有牡丹和芍药，靠西边墙跟里长着两棵杏树和一棵黄李子树。

张家阿爸早年间在风林路口开铺号为“同城居”的馆子，他做的菜和包子在河州城很有名。可惜前两年因病去世了。张家阿妈心直口快，待人很热情。儿子在邮电局当厨师，儿媳妇人很攒劲，在家拉扯儿女，操持家务。张家阿妈和母亲很投缘。小时候母亲经常领着我到张家去串门。大人们在坐着说话，我就和她的几个孙子们在院子里一起玩耍。

一天下午张家阿妈的孙子跑着来到我家，说是他阿奶让我母亲到她们家去听贤孝。母亲听了很高兴，当下洗了脸领上我就去了。

拐过尕巷走进大门，院子里堂屋两边糊着白纸的四扇大揭亮窗高高挂起，窗子的下坎被取下立在台子的垂头边。走进房门，我看到说书先生头上戴顶瓜皮帽，鼻梁上卡着圆圆的黑茶镜，脱下的灰布长衫和装在布袋子里的三弦放在他跟前的炕沿头上。他坐在黑抽匣桌子边的太师椅上，插屏前放的三炮台碗子里冒着热气，先生一边摸索着端起碗子喝着茶，一边和坐在炕上的张家阿妈说着话。

屋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张家阿妈一见我母亲来了很是高兴，就赶紧从炕上跪起来招呼着，让母亲也坐到炕上来，并叫家里人给我母亲也倒上三炮台盖碗茶。

我站在炕跟前，看着墙上挂的旧字画和桌子上放着的摆件，堂屋正中墙上挂着的是写有书法的四条屏，长琴桌上的瓷帽筒、灯台、碗子等擦得很是明亮。黑抽匣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几个人骑在马上的狩猎图，桌子上面本色木头插屏的玻璃上画有河和桥，河边长着一棵歪脖树，远处是山。

大人们说了一会话，张家阿妈对那先生说：“先生，开始吧。”先生问：“阿妈，你今个想听个什么呢？”张家阿妈笑着说：“还是来一折《韩起功抓兵》吧。”她回头对我母亲说：“这一段苦的呱。”

这是我第一次听贤孝，大人们老的坐在炕上，中年人吊脚坐在炕沿头和椅子上，年轻些的坐在长板凳上，好动的娃们就站着围在先生前面。

先生从布袋里摸出三弦，右手大拇指套上拨指，左腿翘起放在右腿上，把三弦放在腿上弹拨着说唱起来：

“……

新郎没抓个交杯盅，

哗啦啦来了就马家抓兵的人；

新郎哈挎地抓上者往营盘里撒，

亲戚们干顺浸成了洋油的蜡；

新媳妇这个房子里哭声哈动啊，

喊冤掉泪地动哭声。

我的新媳妇哇新房里这个哭声哈动啊，

喊冤者嘛就掉泪的放大悲声；

尕娃哈马家们就抓成个兵啊，

在这个阳世上嘛就我再活个什么个人。

我的尕娃呀，

马步芳你哈就抓成个兵，

待知道你回程啦吗就不回个程，

我的人留了子孙者草留了根啊，

尕娃哈韩起功这一法抓成了兵。

隔壁的邻居们就好言啦劝是；

我们叫一声我的为娘的心哈放宽，

先人们没损下阴骘的根，

枪子的兀个上面有个眼睛。

有命了再不怕你的个家乡远

无命了你金柜里锁下者也是枉然。”

先生虽然是个麻眼睛，但他一会说，一会唱，脸上的的表情很是丰富，随着说唱内容的变化，变换着弦子的音调一会悲伤，一会气愤，一会又拖着长长的哭音，摇着头，悲痛欲绝：

“我的娃马家你哈抓成个兵，

疼烂了我为娘的一片噢心。

我疼烂肝花的这个闹乱了心。

这一法马家把你抓成个兵，

几时再见我的尕儿郎。

我天天哭来者晚晚想，

我千思吧万想的没个主张。

这一法马家你哈抓成个兵，

多藏者再见我的尕儿郎。”

先生的贤孝还没唱完，下面听的人早就泪水糊眼了。母亲从大襟衣裳口袋里掏出手巾，捂着眼睛唔唔的低声哭了。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给我讲旧社会韩起功抓兵的事：解放前，父亲在夏河，家里就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哥他们几个过日子。抓兵的时候没办法，她只好把二哥藏到灶房里的案板底下，前面用柴捆子堵住。二哥胆子小，一害怕尿就多，母亲就放进去一个尕沙泥罐让他当尿壶。然后拉上年幼的三哥，到南门跟前的大会馆去验兵。在抓兵最紧张的时候，母亲托人捎话让住在东川的二阿舅进城来，让他接二哥到乡下去躲兵。二阿舅接了二哥走出大门后，母亲在家里越思谋越不放心，又赶紧追出去，二阿舅拉着二哥的手在前头走，母亲就一直悄悄地跟在后面远远地盯着看。走到东门城门口时，当兵的守着城门不让出，母亲当时紧张地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不知二阿舅和守城门的兵说了些啥，最后还是出了城。

听完贤孝，人们向东家和先生说着多谢陆续走了。母亲坐在炕上，还是止不住地在低声哭泣。先生说唱的贤孝，触动了她的内心深处，使她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过去，张家阿妈坐在一旁一直在劝着她。

我站在炕跟前呆呆地看着母亲和张家阿妈，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先生的墨镜下面，不知啥时也流出了一滴清亮的眼泪。

邻家

从我家大门出来往北走，紧靠着我家后院住的是陈家。

陈家阿爷早年间在磨房磨面，巷道里的人们都叫他陈磨客子。大孙子岁数和我差不多，也在北街小学念书。他有一个姐姐，还有四个弟弟。

陈家有一辆尕驴车，白天两个大孙子去上学，到了晚上父亲就带着他们，吆喝着驴车去大河滩拉石头。石头拉来后先卸在大门外的人行道边子上，有了买主再装车送过去。

冬天夜里冷得很，我睡在热呼呼的东房炕上，每天到了后半夜，总被陈家卸石头的“砰——砰——砰——”声惊醒。这时候母亲也醒了，听着这声音她总是感叹：“唉，活人不容易啊！你听：这陈家的娃们多醒世。”最后又是经常说的那句话：“好儿不吃十年的闲饭”。

虽说父子们早出晚归，拉石头沙子很辛苦，但他们的妈妈在家里也不轻松，除了做饭拾掇家，每天还在土炕上窝豆芽，窝好后一个个择干净，卖给街上的饭馆。就是大冬天居委会召集居民们开会学习，她也用盘子端着豆芽去，一边开会一边择豆芽。

一次听巷道里一起玩的尕娃们说：“陈家的尕驴病了，正在家里灌药呢。”我们几个就跑到他们家去看稀奇。

南房里拴着驴的绳子一头被搭在房梁上。两弟兄在梁的另一边使劲拽着绳子吊起驴头，爷爷双手使劲抱紧驴头，父亲一只手拿一节木棍撬开驴嘴，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装有汤药的铁罐子，在往驴嘴里灌药。那驴摇头摆尾挣扎着不喝，祖孙四人手忙脚乱得好一阵忙活，才把药灌下去。

我家对面范家往北住的是白家，白家头道大门以前是用土坯箍的圆圈门，后经风吹雨淋，上面的圆圈门和边墙早已坍塌。大门道后墙里面长着一棵很大的香柳树，到了五月端阳节前后，树枝梢上的黄花一个个都张开了小嘴，走在西门横街的土路上，一巷道都是香柳花发出的幽幽清香。听母亲讲白爷老伴在世时和我母亲关系很好，每当农历五月，大清早她收拾完家，就摘上院子里的牡丹或者芍药及香柳，敲开我家大门，把满枝的清香送到我们家。有时我还和巷道里的娃们，也跑到白家门道里去拾掉下来的枣吃。枣不大，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面霜，我们把它叫做 “面蛋”。

白爷的儿子和儿媳妇在甘南街上当裁缝，孙子们也都在甘南。老伴去世后儿子儿媳曾接他去甘南住过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他又一个人回来了，说是故土难离，别处住着不习惯。一大早，白爷就背个装着楦头和推刨的背篼出门了，到西门车站大路边摆个地摊卖楦头。下午回来以后，自个儿在门前的尕炉子上做着吃。

白家老主人板胡拉得很好，听大人们说原先他在罗巷口开一间干果店，和戏院子里的师傅们很熟，闲暇时他们就聚在一起喝酒，吹拉弹奏唱秦腔。巷道里的娃们，放学后也总爱跑到白家去玩，白爷有时一边慢条斯理地削着楦头，一边和来的娃们说着笑。有时喝上两杯酒，高兴了就从墙上取下挂着的板胡，一边拉一边摇着光头唱秦腔给我们听。

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院子里，总能听见从白爷家里传来的板胡声。

那时在我们西门横街老巷道，大多数人家都有后院，西面的城墙自然而然就成了西傍个住家户的后院墙，前院住人，后院种着树和家里吃的菜。

我家对面紧靠范家往南住的是李家，李家前院住着姐弟俩。弟弟住西房，在刘家峡水电厂当工人，娶的媳妇是北塬坡头张家尕庄的姑娘。

李家嫂子早年丧母，听说当初媒人上门给她介绍对象时，对她父亲说：“城里这家的尕娃在刘家峽当工人挣钱，家里好的呱，连拉水的井台都在灶房的窗子跟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临夏，拉水的井台就在灶房跟前，这对一个从小在北塬长大，喝水做饭洗衣裳都要到远处去担窖水的农家姑娘来说，是多好的事啊！

李家嫂子说话高门大噪，人很攒劲，虽然丈夫在刘家峡当工人挣钱，她只要在家带好娃们做好饭，管好家务就成了，可劳动惯了的她根本闲不住，就把塬上的妺子接来照顾娃们，自个大热天的戴顶草帽，扛着铁锨，到修建甘光厂的七局一公司去做工。因为她干活泼辣踏实，和一起干活的工人们也很团结，后来厂子招工就把她转成了甘光厂的正式工。

李家阿姐一家住东房，后来她眼睛麻了，虽然看不见东西，但摸索着做家务，屋里总是收拾得很干净。阿姐性格很是开朗，一天到晚说说笑笑。过去了的事情在她脑子里记得很清楚，一旦提起，总能给你讲个明白。丈夫姓康，是从西藏当兵回来的转业军人，邻居们都叫他康师傅，但阿姐却一直叫他老木匠。

他们的大女儿比我大一岁，从小就很懂事听话，我们经常和巷道里的娃们在一起玩。

阿姐还给我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年她眼睛还没失明。有一天大门响了，她就去开门，开门后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她就双手把住门扇不让他进，说：“家里没男人，你找谁呀？”那男人说：“家里没有男人，我还能找谁？来了就找你呗。”原来是她丈夫从西藏复员回来了，几年没见她都认不出娃们的阿大了。

康师傅平时话不多，人很实诚，复员以后在建筑公司上班，日子不多就当上了木工组组长。一次在工地上干活，坐吊车时不幸被滚动的钢丝绳滑轮夹去了右手上的四个手指头。

一天晚饭后，我到李家去玩，一进院子就看见阿姐坐在花园边的尕板凳上，说笑着摸着给她丈夫洗头，康师傅像个听话的尕娃一样，乖乖地蹲在脸盆边，残疾的手紧抓着脸盆边子。那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看到这情景，也被这对恩爱夫妻相濡以沫的感情深深打动。

李家往南是宋家阿奶家，阿奶去世后儿子住进了堂屋，家里有了两间空闲房子。

那时候还没有化肥，地里上的肥料都是土粪，巷道里转着拾粪的人很多，上面的就把每个街道分给农业社，让农业社专门派个人来守。宋家一进大门的尕北房里住进了一个北塬上的年轻人，从早到晚他就在西门横街里转着，只要一见到背着背篼，胳肘窝里夹个长长拾粪铲的人一走进那个家门，他就立刻跑上前去阻止，并招呼那家的人赶紧扣上大门。

那时城里还有抢粪的事，就是五六个年轻人拉着架子车进城，一进巷道就派一个体格强壮的看住守粪的。因为抢粪的人多，守粪的只有一个，我们有时看见那守粪的蹲在人行道边上，一脸的无奈。抢粪的就背着背篼，拿着铁锨到各家茅坑去挖，等架子车装满了，他们才放开那人，守粪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拉着架子车快快地走出巷道口。

冬天农闲时，宋家的尕北房里住进了几个拾粪的年轻人。一大早他们背着用大针脚缝有皮子或帆布的背篼，胳肘窝里夹个拾粪铲就出门到各巷道串着去拾粪。他们把拾到的粪背回来堆集在宋家后院。开春队上派社员用架子车给宋家拉来一些洋芋和麦草，作为住房和后院积肥的一些补偿，然后把粪拉到生产队的地里去。

上街东面住的王家，阿爷在旧社会时在家中开办私塾，教读为生。听说他从小就用铁笔练字，写的书法在河州很有名，人们都叫他王铁笔。他在民国十八年用日记形式将自己的见闻，详实地写成了一本叫《龙蛇泪痕》的书。（长大后我曾见过这本书的手抄本，听说原稿现存放在州档案馆）。

王铁笔虽为河州名士，但他不附权贵，很有骨气。听老人们说，当年住在城外的马步青，曾派手下人提着重礼，到西门横街来请王先生到蝴蝶楼，请他去写屏风、窗子框上的字，他听完来意后当场就婉言谢绝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上街西面住的赵家里，有一位个子不高的尕脚老奶奶。每天早上，她总坐在自家大门前的石头上晒太阳。我记得她的尕脚上总穿着一双崭新的单鞋，老奶奶怕走路时地上的土弄脏了她的新鞋，又在外面套了一双前面剪开口子的旧棉鞋。

街口西面住的石家没有大门道，从街上一眼就能看见房檐下的一扇圆土磨，上面放着一个麻石头碾子，旁边的木头桩子上拴着一头尕毛驴。巷道里的老人们都把这一家叫石碾子。

那时在我们西门横街老巷道，人们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淳朴的民风，和睦的邻里关系已形成一种风气，人与人之间相互都很诚实理解。清早起来拿着柳条编的簸箕和扫帚，开了大门见到邻家先是相互问好，然后一边说着话一边开始打扫。平时见了面也很客气，娃们见了老人主动问话。一家有事，隔壁邻舍都主动跑去帮忙，互借桌椅板凳和灶具，关系很是融洽。

午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正是挨饿吃不饱饭的年间，记得刚入学不久，一天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过隍庙街，无意中拾到一块三角形的尕饼，上面有许多麻点点。我高兴极了，由于饥饿难耐，也不管上面有没有土，干净不干净，三下五除二就把它塞进嘴里吃了。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到隍庙街那老地方，怀里抱着书包呆呆地蹲在路边，满怀希望地“守株待兔”，指望着还能像上次一样拾到一块饼子。

后来葛老师按照学生们住家的区域分成了路队，放学以后只能排路队回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隍庙街蹲守了。

在那解决吃饭为第一要事的年代，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拿什么东西往嘴里填！每次放学后都急急忙忙往家赶，想尽快回到家里，早一点吃上午饭。

说是回家吃饭，其实那也不叫饭，母亲把父亲从街上凭菜折子买来的白菜、莲花菜，或者是自个在院子里种的糖萝卜叶子，洗净了切成碎节，在开水锅里煮熟后再撒点面，我们把它叫“汤汤”。那时的我一顿饭可以喝两大碗，但根本感觉不到饱。

用手搓开二大门，我站在台子上问完话，就跑进东房把帽子和书包往炕上一扔，径直跑到土炉子前，扶着炉子沿踮起脚尖张望锅里的饭有没有熟。

见到锅里的汤汤还没有滚，我浑身立马就像散了架的柴捆子，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哭着爬到案板前，在母亲的腿子上胡乱撕扯一阵，哭喊着责问她为什么饭还没做好？这样一折腾肚子就更饿了。我心里很是憋屈，就又站起来哭着跑出门，在二大门坎子前腿子一软，脚一跐又跌倒了。我就势在院子连哭带喊打起滚来，从二大门前一直滚到北房堂屋门前。中午正是太阳大的时候，我热得受不了，就又往回滚到南边的阴凉处，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等到锅里的汤汤熟了，母亲先给堂屋里太师椅上坐着等吃饭的父亲端过去一碗，然后扭着尕脚过来叫我：“我的娃，饭熟了，快起来。”母亲因尕脚蹲不住，她就把盘子放到地上，在我身边跪下来一边摇着我的肩膀，一边用围腰不停地擦着脸。迷迷糊糊中，我不知母亲擦的是大热天忙碌流下来的汗水，还是她在无奈中流下的眼泪。

一个点心

那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笑语“煤酥点心硬”，说的是煤厂在做煤砖时，因为和的土太多所以煤砖很酥。副食厂做点心时，因为放的油很少所以点心特别硬。

一天上午，不知为什么我肚子痛得很厉害，满炕打滚，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就连哭带喊从炕上爬下来，光着脚从东屋跑到堂屋，又从堂屋跑到东屋来回跑，母亲抱也抱不住。没办法她就出门托人带口信让三哥从学校赶紧回家来。

三哥回家时路过商店，狠下心花一块钱给我买了一个点心，一进大门就喊：“尕兄弟，再甭哭！我给你买了点心，你快吃。”我看见那点心干*，上面烤焦处还压着花纹，但肚子痛得实在受不了，我哪还有心思吃点心，就在母亲怀里哭喊着：“我不吃！我不要！”还是一个劲地哭着闹着，也不知啥时在母亲的怀里慢慢睡着了。

下午一觉醒来，我就问母亲：“我的点心呢？”刚开始她左支右架没敢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三哥实在忍不住饥饿，就把那点心给吃了。

旅行

一次三爸从街上回来，给我们几个一人买了一个豆绿色的带把缸子。缸子一模一样，他怕相互用混了，就在他家的缸子上用红油漆写上了振平、振清、振春的名字。

春天到了，学校里组织学生们要去旅行。大清早母亲早早起来，在案板上特意为我和了一小坨面，擀得又匀又薄晾了一会，然后切成了宽窄一样的一把长面。她又在碗里倒了点水，把沾在手上的面洗下来，将碗小心地放在锅台上。

锅里的水开了，母亲把长面下到锅里，等煮好后捞出来，撒了点盐，倒了一点清油，在案板上拌成了凉面。

家里没有菜，母亲就到院子里割了点刚长出来的萱草叶子。洗净了切好，放到刚下过面的锅里一煮，用笊捞出来沥去水，放在一个尕碟里撒点盐拌均匀。

做完这些，她顺手从锅台上拿起洗了手的面水，把上面的水清掉，把澄在碗底的一点面水也倒进了锅里的灰汤里。等到灰汤滚了，母亲把汤分开倒进两个碗里，我俩一人一碗喝了。

母亲把案板上的凉面装到缸子里，又把那煮熟的萱草叶子放在凉面上头。我站在案板边伸长脖子一看还没满，只有虚虚的多半缸子。母亲从大襟衣服口袋里，取出尕手巾平铺在案板边上，把缸子放中间，四角拉起对角系在了一起。

母亲一手牵着我的手，一手提着凉面，把我送出了外大门，这才把缸子交给我。并一再嘱咐我拿牢，到了旅行地也别一个人吃，一定要和同学们搭伙吃。我提着缸子向街囗走去，回过头来看见母亲和平时一样，她把手背过去站在砖大门前，一直在看着我。

经过西门大路来到隍庙街。此时的我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只手不由自主地向缸子摸去，很快从手巾缝里摸出了一根凉面，我用两个手指捏着，把这根凉面高高举起，仰起头来放入嘴里轻轻一吸，那油滑的凉面就像蛇一样，一下子冲过嗓子眼钻进了肚子里。紧接着我又抽出一根，一边吃，一边暗暗下着决心，吃完这一根再也不能吃了。

我还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就像猪八戒吃西瓜，依旧边下着决心边一根根摸出来吃，还没走到学校门就把凉面和菜都吃光了。摸着空空的缸子，我的心仿佛一下子也被掏空了，怎么办呢？到了旅行的地方，你如果没有吃的东西，同学们是不会和你搭伙的。

到了学校，我快步走进教室。看见同学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三五成群大声地商量着到了旅行地和谁搭伙的事。我低着头走到自己的位桌前，急急忙忙把空缸子放到位桌里面，表明我也是带着东西来的，然后坐在位桌前趴在胳膊上开始装睡。

集合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小鸟一样在教室门前说笑着排好了队，老师点名时发现我不在，同学们告诉她说我在教室里。点完名老师走进教室看我趴在桌子上就问：“祁振辉，你怎么啦？”我说：“老师，我肚子疼。”老师说：“我派个同学了送你回家去。”我说：“老师，我自己能回去。”老师说：“那你先休息会，等好些了，自己再慢慢回去。”说完这话，她就转身走出了教室。

望着窗外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出发了。我的心突然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所占据，一阵酸楚和委屈直向我袭来。

母亲对这一次旅行很重视。她为了让我在同学们面前不丢面子，老早起来从全家人有限的口粮中匀出面，特意为我拌了半缸子凉面。要怪就怪我没能管住自己的嘴，提前把凉面给吃完了，辜负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我感到很自责。一阵难受再次涌上心头，无奈的我只好带着失落的心情和无法向人启齿的委屈，低着头提着空缸子默默地回家了。

当我到家后搓开二大门，看见母亲正站在院子里，见到前脚刚刚被她送出大门，后脚又折转回来的我，她一脸的惊讶，忙问：“尕娃，你咋回来了？”听母亲这一问，我只叫了一声：“妈妈”就委屈地站在二大门台阶上哭起来。母亲看着我手里的空缸子，什么都明白了，她扭着尕脚，用手撑着大腿面子，吃力地走上大门台阶，拉着我的手说：“吃就吃了，反正早晚是个吃。我的娃，你要好好的，再甭哭了！”听了母亲的安慰，我把头抵在她怀里哭得更伤心了。

榆钱

天气一天天热了起来，各种野草和野菜顶破地面，在田间地头和城墙上悄悄开始发芽。利用星期天或放学后的时间，我和巷道里的娃们一手握着铲子，一手捏着小布袋子，四处寻找着去挖野菜。

挖出的辣辣草用手一捋，直接就可以吃了，我们边挖边吃，味道虽然稍有些辣，但很好吃。挖的野菜及捋的灰条拿到家里，择干净洗了就直接放到锅里翻滚的汤汤里，就成了全家人吃的一顿美餐。

随着春暖花开，榆树上也冒出了一串串鲜嫩的榆钱，此时它也成了我们用来充饥和填肚子的好东西。

一天下午放学以后，我路过学后街，看到一位从乡里来的老阿奶坐在大祁家门口的台子上。她跟前站着三个手里拿着榆钱枝子的尕娃，一边掐着榆钱吃、一边和她说着话。

看得出老阿奶是要饭经过这里，坐在阴凉里缓乏气的。她的眼睛肿得眯成了一条缝，发抖的手里端着一个有豁口的粗泥碗，碗底盛着一些刚要来的榆钱囷囷。

囷囷是平常百姓家做的一种吃食，把榆钱放到锅底倒点水，上面撒点面，盖严锅盖后烧煮，等水快烧干了用杈杈把面和榆钱拌匀，就成了囷囷。

囷囷虽然好吃，但老阿奶却舍不得吃。她只是用二拇指刮着碗边，然后用没有牙齿的嘴，再使劲地抿着那手指。站着看的大一点的尕娃就问：“阿奶，你为什么不吃？”老阿奶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和你们一般大的孙子哩。”那尕娃又问：“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要着吃呢？”老阿奶眼睛红红地说：“他们已肿得走不成路了。”听了这话，那尕娃静静地看着老人站了一会，就把拿着没吃完的榆钱枝子，放到了老阿奶的手里。另外两个尕一些的娃见他这样，也把自个手里的榆钱枝子，一起交给了老阿奶。

老阿奶见娃们这样，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赶紧放下碗和榆钱枝子，颤颤抖抖地把尕脚掉到后面跪下，双手合十流着眼泪说：“童子娃，童子娃，娃们啊！你们往后会有好报的”。

半缸子米汤

班里有一位家住光棍巷里的女同学，清早上学时，她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个自家院里种的尕糖萝卜。同学们围着她，她用削铅笔的刀子一片一片切着分给同学们吃。尽管是急急忙忙，是用房上滴流沟里淌下来的水冲洗的，不大干净，但也没人计较。

那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吃早点这一说，大清早空肚子吃糖萝卜胃里会泛酸水，但吃了的同学谁也没说过泛酸水的话，只想着能吃上一片就已经很好了。

下课后同学们一溜坐在教室门前的台子上，饿得都不想动。

寂静的天空不时飞过一群大雁，耳畔传来一阵阵 “咕噜咕噜”的叫声。我们抬头看着天空，南飞的雁队不时变换着队形，一会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又排成一个人字。同学们望着大雁（临夏人根据大雁的叫声把它叫咕噜雁）都情不自禁地喊道：

咕噜雁咕噜雁一溜走，

阿舅来了引着刨豆走，

你一碗，我一碗，

打破沙锅我不管……《河州童谣》

班里有个同学身高力气大，足球踢得也很好，他在我们班为“王”。听和他住一巷道的同学说他家兄弟姐妹多，全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妈妈一个人在家里土机子上织袜子过活。

个别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上学时带点馍，都不敢拿出来吃，只好装在裤子口袋里一点一点掐着吃。这同学只要见到谁的嘴一动，就立刻跑上去，伸出手说：“来的些！”不给那可是不行的，多少都要给他掐一些。时间一长，同学们在背地里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来的些”。

一次天下着雨，吃过午饭我把布鞋夹在胳肘窝底下，光着脚跑到学校，站在廊檐坎子上用滴流沟的雨水洗了脚，然后把鞋穿上。

走进教室，我看见几个同学围在班长课桌前在说着什么。走过去一看，原来一位女同学到校时从家里拿来了半缸子米汤，缸子不大米汤很稀。女同学想让班长喝，看表情班长也很想喝，但他又当着同学的面不好意思喝。见到这情景，我就招呼那几个围着的同学一起出去玩。

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院子里的松树在风雨中发出呼呼地吼声。我们几个没地方可去，就站在教室廊檐下的台子上说了会话，直到上课铃响了才走进教室。我朝坐在教室里的那位女同学投去询问的目光，她见到后就朝着我点了一下头。这一点头说明，班长已经把米汤喝完了。

麻渣青麦穗和糖浆

那时在我家住的西门横街老巷道里，除个别开车的司机家里吃的稍好一点外，其它人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

出了上街口往西走，路南面民贸公司以西是榨油厂。秋后收了油籽，到了冬天榨油厂开始榨油，油气四溢，香喷喷的味直往鼻孔里钻。

巷道里的一个尕娃，不知咋弄到一块榨完油后的麻渣，他就一点一点掰着分给我们吃，我也得到黄豆大的一块。

一天我在巷道里玩，看见在武装部对面的一个大门前，几个娃们围在一起，我也跑了过去。看见那大门里住的一个小姑娘，坐在大门边的石头上，从她新做的花布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青麦穗，捋下穗粒后把它放在手心里来回地揉搓，吹去麦衣，然后拿出一粒麦仁，仔细地剥去上面还没搓干净的麦衣，每剥干净一粒，就仰起头丢进嘴里慢慢嚼着。吃完后，她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枝，揉搓了起来，我和几个娃们呆呆地站在旁边眼馋的看着。我们想，如果她能给我们一颗麦粒吃那该多好啊。当她再一次抬起头来要吃麦粒时，看到我们几个的馋猫样，就将手心中搓好的麦粒用心地数了数，然后给我们每人分了三粒。我们嘴里嚼着清香的麦粒，心里充满了感激。

西门外邓家庄一直往西，大夏河边有个糖酒厂。有时候，东川的农民们在傍晚时分，用架子车把糖萝卜渣从厂子里拉下来。我和巷道里的尕娃们看到这情况，每天吃过晚饭，就蹲在上街口子的大路旁守着。只要一看见有拉糖萝卜渣的架子车下来，就跑过去帮着推。一只手推着车榜栏，一只手伸到架子车上抓糖萝卜渣吃，有时萝卜渣还冒着热气，甜甜的很好吃。

糖酒厂生产的糖我没见过，但做的糖浆，街道上各铺子都有卖的，因为很稀，也有人把它叫糖稀。因为糖浆便宜，为了充饥买着吃的人很多。

糖浆装在瓦罐里摆在柜台上，交一毛钱，售货员就会用两指宽的木头板子，从瓦罐里给你在裁成四方的麻纸上调一板子糖浆给你。还没走出铺子门，人们就双手捧着糖浆纸迫不急待地舔吃起来，弄得脸上，鼻子尖上都是糖浆。而舔吃糖浆的人才不管这些，舔完后用手把嘴一擦，把麻纸随手一丢，弄得大街小巷遍地都是中间一坨黑的污纸片，像刚擦过屁股的手纸一样。

柿子酱

一天傍晚，我和巷道里的几个尕娃蹲在上街巷口，等着拉糖萝卜渣的车子下来，等了半天也不见下来一辆。正在心急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杂货铺门前拉煤的汽车上有洋柿子（西红柿）呢。”一听到这话，大家一下子来了精神，立马站起来，不由分说就朝那汽车跑去。

拉煤的汽车就停在大路边上,我第一个飞快地爬上汽车，看见煤堆中间铺着一个麻袋，麻袋上摊放着一堆红红的柿子，我迅速抓了两个在手里，但一看身上只穿了一件三根线的背心没地方装，急中生智拉开背心领口，顺着胸膛把柿子装了进去，一时三刻，车上的柿子就被我们几个抢了个一干二净。下车时，装在背心里的柿子全被车上的护栏挤破了，成了柿子酱，我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领口掏着吃了起来。

抢柿子的事情发生后，巷道里的尕娃们有时也笑着对我说：“真是看不出的尕木匠修楼呢，甭看你平时看着乖的呱，可那天上车抢柿子倒是像土匪一样。”

焦大豆

那时北营房里驻扎着骑兵，每天傍晚，解放军们就把马从西门营房里牵出来遛，进了西门经过大街，又走出东门转进崔家坡下面的东营房。

马粪可是烧炕取暖的好东西，巷道里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尕娃们，还有隍庙街上的几个，每人背个竹子编的尕背篼，拿着用废铁皮剪成的勺形片，用铁丝绑在木杆上的拾粪笊，守侯在西营房门口。只要马队一出营房门，他们就跟在马队后面喊着：“马！马！屙一泡，家里去了给你拌伏草！”一路追着拾马粪。振平哥见到后，也找来一块锈铁皮，做了一个拾粪的尕笊，背着背篼跟着他们去拾了两次。后来让三爸知道了，给制止住了。

一次我看见巷道里的两个尕娃，坐在我家大门外的青石头上剥大豆吃。那大豆被火烤得黑焦黑焦的很不好剥，他俩有的皮也不剥，就直接放进嘴里嚼着吃。有几个尕娃围着他俩眼馋地盯着看，其中一个问：“你俩吃的大豆是哪来的？”他俩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又低下了头。

后来我才听说，那天他俩吃的大豆，是从拾的马粪里捡出来后在火上烤的。原来巷道里的尕娃们抢着拾粪，心照不宣都有各自的目的。

说起当年的饥荒，多年后在一次闲聊时，一位和政县七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说：“春天种地时，社员们就趁撒大豆籽的机会，撒完一溜就偷着吃几粒栲栳里的种子。队长为了防止社员偷吃，就把大豆种子用大粪拌了。就这样，有些社员还是撒到地头，就用手胡乱一擦后，偷着放进嘴里。”

两片肥肉

尕巷里张家嫂子的大女儿和她弟弟，还有我都在北街小学念书。

大女儿人不但聪明能干，而且心地也很善良，她待我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早上我到张家去玩，看见她用铁喷壶，在给花园边放的盆景石榴浇水。她一边喷一边给我介绍：“这光开花不结果的叫花石榴，这既开花又结果的叫结石榴。”她还指着一棵开着红花，花瓣边子上有一溜白边的石榴花告诉我说：“这盆叫雪扫裙边。”

一次我到张家，看见她坐在堂屋门前的板凳上，在洗衣盆里的搓板上洗衣裳。院子里东北对角斜拉了一根铁丝，上面一溜搭着她洗好的衣裳。我站在台子上和她说着话，闲着没事就顺手抓住铁丝上下摇晃起来。铁丝上的衣裳、裤子就像大海上起了波浪一样，上下跳动起来，我觉得这很有趣，也很好玩。

此时她妈妈坐在东房炕上在做针线，透过挂起的揭亮窗，看见院子里铁丝上挂的衣服在上下晃动，就大声问：“谁在拉铁丝！”我顿时心慌，也不知道咋回答才好。她听到后立马站起来一把把我拉开，抓住晃动的铁丝对着房子大声喊：“妈妈，是我在铁丝上搭衣裳呢！”

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去上学。拐过尕巷走出学后街，在十字路口碰到刚从娘家回来的她妈妈。我们问了话，她妈妈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旧书页包着的尕包包，塞到她手里，嘱咐她别让弟弟妹妹们看见，说完就急急地转身回家了。她打开纸包里面包着几片肥猪肉，一见到肉片，我就一个劲咽涎水，因为我已好长时间没有闻过肉的香味了。我接过她给我的两片就放进了嘴里，她也吃了两片后把剩下的两片肥油包了起来，随手丢在了弥陀寺街的一棵老榆树底下。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要把这么好的肥油扔掉呢？我感到很是可惜。我本想跑过去把它捡起来吃了，但当着她的面又不好意思去捡。我惦记着这两片肥油，一直和她走进了学校。

进了教室，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她走进了她们班的教室，我就放下书包像离弦的箭一样又从教室里跑了出来。一口气跑到老榆树底下，拿起纸团打开一看，我惊呆了：只见白白的肥油片上，密密麻麻爬满了一群黑黑的小蚂蚁。我满怀希望的心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我把那包着肥油和蚂蚁的纸团，很不忍心但又无可奈何地又扔到了老榆树底下。

这么好的肥油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直到四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她是嫌那肥肉太油腻了。

送粮

在饥饿的驱使下，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竭尽所能地去找一些吃的东西来填充肚子。

一天吃过晚饭，巷道里的一个尕娃对我们几个说：“明天我阿舅的队里要来城里送粮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知道他阿舅的家在北塬上。一听说要到城里来送粮食，想一定会有机可乘。几个人站在巷道里商量着，明天到了交粮的地点，如何见机行事想办法弄些粮食吃，几个人一直商量到很晚才回家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冒花，我们就出发了。

交粮的地点在东门外大路边的面粉厂里。一大早社员们把装有粮食的麻袋，一袋一袋码在架子车上来城里交粮。各公社来交粮的人很多，架子车排着长长的车队，一直排到厂子大门外的公路上。我们找到了他的阿舅，把在家里灌的一水壶茶送给了他，几个人跟着他们队里送粮的架子车一点点向前慢慢挪动。

初秋时分，天气依旧很热。阿舅先让我们几个到屋檐下去歇凉等着，并时不时让一个尕娃过去看情况。一直等到晌午，才轮到他们过称。我们几个人赶紧跑过去，七手八脚帮着大人们抬麻袋。过完秤，又把装满粮食的大麻袋一袋一袋往大仓库里抬。

仓库很大，里面堆满了粮食。粮食堆上斜放了一块钉着横木条的长木板。人们通过木板一步一步吃力地把麻袋抬到高高的粮食堆上，解开口子，两人用力提起麻袋底子的两个角，把粮食倒出来。倒完后把麻袋卷起来拿在手里，小心地走下木板径直走出仓库。

粮库的管理人员，怕送粮的人把粮食倒不干净，或者顺手牵羊在衣服口袋里偷些粮食，就派了一个人在仓库门口把守着。

为了混进仓库，我们几个娃们帮着抬麻袋时都很卖力。我在抬麻袋过木板的时候，故意装着滑倒把脚插进了粮食堆里，趁机在圆口布鞋里灌进了一些麦子。

我们交完公粮走出面粉厂，我坐在公路边把鞋里的麦子倒了出来，大家围过来一看也没有多少。但我还是很高兴，至少我不枉此行，如愿以偿地搞到了一点吃的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个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各自“偷”麦子的经过，还从兜里拿出来相互攀比。完了这才把大太阳底下我们守了一天，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一粒一粒丢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吃着，愉快地朝家里走去。

煤油馍

听大人们说：在饥饿的六十年代初，在街道上要想看见一个大肚子的孕妇，都是很难见到的。

那时的人们只要见了面，不是相互问候“吃了吗？” 就是问候“喝了吗？”饥饿已把人们逼到见面不问吃喝，好像再也没啥可问候的了。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去上茅房，在门口遇到一熟人，他就习惯性地问“你吃了吗？”刚出茅房的那个人，也不假思索地回答“刚吃过了。”两人刚走两步转念一想：茅房门前问吃喝，地点太错位了。两人不觉回头相对一望摇了摇头，都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有一年放暑假后，大姐的二儿子到临夏来了。他的岁数和振平哥差不多，两人成天在一起玩。有时他俩在外面租了娃娃书（小人书）拿回家来，书中描写的大多都是民间传说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

一天晚上在西房，大人们在坐着说话，他站在柜子前就着灯盏看娃娃书，看到高兴处，一举手不小心打翻了煤油灯，黑暗中煤油顺着缝隙流到了柜子里的包谷面里。三娘立马把这面用尕板板刮到簸箕里，第二天拿到太阳底下去晒，然后用这面加了些灰条做了几个馍，熟后闻着还有煤油味，吃起来很难吃的煤油馍，但在那食物匮乏的年代，有馍吃多不容易啊。

黄烟叶

在那饥饿的年代里，父亲艰难地支撑着我们一家。为了生活，他和母亲商量后卖掉了放在东房里的板柜。

父亲让我到街口的尕铺去给他买香烟，有时剩下两分钱，他也要让我买盒洋火拿回来。有时买烟找了几分钱，回家后也得一分不剩全部交到他手里。刚开始父亲抽的是两毛钱一包的“宝成”烟，到后来是一毛二一包的“新建”。因为钱紧，到最后就连这一毛二一包的“新建”烟也抽不起了。

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些黄烟苗子，把它种在了后院西南角套房背后的一块不大的地里。他每天都要去那里转转，精心地侍弄着寄托了他无限希望的这块地。

天干地旱时，大清早他就从井房里拉水，提到后院给黄烟苗子浇水。父亲做事很细心，一棵一棵地浇。一棵苗子浇一勺半到两勺，从不遗漏一棵。若遇到阴雨连绵，天晴后土地板结，父亲就提把尕铲子去给烟苗松土、锄草。看着一天天长高长壮的烟苗，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多见的笑容。

到了云淡风轻的秋后，父亲把一株株烟草收下来抱到前院，整齐地摆在堂屋廊檐下的台子上，待它在太阳下晒得差不多了，再用细绳子把它扎成几捆挂在井房的墙上。把抖下来的烟叶用双手揉碎后，先用报纸一层层包起来，为了防黄烟吸潮，外面还裹一层油纸。用的时候拿出来打开，拿出一些装在一个圆形的小铁盒子里，其余的包好后又收起来。

父亲抽黄烟的工具很独特。它是用一根羊腿子上的小腿骨制成的，小头一端钻一竖眼连通空骨，另一端大头处钻一个横的小洞，按一枚用木头旋的锅罗，又在锅罗中心嵌进去一个电池芯上的尕铜帽，中间钻一针头大小的孔，孔连着羊腿子中间的空骨。小铜帽是防止黄烟点燃时，久而久之怕燃坏木制锅罗的。人们把这简易的自制抽烟工具叫做“羊脚把”。

抽烟时除了用灯盏、洋火引火外，有的抽烟人还把麻杆捏扁后分成七八寸长的细条，作为最节省火柴的引火材料。

吸烟时把烟叶从小铁盒子里取出些许来用两指捏碎后，按入木锅罗上的小铜帽里，用麻杆条从煤油灯或者火盆里点着后慢慢抽，一次点燃可以抽四、五口。

父亲抽烟很厉害。少不经事的我，从没想过那一口口熄灭又点燃，吸进去又吐出来的烟雾，可是父亲心底深藏的愁苦？父亲总是低头不语，他是否在用这一口又一口的烟雾，来减轻生活给他带来的压力呢？

打面

那时家里每月吃的面粉，都是照粮本上的定量，按标准供应的。

母亲省吃俭用，好容易耐到了供应面粉的那一天。一次，家里的面前一天就吃完了。大清早天下着毛毛细雨，母亲把上月打过面的两条旧面袋子，翻过来抓住它的两头，在案板上使劲地抖了又抖。三哥拿起父亲放在炕桌上的粮本和钱，把它小心的装进制服口袋后系上钮子。为了挡雨他把麻袋窝进去做成一个尖尖帽，顶在了头上。二姐拿着一把黑布旧雨伞，从案板边拿起母亲抖过后卷好的面袋子，两人准备要去买面。站在房门跟前的我，见到他们要出去也嚷着要去。二姐就顺手拿过一件母亲的旧衣服顶在我头上，三个人冒着细雨走出了大门。

街上的路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粮站在鼓楼下坡北面的一户人家里。因为是供应面的日子，冒雨来买面的人很多，队伍一直排到了大门外，还沿着大门外的墙跟站成了一个大U字形，二姐拉着我的手也赶紧站在了队伍后面。三哥他要到粮站里边去看看，一回头见我头上顶着衣服站在细雨中，冷得直发抖，就从自个的头上取下麻袋尖尖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才转身跑进了粮站里边。

因为人多队伍挪动的很慢，谁要是凭关系加进队里，站在后面的人们就大声高喊：“加上了，加上了！”“拉出来！拉出来！”直到那人低头红脸离开队伍，乖乖站到后边去为止。

那天我们一直站到下午才把面买上。当三哥和二姐肩上挈着面袋子，我打着黑旧雨伞跑着跟在他俩后面，走过州委拐角时，远远看见母亲正站在我家的青砖大门前，顶着雨望着巷道口，急切地翘望我们把面打回来。

那一天我们吃上午饭时已到下午三点多了。

红薯片

粮站里除了供应白面、杂面、包谷面以外。还按比例供应红薯片来顶这些口粮，当时把这叫代食品。

买回来的红薯片有些已经发绿了，上面附着一层薄薄的白毛。母亲把它炒干后装在一个尕布袋子里，藏在了堂屋炕上的橱柜里。

每天下午上学前，二姐和我就开始行动。我站在堂屋门口放哨，二姐鞋都没脱就用最快的速度上炕，打开橱柜门偷红薯片。每次不能多偷，一次只能拿三四片，拿到以后姐弟俩就在路上分着吃。一次我俩正在偷时，被母亲进门逮个正着。她看着急急忙忙跑到院子里的我们，什么话也没说，也没有追着打。只是呆呆地站在堂屋中间发愣了一会，最后揺了摇头，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到了星期天，中午家里有时候不做饭。母亲就分给我们一些红薯片当午饭。西琳一片也舍不得吃，她把红薯片放到土炉子上的尕锅里再炒一次，炒干后放到石头碓窝里用碓硾踏，踏碎了用箩箩。她人小也没多大力气，踏几下就停下来，用尕勺舀出来用箩过。站在旁边看的一个尕娃见了说：“你还没踏几下就箩，能箩得下来吗？”西琳有气无力地说：“我再也踏不动了。”

最后没办法，西琳只好把红薯粉和红薯渣一块放进碗里，倒上开水搅和成糊糊，怕一下子喝完，就拿了个小勺，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喝。

收购站

一次二姐带着我到南门外的废品收购站去卖东西。

收购站在南关大路西面的电影院跟前，街面上有一个大门，大的物件就直接交到这大门里面的院子里。

紧靠大门南面有两间低矮的铺子，一般的小东西就由铺子里的两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收购。铺内的地面要比人行道还要低，里面堆满了各种废铜烂铁和杂物。

我站在人行道上，看见在铺子里面的土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堂挂件。在绿色锦锻边框中间的红锻子上绣着一位笑呵呵的老寿星，他一手拄着一把根雕拐杖，拐杖顶端弯曲处用红绸子系着一个黄葫芦，另一只手里捧着一个大桃子。左边绣的仙女微微转过头来，手里端着的盘子里放着一个精美的酒壶，右边是一只左前蹄微微抬起的梅花鹿。

在这杂乱无章的废品收购站里，墙上居然还挂着这么一幅精美的中堂绣件，它显得是那样的醒目而又格格不入。

我站在铺子门外仔细端详着这幅中堂心里想：如此精美的手绣工艺从第一针绣起到最后完工，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心血啊！或许它曾经高悬于大户人家的堂屋中央，为这家主人的喜庆场面增光添彩，得到过无数人的注目和赞扬。可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它竟然被当作废品卖了。它到底能换几个钱？所换的钱又能让一家人吃几天呢？

这么精美的手绣工艺品，即使卖到了收购站，工作人员也不忍心把它和废铜烂铁堆放在一起。为了害怕被弄脏，只能把它高高挂起。

记得那天，我和二姐交的是堂屋灵楼前放的那把沾满油渍的铜油灯。铜油灯上面是一个用来盛清油的尕碗，下面是造型别致的扁平灯架。在那“打破犁铧收碎铁” 的年代，二姐觉得这么完好的古铜油灯不像是废品，我俩就蹲在大路边的人行道上，她一手抓住小铜碗，一手拿块石头使劲地砸灯架，砸断后我看见那破茬口是粗粗的生铜。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让人可惜。

小铜勺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后，看见西琳站在东房门前低着头哭，三哥在一旁气汹汹地教训她。

原来，西琳把放在板柜里的铜火壶和舀水用的小铜勺偷偷拿出去当废品卖了。刚开始母亲没发现，当下午做饭要用铜勺时，到处找不到时才知道，接着又发现放在板柜里平时很少用的铜火壶也不见了。母亲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做贼说谎，她一气之下就把这事告诉了三哥，让当老师的三爸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侄女。

西琳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卖，以三哥的脾气，他知道后决不会轻饶。我听见他在不停地数落着：“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竟敢偷家里的东西去卖钱，今天晚上的饭你甭吃了！”

最后，当追问到她把卖东西的钱弄到哪里去了时，西琳低着头呜咽着说：“我饿的受不了，买东西吃了。”

那时的西琳才六七岁，父亲远在西藏，母亲有病住在娘家。当三哥听了西琳说的话后，他低头注视着侄女又瘦又黄的脸看了一会，摇了摇头背着手走进了东房门。身后丢下一句：“还不赶快进屋吃饭，难道还要我请你吗？”

喝汤汤饭时，我看见三哥把自个碗里的一些糖萝卜叶子和一些面糊糊用筷子搛出来，小心地放到了西琳的小铁碗里。

糖萝卜

糖萝卜是个好东西，在那饥饿难挨的年代里，它可救了我们的命。糖萝卜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叶子可以撇着吃，撇过一层又长出一层，可以从初夏一直撇到秋天。

家里人除了在后院种满糖萝卜外，还把前院的空地都进行了最大程度地利用。东房和北房门前仅留下一条一人可走的小路，三爸住的西房门前也全都种了糖萝卜。到了秋后选一个星期天，全院的人早早起来一齐上阵，用铁锨把糖萝卜一个个挖出来，晾晒一阵后，叶子带点根用切刀切下来，搭在房檐下。萝卜晒去水汽后，储藏到后院的地窖里。这些都要留存到冬天，没有菜的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吃。

二姐在临夏中学读高中，星期天她带我到学校去玩。赶上老师们正在往一起堆学校里种的糖萝卜，她就蹲下来帮他们干活，顺手悄悄拿了一个藏在了裤子口袋里。出校门的时候害怕被守门的发现，她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搭在我肩上让我挡住鼓起来的糖萝卜。姐弟俩提心吊胆的出了校门，慢慢向家里走去。

尕圆馍

每天早上父亲总坐在北房堂屋炕上，一边抽着羊脚把、一边在火盆上搭开水喝茶。母亲到堂屋抹桌子扫地，看到这情景总是责怪父亲：“家里吃的这么紧张，你还有心思闲坐着喝茶抽烟。”父亲平日话不多，听得多了也忍不住回过头来顶她几句。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搓开二大门就听见父亲和母亲在东房里吵嘴，进屋一听才知道，母亲看着父亲脸黄肌瘦、皮包骨头的样子，又考虑到父亲和自己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好。就向父亲提出要钱，准备扯布做父亲和她的老衣（我们这地方把人去世后穿的寿衣叫老衣），以备后事。父亲说是没有钱，而母亲却一直坚持要，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父亲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一脸的无奈，他听完母亲的话说：“现下连活人吃的都顾不上，你还做什么老衣？我死后不要给我穿老衣，你给我穿件纸糊的就成了。”个性很强的母亲就回击说：“你不怕别人笑话，我还嫌丢人呢！纸糊的衣裳我不会糊，也穿不来。你个家糊了个家穿上去。”

俗话说“槽里没食猪咬猪”，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一生相伴的父母亲，有一段时期家里的饭都是分开吃的，母亲、二姐、我和西琳四个人在东房里做着吃，而父亲却在北房里独自一个人做着吃。

每天早上，父亲盘腿坐在堂屋的炕边上，身上披件旧皮衣，衣服里子羖鹿皮的毛又短又稀，黑色直贡尼的面子油得就像卖凉粉的围腰一样。他把一块砸平了的四方形旧铁皮，放在不是很旺的火盆上，上面烙着一个薄薄的尕圆馍。他一边在火盆上烤火喝茶，一边等着馍熟。馍熟后父亲匀匀地从中间掰开，一半是午饭，一半存到后晌当晚饭。

一天早上，二姐到堂屋去抹家什，看见父亲在火盆上正烙馍，她就故意磨蹭，指望着等馍熟了能给她吃一口。可等到馍熟，父亲从中间掰开后，他把后晌的一半收起来，把另一半捧在手里，一嘴馍一口茶的喝着吃。就这样二姐眼睁睁地看着，坐在炕上的父亲把半个馍很快吃完了。

她心里感到很委屈。就流着泪从堂屋里跑了出来，一进东房门就爬到炕上大哭。坐在炕沿边上的母亲听了二姐的哭诉，就劝她：“要不是这饿劫，丫头你可是你先人最心疼的娃啊！”二姐哭嚷道：“还说是最心疼的娃呢，连一嘴馍也舍不得给。”母亲听了这话也哭了，并又开始指责起父亲来，最后寒心地说：“宁要个提栲栳讨饭的阿娘，也不要个做官的阿大。”

我到隔壁去玩，邻家的大人们总要向我问起这件事。我就如实地回答：“大大还是一个人做着吃。”那时候我虽然小，但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回答这样的提问时，心里总是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和酸涩。

尕铲头

在那“低标准、瓜菜代、吃不饱、死得快。”的饿劫里，过去了的一点一滴，我都不愿想起，说实话也很害怕想起，但它在我内心深处的烙印，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刻骨铭心。

冬天我们吃的菜是风干了的糖萝卜叶子。叶子挂在房檐下的向日葵杆子上，母亲踮着尕脚站在三脚圆板凳上，按顺序小心地从上面拿下来一些。经过风吹的糖萝卜叶子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绿色，变得像父亲晒的黄烟叶子一个颜色了。母亲提前一天把它用热水泡在盆子里，等第二天变软了用手搓洗干净，切碎后放到锅里煮。要是再加点擦的糖萝卜条，撒上一些面那就成了我们一顿很好吃的午饭了。

东房的泥炉子就盘在炕跟前，我放学回家，总看见母亲坐在泥炉子前的方凳上，一双穿着旧棉鞋的尕脚放在炉子下面的炉膛里，两手戴着二姐用旧毛线织的半截手套，露出的手指头被冻得通红。炉子上搭着一个生满红锈斑的铁皮锅，她双手放在锅边子上，一边焐着手一边在焦急地等着锅开。我们放学回来了，也不让我们揭开锅盖看，她说“一揭得要三把火”。

爬满红锈斑的铁锅里放着枯黄的碎菜叶，它先是冒泡，然后开始慢慢蠕动。看到锅快开了，母亲、二姐和我还有西琳的脸上都露出喜色。等锅里的水滚上一会，糖萝卜叶子就煮熟了，母亲在锅里撒点盐再撒上一些面。等到锅再一次大开时，我们早就拿着各自的碗，焦急地守候在锅跟前了。

母亲舀饭有个讲究，她左手端着碗，右手拿铁勺一勺一勺地把汤汤舀进碗里，绝对不允许用背勺，舀完后要把铁勺朝下扣在锅里，也不允许勺口朝上。

我们几个人趴在炕桌边，一碗接着一碗地喝着汤汤，直到把锅里的喝完为止。

喝完了碗里的，我们又碗底朝天，仰起头伸长舌头，一舌头一舌头舔干净各自的碗底。舔完后把碗往炕桌上一放，我和西琳就急忙跳下炕趿着鞋去抢刮锅的尕铲头。铲头谁抢到谁刮锅，谁刮锅就由谁洗锅。

西琳很精明。有一次我下炕后左寻右找也没寻见铲头，当她洗完锅后，我才知道她在吃饭前，就偷偷地把尕铲头藏了起来。我感到这很不公平，就和她大吵了起来，说她耍奸。

为刮锅底的那一点点残汤，我还和西琳吵过好几次。

喝完了汤汤，母亲从没有问过我们喝饱了没有。在记忆里，我们从来也没喝饱过一次。

那个时候的我，放学后只要一端上饭碗，要么坐在炕上，要么蹲在东房廊檐下的台子上，一碗接着一碗的喝着汤汤，直到把锅里的喝完。口渴了一进灶房门，拿起水罐揭开缸盖冰水就喝。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简单而又便捷的生活方式。

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吃饭我也不调醋和辣子，也没有天天喝茶的习惯，吃饭时不小心掉下一星半点面叶和菜渣，也要捡起来放到嘴里，刷锅洗碗时非要把锅底用铲头刮干净吃了再洗，并且还要求家里的人也这样做。就是到餐厅吃饭，也是吃多少点多少，要求尽量吃完。剩下一些也要让服务员打包，带回家后第二天热一下把它吃了。有时我在想，这种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是否和我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呢？正因为经历了那些苦日子，我才明白了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也让我对珍惜粮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珍惜人世间的每一粒五谷杂粮，其实也就是在珍爱着我们人类自己！

扎树叶

那时不仅仅是吃的紧张，就是连烧火填炕的燃料，也成了人们发愁的大问题。

在庄子里，家里的女主人做饭时为了节约一根洋火，每到做饭时间，就寻思着到谁家去借火种。只要抬头看见谁家的烟洞里开始冒烟了，就拿一把麦草跑去引火，借了火种后就赶紧折回到自个家的灶房，这才开始引火做饭。老百姓把这叫“借的个火”或“讨火”。

事隔多年，当我和一位同事的妈妈说起当年缺烧柴的境况时，他妈妈对我说：“有一次做饭，锅里下的饭还没熟，可烧火的柴用完了。没办法我只好把洗锅的刷刷老笤帚，用切刀铡开放进了灶火门，才把那顿饭将就着做熟。”

深秋时节，树上的叶子慢慢开始凋落。放学后一放下书包，我和巷道里的尕娃们，每人手里拿一根长长的八号铁丝去扎树叶。直直的铁丝一头砸得很尖，另一头弯成一个手掌刚好穿进去能握住的圆圈。有的母亲疼爱孩子怕磨破手，就细心地在圆圈上缠上一圈布条，用针线密密地缝牢。

为了找到填炕的树叶，我们三五成群先从红园路扎起。柳树的叶子细而窄，榆树的叶子又太小，我们就去找有白杨树的地方。

走过汽车站，邓家桥往上大路边的红水河畔，长着一溜高高的白杨。一片片金黄色的落叶，有巴掌大的，也有像杏树叶子一样大的，它们从树梢上飘飘洒洒下来，落定在流淌着的红水河边、大路地头、乡间田埂上。我们就跑过去，举起手中的铁丝把它们一个个扎了进去，一阵风起，地上的落叶被卷起，我们又紧跟着树叶向它们追去。

铁丝上的树叶，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一片片地在增多，最后变成了长长的一串。

天近黄昏。回家时有的尕娃把树叶棒扛在肩上，有的把铁丝掰弯，金黄色的树叶像一圈美丽的花环，我们把它挂在脖子上。一个个像凯旋而归的战士，在路人赞许的目光中，挺着胸膛朝家的方向走去。

扫磨磨

岁月的艰辛，迫使人们将秋后的草皮铲来烧炕用，俗称为“扫磨磨”。

临夏有两个校场，东门外市二中下面的叫大校场，临中大门外的叫尕校场。我曾在大校场见过一位白头发的尕脚老奶奶，她坐在四周空旷的校场里，面前放一个破背篼，一把杈杈老扫帚，眼前堆着一小堆用铲子刮下来的土和草皮。她手里拿着尕铲子，把土和草一铲子一铲子地往天上扬去。因土重草轻，风一吹它们就自然地分成了两堆。土多草少，扬了半天草才有一大把多一点。我和几个尕娃看着如此辛苦的老奶奶，就停止玩耍站在她跟前看。不知谁说了句：“老阿奶，你扬了半天，这才有一把草啊。”老阿奶听到这话，停下手中的活，叹了口气说：“娃们啊，没有这一把草，到了三九天，我这个老阿奶会被冻死的。”

冬衣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平常百姓家，一件衣裳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过轮到老三穿的时候，都已打满补丁，面目全非了。

母亲把二哥穿过的一件旧茄克衫用煮蓝染了，给我改做成了外套。那衣服胸前口袋上有一个铜拉扣，下面吊着一个尕铜圈，我很喜欢这件衣服。有时二哥他吓唬我说：“你要是听话，我这件衣服你就穿。要是不听话，这件衣服我就不给你了，我要拿去自个穿。”小时候的我很傻，从没想过被母亲改小了的衣服，二哥他那么大的人拿回去了还能穿吗？

寒冷的冬天来了，呼呼的狂风夹杂着雪花直往脸上扑，人们纷纷穿上了家里人做的对袂襟棉衣。棉衣的领口、袖口、前襟、胳肘处、都补满了大小不一的各色补丁。很多人的棉衣上没有罩衣，也没有衬衣就光着身子穿。为了抵御寒风的侵袭，男人们腰里系着一条布腰带，没有腰带的就系着麻绳或草绳。我把家里的一条旧围巾也曾当系腰系过，即保暖又实用。难怪人们说：腰里系一条系腰，比多穿一件衣服还顶用。

腿子上穿的大裆棉裤，膝盖和屁股上都补着补丁，有的裤腿太短下面又续上一截。怕膝盖和屁股上的布被磨破，大裆裤前后可以调着穿。有的裤脚磨破了露出棉花，家人就把两破口一拼用针线连起来。

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脚上穿着家人做的青条绒或青直贡尼面子的圆口棉鞋。娃们多的人家穿鞋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一直穿到鞋帮和鞋底分家。好过一些的人穿着棉线袜子，或用旧毛线自个织的毛袜，也有个别人还穿着家里人用白布或其它颜色的布，千针万线做的有袜底和留跟的布袜子。没棉鞋也没袜子的人，大冬天只能光脚穿着圆口的单鞋。有的人的鞋破了，前面露着脚趾头。有些人裸露的脚面和脚脖子上是一道道结着血痂的裂子，走起路来刚刚愈合的裂子又被撕裂开来，疼得一瘸一拐的。

路上的行人把头缩在衣领里，有的戴着自家缝制的四指并一起、大拇指分开的棉布手套，为了方便还扎一条窄布带子把手套挂在脖子上。更多的人双手交错把手放在自个的棉衣袖筒里，有的放在前面筒着，也有人放在身后筒着。

为了防手冻，有的女人做一个宽大的尕袖，做好后就把双手筒在尕袖里面。如果棉衣袖子短，还可以一只手腕处套一只尕尕袖，以防冷风灌入冻伤手。大尕袖形似半截棉衣袖，长约七八寸，中间夹层装着薄厚均匀的棉花。尕尕袖的做法和大尕袖一样，只是比大尕袖小一些，短一点。

有些心灵手巧的妈妈，给自己吚呀学语的儿子用黑布精心做了一对虎头袖。两只高高竖起的耳朵和椭圆形的虎嘴，用红布缝了边，把一小块正方形的红布一角折起呈三角形，再把底边的两角向中心不偏不倚地卷起来，缝到虎脸的中心作鼻子，圆圆的眼睛用白线绣成，两眼中间绣一“王”字。戴着虎头袖的尕娃手指被冻得通红，在虎嘴里蜷曲着，酷似虎牙。望着这做工别致的虎头袖，在那饥饿的年代，你不得不为一片母爱和人们追求美的苦心而深深感动。

小调

一天早上，寒风中夹杂着雪花。我路过鼓楼下坡跟前的十字路口时，看见在西南转角处围了一圈人，从里面传出二胡和唱曲的声音。我也好奇地钻进人群去看，只见在冰冷的人行道边子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他戴的帽子和肩膀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单瘦的肩膀上披件破旧的皮褂。冷风中他的鼻涕流了出来，他吸进去以后不知不觉中又流出来了。不知他是忘了去擦还是懒得去擦，任凭那鼻涕沾在花白的胡子上。他低着头一边拉着二胡，一边全身贯注地唱着一首民间小调：

走了个拉卜楞呀，

买了个破皮褂啊。

穿在个身儿上，

虱子虮子多呀。

晒这房头上，

野鹊毛拔过呀。

扔这阴洼里，

隔壁的狗拉走呀。

跑着打狗去，

把我的脚崴脱呀，

阳世三间穷人多，

哪一个就像我。

家里的麻老婆，

嘴上长豁豁呀。

使者点火去，

倒把火吹灭呀。

走了个阿岗岘，

买了个沙泥锅呀。

拿着家里来，

妮子碎娃多呀。

抢着舀饭去，

勺把锅打破呀。

阳世三间穷人多，

哪一个就像我……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穿着方面人人夏有单衣冬有羽绒服。许多人把穿过几次还很新的衣服，没几天要么扔了，要么就拿出去烧了。但我却舍不得，总要把它们洗干净叠好物尽其用，想方设法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和童年时缺衣少食的日子留给我的节俭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哥的婚事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二哥和三哥也相继到了寻媳妇的年龄。

按一般家里的规矩，结婚顺序是从大到小的，但当时我二哥还在兰州的大学念书，所以三哥比二哥早两年结婚。那时三哥已有了工作，在新华小学里当老师。他结婚的那一年，正是粮食最紧张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结婚的前一天，东川的尕阿舅穿着蓝华达尼的对袂襟新棉衣来到我家。因为前两天他听说了三哥结婚的事，但记错了日子，不请自到提前一天来参加外甥的婚礼了。看着推开二大门慢慢走进来的尕阿舅，母亲带着一脸的歉意赶紧迎了上去。

母亲把尕阿舅让到东房炕上坐下，放上炕桌，倒了茶，又从案板上放的瓦缸缸里取出一个尕花卷馍，放到碟里端到炕桌上，便吊脚在炕沿头边坐了下来，姐弟俩悄悄说着话。

在正常年景，外甥结婚时为了表示对大辈的尊敬，家里人一定要安排儿子提着双礼，带着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请柬去请阿舅全家。但在我三哥结婚时，因为家里经济实在困难，别说宴席，就是连一桌最简单的饭莱也办不起。所以本该去请的阿舅、二爸及长辈亲戚们一个也没有去请。母亲非常疼爱她的兄弟妺子，但却没能力在自己儿子结婚时，请娘家人来参加婚礼，内心深处觉得很是对不起他们。

尕阿舅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母亲说的话，我看见母亲抓起系在腰里的围腰不时地在擦着眼泪。吃完了碟里放的馍，坐了一会尕阿舅低着头深深叹了一口气，就下了炕。

母亲又带着满脸的歉意，把尕阿舅一直送出了大门。

三哥结婚的新房是井房跟前的套房，土炕上放着一条被子，白布的炕围子上边用图钉钉了几张画片。小方桌上摆着一方用铁丝弯成的小镜框，天蓝色的铁丝边上，一边装饰着一个红色的小圆球，镜框里镶着三哥和三嫂被染了色的半身合影照。墙上挂着的天蓝色石膏镜框里，还装着一幅三哥围着一条方格围巾的油画头像。

三嫂的嫁妆我不记得是什么，只记得有三嫂亲手绣的一对洋枕头，白布做的枕面，苹果绿布压的边子，枕面上用蓝色变色线掇了一个花篮，花篮里掇着各种颜色的花，一边用红线斜着掇有“祖国万岁”四个字。

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隔壁邻舍的的几位妇女来看新房，她们拿着枕头评说着新媳妇绣的枕头有多好。

第二天一大早，新娘子和娘家人一起进了家门。

客人里面有一位妇女，她手里提着一个长方形的红提盒，走起路来一癫一癫，腿子有点瘸。她进了北房堂屋门，把提盒放到八仙桌上，打开盖子，我看到里面放着一个碗，碗里装着水饺（我们当地人叫水饭个）。她很小心地拣出两个放到碟子里后，把碟子摆到了灵楼前，又把筷子放在了上面。她还从提盒里取出一个小碗和一双红色的新筷子，也放到了桌子上。然后爬在地上很恭敬地磕了三个头。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三嫂的二姐，照我们这地方的风俗，她是娘家人里送亲送饭的。多年后，我也知道了那小碗和新筷子，是表示新人的饭碗，水饭个表示的是新人的口粮。

三嫂也是一位老师，她和三哥都在新华小学里教书。三哥结婚那天，为了表示对他俩的祝贺，老师们送的礼物是一个长方形的水银镜框，镜面上有两个粉红色的桃子和大红色的“幸福生活”四个字，上下还用红广告色写了贺词和老师们的名字。

本来学校里的老师们都要来的，但因情况特殊，校长只带着几名老师作为代表来参加婚礼，我不知道家里人是拿什么来招待娘家人和老师们走的。后来才听说家里人招待客人，给每人吃了一碗连锅饭（有汤的碎面里有点碎肉）。只记得那天下午，在东房地上放的炕桌上，二姐给我和西琳，一人端了少半碗吃着很香，有点碎肉的白面饭。

到了晚上，送来的水饭个按照规矩一定要让两位新人吃。水饭个煮熟后，我站在厨房案板前抱着母亲的大腿嚷着一定要吃一个。最后缠得母亲实在没办法，只好拿筷子捡起一个喂我嘴里后，就急急忙忙地端走了。一旁洗锅的二姐歪过头笑着问我：“香啦？”我嘴里一边吃着一边回答说：“香的呱，是糖萝卜馅的。”

三嫂家名叫映香，学名叫张映芳，毕业于临夏师范学校。她脾气好，性子慢，说话慢声细语，干什么事总是不慌不忙。结婚后，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衣，下身穿条蓝华达尼裤子，脚上穿着一双自个做的黑条绒布鞋。每次散学后一进家门，她总是从口袋里掏出点吃的给我，有时是两个蜜枣，有时是一颗洋糖。

后来因三嫂父母上了年纪，家里没人照顾，她就和三哥一起搬过去住在娘家了。

看月

三嫂生了孩子，母亲和三娘带着我到三嫂家去看“月子”。

三嫂的娘家在城北面液压件厂跟前，我们去时三嫂的父亲不在家，她母亲个子不高，也是尕脚，耳朵有些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说话不多，但又手脚闲不住的老实人。

三嫂的二姐热情的把我们请到北房堂屋炕上坐下。

用火壶里烧开的水倒上茶以后，三嫂二姐从堂屋西面的隔间灶房里端出两个馍来放到炕桌上。深深的白底蓝花瓷碟里放着两个很新鲜的锅塌馍。看来母亲和三娘来看月子，三嫂家是有所准备的。要不在平常的日子里，谁家还有那么多白面蒸馍来招待客人呢？

三嫂的二姐腿脚虽然有些残疾，但待人很热情。她一个劲地让母亲和三娘吃馍。她还很小心地掰了一尕块让站在地下的我吃，并趁着取火壶倒水的机会，顺手把我不小心掉地上的一粒尕馍渣捡起来放进了嘴里，并嘱咐我用两个手捧着吃，小心别掉下馍渣。添完水后，她又急急走进堂屋东面隔间把月娃抱出来让两位阿奶看，月娃长得又大又胖，母亲和三娘见了很高兴。

看月拿的什么礼物，我已忘了。只记得有一个白丝布的尕枕头，上面绣着花。三嫂的二姐拿在手里一边仔细看，一边说：“这尕洋枕头还扎着花，做得真好看。”

我抬头看见三嫂家堂屋的大梁边子上有个燕子窝。燕子衔泥在房子里来回做窝的情景我还没见过，一见到这感到很新奇。母亲也好奇地问三嫂二姐燕子在房子里做窝的事，她热情地告诉我们：“这燕子每年秋天飞走春天飞来，听老人们说，家里有个燕子窝好，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它。”

三嫂的二姐是个急性子，也很健谈。说话时她的一个牙齿老是在动，母亲问她原因，她说是在农业社里挖黄萝卜时，因为饥饿，背着队长偷偷摸摸拿起一个，用叶子一擦张嘴就咬着去吃，结果牙被蹦松了，从那以后，上门牙老是动，已有两年多了……

几年后三哥就在他住的东房跟前砌了一个鹁鸽房，里面也养了几只鹁鸽。尽管我没养过，但从小我就能认出雪白、两头乌、花花、大嘴…

二爸

二爸家在西门大街和平旅社的对面，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家东面有一个汽车站，顺着车站西面的长巷道进去，迎面就是二爸家坐北朝南的黑大门。二爸家庄窠地比老宅大，由大门道、前院、后院和南面的道道组成。

大门道呈正方形，迎门墙上砖砌的照壁严丝合缝，样式和老宅门道里的相同。走过用石子铺的门道，再左拐，进去就是院子。前院里东西北三面都是瓦房，只有南房是土房。院子中间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苹果树。

北房堂屋是凹进去的虎抱头两溜水瓦房，门前铺有地板。堂屋里迎门放的长琴桌和老宅里的一模一样，就连上面绘的图案，也出自同一艺人。上房住着二爸和他排行老五和老六儿子，大儿子一家住外面，二儿子住西房，三儿子住东房，四儿子住西面靠北的两间房，三个女儿住在紧靠东房的偏房，南房里住着一家房客。

东北角是灶房，进去后推开北面墙角的一扇门便是后院，顺着石头铺成的台阶走下去，后院地势比前院低，但占地要比前院大，里面栽有许多果树。东面是三间瓦房，两间杂物房，一间是井房，井房前面装有木栅栏，里面也是轱辘井，形同老宅家的井房。

在我的印象中，二爸家门道里的照壁、后院里的井房、堂屋里的长琴桌以及彩绘，都和老宅里的一模一样。

在井房门前一棵撑开的果子树下，放着一张页岩石方桌，周围放着几个石凳。平常家里没有客人时，二爸一家就把这石桌当饭桌。

拐进西南角的门，能看到南房后面西南角盖有茅楼。道道东面有个双扇木门，这样拉粪的农民可以不经前院，从大门道的偏门进去就可以了。

二妈早逝，家中丢下六男三女九个孩子。俗话说：“女无男，身无主，男无女，家无主。”少不了的一日三餐，还有娃们的冬棉夏单，使一辈子精明能*二爸很是发愁，在我记忆中，他总是低头走路，言语不多。

他常和几个老棋友下棋，晴天时在廊檐下的台子上，下雨天就聚在堂屋门前地板上对弈，有时为一步棋的走法，几个人扯着嗓子说着嚷着，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可每逢此时，二爸他都一如既往，默默观战，真如棋人所言：“观棋不语真君子”。有几次我转到二爸家，向他和认识的老人们问了话，偶尔他答应一声，多数情况下他总是低头下棋，应都不应，一门心思全在对弈中。此时的二爸已经完全被棋局所迷，就是天上打雷下雨，地上油缸倒了他都不会在意。

一天后晌，我经过二爸家门就顺便走了进去，看到寂静又宽敞的大院里就二爸一人，他坐在板凳上，呆呆看着摆好了棋子的棋盘，我向他问了话，他答应后看了看棋盘又问我：“你会不会下棋？”我摇了揺头说：“不会。”他脸上显出很失望的样子。

坐了一会后，他又指着院里树上的苹果对我说：“你到后院拿个棍，捣个苹果了吃去。”听了二爸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陪他坐了一会，二爸还是盯着棋盘默默不语，我觉得呆呆坐着也没意思，就向他说了一声回家了。

二爸二妈共有九个孩子，六男三女，是全窝鸡（全活着）。大儿子义俊（祁振中）、二儿子义鸿(祁振民)、三儿子义全(祁振良)、四儿子义强（祁振国）、大女儿银娘（祁振兰）、二女儿芸娘（祁振芳）、五儿子义足（祁振安）、三女儿彦丽（祁振霞）、六儿子野游（祁振君）。前面五个儿子取名以义开头，最小的儿子生下后因二妈病重，无法抚养就送给了别人，后来又思儿心切，重新把他要了回来，在外游荡一圈的小儿子重新又回到了家里，所以乳名取为野游。二妈去世后，三个女儿的岁数还都不大，野游是由哥哥姐姐们精心照管大的。

二爸和他的六个儿子都很喜欢养鹁鸽，一进大门的东房边，盖一鹁鸽房。下面装了个木门，上面按了一个木格子窗。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窗，鸽子便从窗口扑噜噜的飞到院子里。后来二爸家被甘光厂所占，公家在城北给他们家重新划分了宅基地。每个儿子都是先修房子后修围墙，然后再盖一间鹁鸽房。

看书

树叶慢慢开始变黄，早晚的天气变得有些微凉。

在一个天稍阴沉的中午，吃过午饭，我走出大门信步向街口转去，不知不觉来到了二爸家巷道口。一进院子就听见东面的偏房里几个堂兄妺的说话声，于是我就走了进去。打过招呼后在炕沿头上坐下，见炕边放着一本书，我就随手拿来翻看。书不厚，淡蓝色的封面上印有《憩园》两个白字，作者是巴金。看着看着我被书的内容吸引住了。房里人多，为了安静地看会书，我就走出偏房往右一拐，进了灶房打开后院门，走下石头台阶，顺手拿个尕板凳坐在杂物房前，翻开书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天阴沉，风微凉，果树上的叶子在秋风里飕飕落地。在这个略感萧瑟却又宁静的下午，我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由衷的为主人公的不幸命运而感到愤愤不平。我边看书边流泪，幸亏后院就我一人，没人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直到有人进后院打水做饭时才发现了我，此时我刚好把这本书看完。

后来我变得喜欢阅读，喜欢与书为伴，沉浸其中，自得其乐，尤其喜欢从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那种感觉，我想这大概和那个午后看书的经历以及带给我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爸

三爸和我家同住一院，可以说我是在老宅里三爸看着长大的，尽管交流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听二哥讲，解放前三爸在兰州念书，每次放假回家，他总是沿着东乡步行回来。每次他都提前捎信给家，到了那一天，我哥他们就早早跑到东门外七八里的折桥湾去接。三爸到了家里，就把从兰州带来的橘子掰开数着分给他们，有一次回来时，还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手巾。

三爸是一位热爱生活，重视读书的人，亲戚朋友都称他为“书生”，两位经商的哥哥却叫他“书呆子”。

听大人们说，当年三爸结婚的新房也是老宅西北角的套房。结婚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坐在炕上的新娘望着坐在桌子前，还在油灯下写字的新郎说：“夜深了，睡吧。”三爸却说：“你先睡，我把今天的日记写完了再睡。”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这话，一定会感到很可笑，可那时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认真。

三爸不但本人喜欢读书学习，而且他也教育和鼓励侄儿子们努力学习。假期中，他早上组织侄儿子们在老宅院子里跑步、唱歌，然后写大楷、日记、作文。此外，也让三娘和侄儿子们一起写。写完后他批改、圈红，侄儿子们一旦做错事，还要被他打手板。

母亲和我二妈都是农村出身，她们认为娃们除了认字学习，散学后背上背篼上街拾些马粪，晒干后用来填炕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而三爸则主张孩子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在三爸的一再坚持下，母亲和二妈虽为嫂子，但也只好妥协，所以后来的日子里，我哥他们几个再也没有背着背篼上街拾粪。

兰州的碧环表姐管我三爸叫三阿舅，她曾对我说过一件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三阿舅还在西北师范学院读书。一天晚上，他洗了脸后把自个收拾的整整齐齐，然后带着我去参加他一个女同学的婚礼，到了那儿，可三阿舅不知何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没进婚礼大厅，而是站在了大厅外面的窗前，透过窗上的玻璃一直盯着新娘子看，我看到里面的婚礼很是隆重，新娘子也很漂亮，就这样他一直站到天很晚，才悄悄领着我回家了。”长大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总觉得那漂亮的新娘子很可能是三爸上大学时暗恋的对象，甚至俩人还谈过恋爱……三爸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他人幸福，自己却什么痛苦都能忍受的人。

多年后，三娘还告诉我一件往事：有一年冬天，家里井旱了。三爸当时在外县教书，腊月二十九回家，第二天他就下去挖井，年夜饭都做好了，他仍在下面挖，一直挖出水他才上来吃饭，当时天已很晚了。

儿童节礼物

在我读小学时。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蹲在院里的青石头旁，用蜡笔在白纸上给画好的仕女图上色。用红色觉得太艳，用绿色又怕太暗，我把衣服染成黄色，刚把领子染成大红，三爸下班回来了，我向他问了话，他答应着支好自行车，从我身后看了看说：“你画的是黄姑吗？”我拿起画让三爸看，他一边看一边鼓励我说：“你好好画。说不定我们祁家，将来要出一名艺术家呢。”

说完这话，三爸还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包递给我，打开一看是一包洋糖。我喜出望外，但又很纳闷，就抬头望着他，三爸看着我迷惑的样子就笑着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摇了摇头，三爸笑着又问：“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是六月一号，是专属于儿童们的节日！

看着三爸走进了西房，我也高高兴兴地跑进了东北角的旮旯房。揭开我的小箱子盖，把洋糖放进去。没过一会又忍不住打开，拿出几颗放进口袋，又把剩下的包好放进箱子，盖好盖子后跑进灶房。我看见母亲正坐在板凳上洗菜，就剥了一颗放她嘴里，母亲夸我一句：“我娃真乖。”听了母亲的夸奖我心里越加高兴，就又连蹦带跳地跑到大门外。看见巷道里的三个小孩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滑溜溜玩，就骄傲地掏出糖来，刚好三颗，一人一颗分给了他们。

我拿着剩下的几颗糖，到学校后分给了班里和我关系好的同学们，并不忘告诉他们：“这是我三爸送给我的六一儿童节礼物。”看着尕朋友们脸上的笑容和眼神中流露出的羡慕，我虽然一颗也没吃，但心里比他们吃了糖还要甜！

赏菊

三爸给我们订了《少年报》和《小朋友》的画册，他按报纸上小虎子的故事，叫二儿子振春“小虎子”。仿照画册上小豆子的插图，叫小儿子振农“小豆子”。振清圆圆的大眼睛，清秀又明亮，三爸就叫她“牛眼睛”。

三爸除了种树种菜和侍弄盆景，还很喜欢养菊花。开春时，他把发芽的菊花根一块块掰开，种在南面的花园里，下班后给它浇水和捉虫，等到花快开时又把它挖出来，栽到花盆里，摆在西房廊檐下的窗子跟前，呈一条直线，非常好看。菊花名很好听，我记得有白色的“云中鹤”、雪青色的“迎红西施”、还有花瓣又细又长乳白色的“十二套环”。

空闲时，他把躺椅搬出来，放在西房廊檐下的台子上，边赏菊，边躺在椅子里看报纸。有时还教儿歌，我记得他给振清教的是：我有一个洋娃娃/红红的脸蛋小嘴吧/黑黑的头发大眼睛/我很爱她/有一天/我到河边去玩耍/丢掉了我的洋娃娃/我哭了，嗯、嗯/有一天/我到河边去玩耍/找到了我的洋娃娃/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有：泥娃娃/你坐好/我给你洗个澡/哎呀呀、哎呀呀/越洗越脏了。

给振农教的是：在青青的草地上/有个小东西/它不像狗哥哥/也不像猫弟弟/眼睛红红的/耳朵长长的/身上穿着白毛衣/嘴上长着长胡子/我问它，你是谁呀/它说：我是大白兔的小弟弟。还有小白免，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蹦蹦跳跳真可爱。小白免，白又白/红眼睛，三瓣嘴/爱吃箩卜爱吃菜。振农一天到晚喊着儿歌。听的多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也都跟着学会了。

长大后我有时在想：三爸教的这些让我们记了一辈子的儿歌，是从那本书上看的？还是他自个编的呢？很有可能有些是他自个编的，因为三爸他很喜欢文学。

在院子西南角三爸家偏房炕角头的墙上，贴着四条宣纸上写的唐诗。夏天的晚上，我们几个娃们就挤睡在偏房炕上，一边叽叽喳喳的说着吵着，一边跟着振平哥念这古诗。

一幅纸上都用毛笔写了一首诗，四幅共四首。因为是草书，很多字我们不认识，振平哥就教我们。我问他：你怎么认识这些草字？刚开始他不肯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古诗他早就背会了，即使不看条屏也完全知道纸上的内容。每天晚上，振平哥按照三爸的要求教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也背会了。

一天下午，天下着细雨。我在家无聊，就去找振平哥他们玩。一进西房门便看到三爸站在方桌旁，拿着毛笔在画画，振平哥、振清、振春围在桌边一声不响，都目不转睛地在看着，见到这我也赶紧凑了过去，只见在长方形的宣纸右下方，三爸手持毛笔，寥寥数笔，一道竹篱便跃然纸上，然后又在竹篱后面用彩色颜料画了几枝菊花。轻描淡写下，我却感受到了三爸笔下秋菊的精神，饱经岁月洗礼却依然绽放，置身风雨中却依然优雅。此时此刻，我不由的想起振平哥曾教过我们的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分果子

我父亲弟兄三人性格虽不相同，但他们关系一直很好，这在我们家族和亲戚朋友中是众所周知，在左邻右舍中也是有目共睹的。每当吃过晚饭，二爸常从西门大街从他家游哉游哉，漫步走到老宅，三爸搬出躺椅和茶几，三娘倒上茶。当月亮从东边缓缓升起，如水的月光洒在院里，大门外的榆树梢子在晚风中自由的摇曳，发出唰唰的响声，老弟兄三人就在这皎洁的月光下，惬意地喝茶聊天，此时，三爸一般是不让家里人点灯的，他说享受自然才是最舒心，最自在的生活。

前些年，每逢雨天，家人总把路上的泥趿进大门道里，弄得门道台子总是泥坨子，见到这父亲就在外大门前，把青砖立埋着当边子，里面用小石头铺了一条石子路。

春天到了。街道里的居民组长通知各家在大门前的路边上栽树。我家大门外有一溜高高的大榆树，本不用栽。可组长检査后说：“你们家大门石子的两边有些空，再栽上两棵吧。”三爸不知从哪寻来了两棵槐树苗，在石子路两边各栽了一棵。

槐树长得快，两年后槐花就开了，我们几个娃们就拿根长棍打槐花吃。一次三爸还站在高凳子上摘了些槐花，三娘用槐花做了囷囷，还送给我们家一碗。

即使到了星期天，三爸也不闲着，他用专门剪树的剪子和锯，修剪院里的果树，为了防虫，还用喷雾器给果树喷药。大门前的渠沟有时会在夏天的下午或傍晚放水，左邻右舍互相奔走相告。晚饭后，三爸让我们几个用瓦罐提水，用脸盆端水浇树浇花。有时他也拿一把铁锨，把水引进后院浇树和菜。遇到天旱沟里没水时，三爸他就让我们几个去拉井水，大的拉，小的提。先浇大门外和门道里的树和花，再浇院子里的果子和李子树，最后才浇花园里种的花。

大门外榆树上的梢子长高了，三爸腰里别把斧头，把木梯子搭在榆树上，顺着梯子趴到树上去修剪。他把剁下来粗一些的树枝剁成一样长，锯齐两头，削去皮子，用榆树皮捆成一个个捆子，放到杂物房里，以备他用。细一些的树枝，也扎成小捆子，抱到房上晒干，用于做饭时烧火。

盼望着，盼望着，秋天终于来了，树上的果子和李子一天天开始转色，沙果一边红一边黄，红黄相映。李子红里透紫，上面像落了一层青霜，清风吹过，一缕缕清香钻到人的鼻子，沁人心脾格外诱人。

李子渐渐长大和成熟，树枝却被这累累的硕果压弯了腰，见到这，三爸就从后道道里拿出两根上面有三叉的长棍支住树枝。虽然这些李子和果子清香四溢十分诱人，可未经大人允许，娃们是不能随便摘着吃的。

每逢刮风的日子，我们几个就在北房廊檐下的台子上站成一排，嘴里一直喊着：“风，风，你大大的刮！风，风，你大大的刮！”喊完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果树，一旦刮下来几颗，我们就一阵风似地跑过去，抢拾着吃。特别是北房前的紫红李子，是离核的，一掰两瓣，一嘴半个，脆里带着香甜，吃了一个还想吃两个，让人越吃越想吃，越吃嘴越馋，就是在半夜里上茅房，也要先去树底下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掉下来的。如果有，我们就捡起来直接吃了。如果是大人们捡到了，自己却舍不得吃，而是一个个放到窗台上，等娃们早上起来了吃。

在热切的盼望中，终于等来了采摘的那一天，我们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为了防李子捣下来摔破绊烂，母亲取下套房门上的花门帘，让我们几个把四周扯紧拉起，大人们拿着长棍，轻轻敲打，我们在树下接，收摘完毕后就把门帘抱到北房炕上。母亲和三爸把李子分成好几堆，让我们跑腿去送，先送亲戚，再送邻居，然后给家里留下一些，最后才把剩下的数着分给我们几个。

三爸有时带着振农到学校去玩，学校里的果子摘下后，筐子搬到他的办公室，他指着筐子里的果子对尕儿子说：“这些果子都是我数过了的，你可不准偷吃哦！”然后走出房门，把老师们一个个叫来，将果子均匀公平地分给大家。最后剩下自己的那一份，才拿回家来让我们吃。

那时的娃们老实，从没想过几个筐里的果子，三爸一人怎么能数得过来呢，原来，他这是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公私分明，不属于自己的，一点便宜也不能沾。

暑假

暑假里，我们早上在家写作业，下午就和巷道里的娃们一起到红园去玩。

那时候进红园每个人要花五分钱买门票，因为没钱，所以我们进不了红园。但前面的牌坊门、朝晖轩、红园桥都在红园外面的街道边，不要门票，我们就在这些地方玩。

以前州政府门前的那对石狮子，被搬到了朝辉轩前，安放在洋灰座子上了。我们就爬上座子，尽力去摸狮子嘴里的石蛋蛋，胆大的就干脆趴到狮子身上骑着玩。

有时我们抓住红园桥两边的水泥护栏，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来回走，看着脚下桥洞中流出的河水，我们觉得即害怕又好玩。

有时太阳晒得受不了，我们几个便来到河边，三两下脱了衣裤就跳进红水河里，相互打水仗闹着玩，当然下河这件事是不能让家里大人们知道的。

有一次，我们刚进家门，坐在堂屋门前做针线活的母亲就叫住了我们：“你们几个是不是又到红园河里去玩了？”我们害怕大人的埋怨，就异口同声说没去，只是在牌坊门前玩了一会儿。当时三爸在擦自行车，他把我们几个叫过去，让我们挽起裤腿，用小拇指甲依次在我们的小腿肚上轻划了一下，之后他对母亲说：“几个人明明下河了，还编谎说没下河。”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大人不让你们下河是为了安全，随便下河是不对，但撒谎更是错，你们几个先别动，站着给我好好想清楚了再说。”

事后我觉得很纳闷。就跑去悄悄问振平哥：“三爸怎么知道我们下河了？”振平哥告诉我说：“下过河和没下河的皮肤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才明白，怪不得三爸在我们腿上轻轻一划，就能断定我们下过河了。

暑假里，为了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三爸就叫我们早早起来，除了打扫大门和后院，就连茅房也要扫净后洒上水。搞完卫生洗过脸，我们几个就分开做暑假作业。有时他还要抽空检查。

开学时，他说我们在假期里表现好。就买来铅笔和本子作为奖品奖励给我们。

一个镢头把

三爸过日子很节俭。他从大门外砍的榆树短棒里选了四长四短，锯齐后用斧子劈成四方体，再把它用推刨推平，画好四个点，再用火柱烫上眼，穿上粗铁丝铆好，做成两个方框套在一起，上面缝块帆布做成凳子，可以自由折叠收拢，重量轻，也便于携带，在过去，这种可以随意折叠的凳子，可是很少有的。

那时拖鞋也不如现在这么普及，他就在木板上照鞋样画，锯下后打磨平整，上面钉两条布带子，下面钉两根木条洗脚后当木屐穿。

家里的一把镢头因长年使用，木把子上有了裂缝，用起来扎手，他就用钉子把它钉上。我问他家里有那么多材料，为啥不换一个？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一来这是一根青杠木，是根好木头，二来这镢头把子是一个农村的学生送给我的，可不幸的是他早逝了，留着它也是给自己一个念想。”

交情

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有个人问我：“你三爸在兰州念书时，有一块怀表，你见过吗？”我说：“这表我小的时候见过，表盒子是豆绿中带黑色花纹的，有印象。”他告诉我说：“你三爸和我是同学，在兰州上大学时他存钱买下这块怀表，是打上下课的铃子看时间用的。为了勤工俭学，学校里照顾他打铃子，为了方便，老师就特意把他的位桌安排在教室的后门边，就这样挣几个钱来贴补他的生活。虽然你三爸在学校里念书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

孔德良先生以前在临夏师范当美术老师，他和我三爸的交情很深。多年后我听说孔老师病了，就去他家里看望。

孔老师住在城东面的一条小巷里，进门后我看到院子打扫得很干净。孔老师躺在葡萄架下的一把躺椅上，问话后我坐在他身旁的一把尕板凳上，询问了病情，我们就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孔老师还说起了他和我三爸的过去：“那时候，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和你三爸就会买上两毛钱的熟肉，倒上二两酒，碰着杯喝。两毛钱的肉还互相让着吃，一边吃肉喝酒，一边说着各自的心里话，喝完算完。这个月他请我，下个月我请他。冬天早上他出去在校院里锻炼，回来时路过我宿舍，进来时嘴里说着之乎者也，手里总捧一把路上拾的干树枝，让我生火时用。”

那时三爸早已去世，孔老师说起他和我三爸那些零零碎碎的往事时，脸上流露着对以往老朋友的怀念。那一天，他对我说了很多。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他是一个好人呐！”

温暖的阳光透过葡萄树叶子，斑斑驳驳地洒落在我们身上，给人一种温暖又惬意的感觉。孔老师说完后便向远处望去。从眼神里，我感觉他似乎又看见了三爸。

（作者祁振辉———1953年出生，临夏州农业系统退休干部，临夏民间手绣艺术家，兼任临夏市社区文体联谊会秘书长，是临夏州首位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