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视角。它讲述了人类竞逐自然的过程，并将动物与植物视为区别于人的他者存在。

只是，这并非历史的全部。在地球这个古老的星球上，自然生灵远早于人的存在。人生于万物之中，与万物共同进化，某种意义上，是无数非人物种构筑了人类的存在与延续。

近年来，伴随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跨物种的病毒流动，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主流趋向。在人类学界，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主张将人类视为众多物种的其中一种，关注人类与非人物种的共生状况。去年出版的《末日松茸》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代表之作。

如果《末日松茸》借助松茸的全球资本之旅，揭示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交汇过程，新近出版的《成为三文鱼》则以三文鱼为主角，重新检视了三文鱼养殖如何成为全球化的海洋资本产业。

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挪威人类学家玛丽安娜·利恩发现，养殖三文鱼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性实践，人与自然、三文鱼与其他物种、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牵涉其中，共同构筑了“成为三文鱼”的开放网络。

养殖三文鱼产业的迅猛发展也意味着人类驯化动物历史的最新拐点。鱼类第一次卷入密集化的工业生产体系，进一步形塑了世界海洋资源的新型格局：海洋不再只是捕捞之地，也是饲养基地。农业的原则被延伸到海洋领域，水产养殖扩大到河口和海洋，并逐步扩展到地球各端。

在这一新型动物饲养系统中，人类与三文鱼的关系相互交缠，而其中照料与被照料的情感性实践更是让三文鱼不再只是海洋深处的冷血动物，而是成为一种情感性的存在物。在欧洲，养殖三文鱼摇身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动物，进入动物福利立法的范畴。

在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下，利恩所揭示的不仅是三文鱼的全球化之旅，更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同编织的生命样态。我们如何理解其他物种，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身。这或许是三文鱼带给我们的启示。

《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挪威]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著，张雯译，薄荷实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原文作者 | [挪威]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

摘编 | 青青子

面对死亡：

鱼类能感受痛苦吗？

我们怎样来对待将死亡施加给动物这件事？我们怎样来处理它们的痛苦？这个问题可能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近来，从动物权利保护者到动物福利立法，这个问题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再次阐述。大多数争论都是关注能够走到我们面前、注视我们眼睛的陆地动物的，但是随着水产养殖业的扩展，上述这些问题也开始被引申到鱼类上来（Huntingford et al.，2006；Damsgaard，2005；Lund et al.，2007）。

随着三文鱼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张，欧洲动物福利立法不再局限在四条或者两条腿、有毛皮的和带羽毛的动物。养殖鱼类也作为有感觉的动物出现。基于像三文鱼这样的鱼类也可能有能力感觉到痛苦的假设，它们因此也属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范围。虽然是否鱼类能够感觉到痛苦仍在生物学家们的争论当中，但是在苏格兰和挪威，给予养殖三文鱼这种“无罪推定”（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已经基本上成了定论。

但是动物的感觉关联到的不仅仅是福利立法和动物的神经病学。它也与三文鱼和它们的人类伙伴日常互动中的照料、同情和忽略有关。它依赖于与精密的监控科技和受训的眼睛有关的实践。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注意到我在这里称为三文鱼场所的所有组合，人类和非人类的实体在这里异质化地聚集，定义或者确立了养殖三文鱼是什么以及可以是什么。因此，如果照料被确立起来，这种确立通常已经是三文鱼场所组合中的一种本质要素。探索感觉能力需要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能动性结构的三文鱼组合，并且思考它允许三文鱼的福利达到怎样的范围以及人类的照料达到怎样的程度（Mol，Moser，and Pols，2010），或者去利用同情的情感语域，使人类能够负责和回应（Haraway，2008）。换句话说，在三文鱼场所的实践中，“照料”是什么？三文鱼场所能够允许三文鱼的感觉重要到什么程度以及人类的照料发展到什么程度？

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在本章中，我主张欧洲的养殖三文鱼将会成为感觉的主体。对于与福利有关的大部分实际的、伦理的和立法的目的而言，养殖鱼类不再“仅仅是鱼”： 它们也成为“动物”，属于动物福利立法的范围。近来的法律动向已经将三文鱼的感觉提到了工业化养殖者的议程上。在挪威，它们导致了鱼类屠宰场的重建以及关于鱼类福利必修课程的开设。它们也引发了同时依赖于关于鱼类行为和认知的生物学的新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以下的问题： 鱼类认识彼此吗？它们会进行社会学习吗？它们有策略吗？它们会合作吗？对于上述问题的任何一个肯定的回答都表明了某种认知能力，并将鱼进一步囊括进彼得·辛格（Singer，1981）以及之后的兽医和动物权利保护者称之为“道德圈”（moral circle）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存在物的集合，它们的利益本身被给予严肃的道德考量”（Lund et al.，2007，引自Singer，1981）。

然而，将感觉看作如三文鱼这样的非人类存在物所拥有或没有的特质的视角，是赋予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在这之前感觉被理解或塑造的不同方式是被忽略的。尽管支持三文鱼感觉的哲学和生物学论据无疑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也常常没有很好地思考促使养殖三文鱼形成的异质化的关系。我在这里专门思考的是在贮水池和围塘里成长的三文鱼的生动实践。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这些关系通常不仅仅关乎人类也不仅仅关乎动物。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围绕着一些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感觉得以形成，人类的情感（以及哲学文本和法律文件）得以作为一种或多或少可以被唤起的潜在文本或者框架存在。因此，我不仅仅将感觉视为三文鱼本身的一种特征，而且将其看作一种关系性特征，是上述异质化的关系实践的潜在部分。我认为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空间中存在着改善和提高的机会。

关于动物感觉的学术文献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一直延伸至生物学和兽医学。那么根据文献，动物的感觉是什么呢？它位于哪里？为了给我后面对于欧洲动物福利立法转变的描述提供一些背景，我将简单地论及这个争论中的一些关键主题。我们很快会清楚，学科背景广泛多样的文献都建立或讨论了“动物感觉”这一概念，而每一种学科都有它自己的议程。因此，感觉可以是很多事情，在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让我们先从哲学领域开始吧。

从哲学到生物学：

何为“感觉”？

受苦、感觉和动物权利自从杰里米·边沁将承受苦难的能力作为给予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权利的重要标准，哲学就成为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重要灵感和合法性来源。边沁在他1789年的论文中发表了著名论述：“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推理，或者，它们是否能交谈。而是，它们能受苦吗？”这个论述对关于动物权利的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功利主义哲学家彼得·辛格也采取了相似的视角（Singer，1981）。他主张对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探求应该将非人类的动物包括进来，这个主张为动物权利保护主义以及最近的动物福利立法奠定了基础。哲学家汤姆·里根（Tom Regan）同意一些非人类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但他是通过康德的人类内在价值或者尊严的概念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个概念意味着人类应该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被对待（引自Huntingford et al.，2006）。里根（1983）将尊严的概念延伸至动物，主张既然我们都是“生命的主体”，就不能认为对其他主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无礼是正当的。因此也很难为比如说获取食品的工业化养殖进行辩护。其他的哲学家，比如玛丽·米奇利（Midgley，1983）倡导“照料的伦理学”，而巴纳德·罗林（Rollin，1995）指出非人类动物迥然不同的种特异性（species specific）是道德尊重的基础。

所有这些视角都可以被看成哲学和文化方向上的一些努力，用来处理当前食品生产实践（比如工业化养殖）为欧美的社会与自然，人类和动物的秩序化所带来的一些困境。这些实践是动态的，而且与过去相比更少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但是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布勒和莫里斯（Buller and Morris，2003）所说的：“当后现代性鼓励我们看到非人类作为存在物的独特性和主体性时，现代性继续将它们看作我们盘中的肉。”我们将动物囊括进“道德圈”的同时又食用它们，这成为一种难题。它位于对动物福利的主流诉求和对动物权利更为激进的诉求两种分歧的核心，后者导致了很多人将素食主义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虽然没有一个哲学家在谈论动物的时候明确地考虑了鱼类的状态（因此这些动物的概念是否包括了鱼类也并不很清楚），但是他们的论点都被用在了主张将鱼类囊括进动物福利范围的最近的倡议之中（Lund et al.，2007；Turner，2006）。通过将鱼类与其他动物作比较，甚至是将鱼类作为一类动物，一套关于动物权利的完整文献作为一种话语背景被建立了起来。在这个背景中，鱼类福利的诉求变得充满了意义。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动物福利立法领域将三文鱼建立为有感觉的存在物的过程中，这种“建立世界的运动”（“worlding exercise”，Tsing，2010）是尤其重要的。

在哲学领域中塑造“感觉”还牵涉到对文本推理形式的依赖，在这里通过对文本和论点的并置，困境被发现和解决。关于推理，哈拉维提供了更具“身体化”的版本，她主张责任感和照料并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道德抽象，而是她称为“彼此交往”的结果。这牵涉到触摸、凝视、回顾和作为认识关键模式的“成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要对“世界形成的不可预料的方式”负责任（Haraway，2008）。哈拉维没有将道德和本体论困境置于一边，去支持一些理想的规范原则，而是提出了将“与麻烦共处”作为一种方式，来对人类动物的纠缠关系的复杂现实给予适当的关注。与她取向类似的是安娜·莫尔，她主张在照料的伦理学中，“原则是很少具有生产力的”（Mol，Moser，and Pols，2010），并且提出作为身体化实践的照料概念其实是“需求与注意力和适应性试探之间的协调”。提姆·英戈尔德（Ingold， 2011）提供了“徒步旅行”作为生活在世界上和了解世界的模板，并且提出我们“跟随发生的事，追踪成为的多种轨迹，无论它们导向何方”。我将在稍后回到这些思想，让它们指导我分析民族志邂逅中所展现的照料和宰*的编排。但是首先，让我们转向“感觉”被塑造的另一处地点，那就是期刊、生物学实验室以及兽医学。

三文鱼和新大脑皮层的缺失哲学争论所处理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动物”，生物学和兽医学所研究的则是专门的动物。这种专门性通常也是种特异性，高度注意不同动物的身体中可能具有的能力，特别是当它们在科学实验中被观察时。这些身体有时用来代表某个特定的鱼类种群，比如虹鳟或者大西洋三文鱼，有时它们代表一般意义上的鱼类，可以支持三文鱼感觉的案例。因此，相关的争论就不是关于通常意义上的动物感觉而是关于鱼类——或者三文鱼——特殊的感觉。边沁的问题“它们能受苦吗？”变成了研究特定种类的鱼比如三文鱼，是否能够确实感觉到疼痛的问题。三文鱼的感觉（或者没有感觉）因此是位于鱼体之中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在它的生理和神经解剖学中的。

纪录片《渔业阴谋》（2021）剧照。

有关这个主题被最为广泛引用的一篇文章是生物学家詹姆斯·罗斯（Rose，2002）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著名推论是鱼类感觉不到疼痛。它基于以下的论据：（1）对于“有害刺激物”的反应与对于疼痛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2）对于疼痛的意识和恐惧依赖于大脑皮层的特定功能；（3）鱼类缺少这些关键的大脑区域。这篇文章结论认为对疼痛的感受和恐惧对于鱼类而言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些论据，感觉位于鱼类所并不具有的新大脑皮质上。这个结论已经被众多研究神经生化受体和鱼类行为学的学者所挑战。相反的论述是这样的： 即使鱼类不具有对于人类疼痛主观感受非常关键的新大脑皮质，“但是在不同种类的动物身上，同样的工作也可以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完成”（Huntingford et al.，2006）。对于这些动物而言（鱼类也包含其中），与人类新大脑皮质进化相联系的“更高的意识”对于体验与疼痛相关的不利状态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亨廷福特等人推论道，“综合而言，这些文献表明鱼类具有用来感知有害刺激物的感觉器官和感觉处理系统，而且很有可能，它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可以至少感受到一些我们将其与哺乳动物的疼痛相联系的不利状态”（也见Chandroo，Duncan，and Moccia，2004；and Lund et al.，2007）。

伴随着这场争论的还有鱼类认知的研究，它所探求的是鱼类认知和行为过程的复杂性，这方面的证据能够支持鱼类能承受痛苦的观点可能是真实的。研究关注诸如鱼类是否能够认出彼此，它们是否可以合作，它们怎么学习，它们是否能够通过观察彼此进行学习以及是否具有空间记忆的问题。上述实验包含了许多种类的鱼，因为对于上面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回答经常是“是的”，所以这被用来证明鱼类比以前所认为的具有更加复杂的一套认知技巧，因此也支持了即使没有新大脑皮层鱼类也可能会感受到疼痛或者恐惧的观点（Bshary， Wickler，and Fricke，2002；and Huntingford et al.，2006）。根据上述观点，感觉并不是位于大脑的某个特定部分，而是能够从种内互动研究中推理出来的。因此，他们扩展了感觉的概念以及感觉能够被发现的地方。然而受自然科学传统的影响，他们倾向于忽略人类动物关系。

当生物学家探求特定的鱼类种群比如三文鱼的感觉的时候，他们通过采样在实验室的鱼类与一般意义上的鱼类身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定的联系，并且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实验室鱼类个体的身体只在这个意义上是“重要的”，即它们可以用来有效地代表三文鱼世界。但是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主张动物都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承受痛苦的。任何的痛苦都必然是特定的，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动物成长的特定时刻，在一个特定的身体上发生的。这样的话它就处于一定的关系实践之中，包括在实验室的关系实践。从这种视角来看，真正地“重视”痛苦不仅仅需要人类将其抽象地概括为某种物种潜在的、一般的能力，而且需要在共同存在的复杂现实中（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承认和处理它。痛苦于是与回应的能力相关，需要的不仅仅是情感，而且是设备、材料和使回应变为可能的其他方式。就像哈拉维所说的（Haraway，2008），“重要性常常处在需求和能动性回应的关系中，而不仅仅是计算和排名。回应，当然是伴随着回应能力——也就是责任感——的增长而出现的。这种能力只能在多方位的关系中被塑造出来，同时也只为了多方位关系的形成。在其中通常不止一种回应性的实体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法律框架和它们的科学与哲学基础仅仅构成了养殖三文鱼生死历程中的一套要素。其他的要素还包括特定的科技、钢铁、塑料、小刀、手套、人类双手、冰、水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