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廉德

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勤劳吃苦却很穷，早午吃地瓜丝饭，晚饭米汤配地瓜、薯；冬天全家盖一条棉被，火笼取暖，没有穿过袜子、棉衣、毛衣，盖过棕衣，睡过稻草。童年放牛、割草、挑煤，曾读过私塾。

清流解放后的一天，我在后山放牛，看见解放军来到家乡。乡亲们说：“天亮了。”

1950年春一个雨天，父亲上山割草，下山不幸滑倒，右脚小腿被柴头刺破，从此一病不起。由于没钱看医生，10月就病故了。父亲是累死的，旧社会夺走他年仅55岁的生命。母亲搂着我和幼小的妹妹，痛不欲生。

自父亲病倒后，我就辍学了。天天跟母亲上山下田，披星戴月，日晒雨淋。很想读书，但不敢对母亲说。正在绝望时，土改工作组的林组长来到我家。他对母亲说：“你的孩子要让他去上学。明年就分田了，以后生活会好起来的。”1951年9月，我到李家小学复学，插班六年级，全班只13人。加入少先队，参加腰鼓队，墟天去宣传土改、镇反、扫盲、抗美援朝。早上、傍晚和星期天劳动，但不影响学习，每次考试都是90多分或100分。

1952年7月小学毕业，有10人去灵地区参加初考，第一名的李师鸿因生病没有去考，我和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困难也没有去考。一天中午，师鸿突然来找我说，他在沙芜当老师的叔叔写信告诉他，清流中学招100名新生，只招到96名，可去学校补考入学，已联系好，要他赶快去。李家去清流120多里，全是山路，他一人不敢走，邀我陪他一起去。经他软磨硬拖，母亲居然同意。

9月29日，我和师鸿天刚蒙蒙亮就出发，走80多里到沙芜找他叔叔写介绍信；第二天再从沙芜塘走80多里，傍晚顺利抵校。经过补考，我们均被录取。学校没有宿舍和食堂，在校外租房吃住。我没有棉被，冬天跟同学一起睡。由于迟入学一个月，第一学期期考英语只考58分。我发誓下学期一定要考70分以上，如果还不及格就回家种田，一辈子再不读书。经过努力，第二学期期考英语78分，其余各科都80分以上。二年级成绩进入全班前10名，被选为少先队中队委；三年级跃居前5名，加入团组织。我没有参加中考，准备回家乡边教书边种田。离校前一天，班主任甘怀玉老师找我谈话。她说：“经学校研究，你保送永安师范。学校知道，你没有父亲，家庭困难。没关系，师范吃饭不要钱，还有助学金……毕业出来当老师，你喜欢当老师吗？”我点点头，难为情地说：“我要回去问母亲。”第二天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保送永安师范的事给母亲讲。二叔正好在场，他说：“读书吃饭不要钱，哪个朝代有这样的好事？这书一定要去读。”听了二叔的话，母亲高兴地说：“那就去读吧。”

1955年8月31日，我提着布包（里面只几件衣服），从连城乘加班车（货车）到永安。第一次坐汽车，一路呕吐，到车站迎接的同学搀扶着我到学校。开学后，在总务处领到补助的草席、棉被和短棉衣，还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3元）。为了省钱，3年6个寒暑假，共往返10趟（最后一学期没有回家）都坚持步行，无论从姑田还是安砂方向走，都200多里，走两天半，路上过两夜。毕业了，我想回家乡，但在分配志愿表上填“服从分配”。学校公布分配名单时，有两人留校，我竟是其中一人。仿佛做梦，放牛郎当师范的老师，即老师的老师。

这不是凭我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遇到许多好心人，如林组长、李师鸿、甘老师以及清流中学、永安师范的校长和老师们，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党、祖国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没有辜负校长、老师和好心人的帮助和希望，闯过一关又一关，顺利走上教师岗位。

我跟祖国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亲身经历祖国和永安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回顾昨天，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