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学家柏杨曾经提出瓶颈时期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时都会进入瓶颈期，如果渡过瓶颈期就能够长久治安，相反就成为短命王朝。清朝入关后的瓶颈期就在四辅臣掌权的七年时间里。四辅政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的功绩，但是他们在大政上出现重大失误，差点让清朝未能和平过渡，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突然病重，他才亲政10年呀，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他是一位“立志高远、孜孜求治、以明君圣王自期的有为皇帝，负有‘一夫不获，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感。顺治帝是汉化的积极推动者，其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特殊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天时不利，正值英年的顺治感染的天花，病情迅速恶化，他这才开始考虑立嗣的事情。

一生苦读的顺治帝

顺治帝一共有八子，他提议让次子福全继承皇位，但是孝庄太后却主张让三子玄烨继位。顺治帝犹豫不决，征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身体已有免疫力，可以避免顺治的前车之鉴。于是，顺治帝当机立断，立玄烨为皇太子，并留下遗嘱，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个异姓重臣辅政。

同一年，顺治去世，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当时玄烨只有8岁，一切政务都由四辅臣处理。从1661年到1667年，四辅臣掌权7年，是清朝发展的关键时期。

四大辅臣

顺治之所以让异姓重臣辅政，就是考虑到异姓地位较低，可会觊觎皇位，这也是吸取了多尔衮摄政的教训。四位大臣中只有苏克萨哈是多尔衮的部下，其他三位都是反对多尔衮的人物。在1643年，皇太极去世，正黄旗和镶黄旗拥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而索尼、遏必隆、鳌拜等甚至在会议上用武力威胁多尔衮，逼迫多尔衮做出让步，拥立顺治为帝。

顺治即位后，索尼、遏必隆、鳌拜尽心辅助顺治，不依附于多尔衮，使得多尔衮始终不敢称帝，三人也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索尼被革除职位，籍没财产，废为平民；鳌拜曾两次被定为死罪，被迫以罚银赎身；遏必隆也被革去职务，财产没收一半。多尔衮去世后，顺治才恢复三人的名誉，委以重任。

而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部下，但是他首先告发多尔衮“逆谋”，因此也得到了重用。

因此，顺治任命四臣辅政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1661年，南明政权基本被消灭，内地基本统一，只有一些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但是总体上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四辅臣执政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朝廷内外的矛盾，恢复经济，让权利能够平稳过渡。

四辅臣执政后，开始对顺治帝一些过渡汉化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指导方针。顺治时设置了十三衙门，宦官有抬头的隐患。四辅臣将十三衙门改为内务府，严格限制宦官权利，避免了历史的重蹈覆辙。

理藩院原本是管理蒙古地区和西北、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政务的机构，其地位和六部平行。入关后，顺治将其地位降低，使其成为了礼部的下属机构。四辅臣重新恢复了理藩院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蒙古等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在入关之前，清朝设置有内三院，类似于明朝的秘书机构——内阁。1658年，顺治将内三院改组为内阁，另外又设翰林院作为咨询机构。四辅臣执政后就废除了内阁和翰林院，恢复了内三院的设置。

可见，四辅臣的行政方面是偏于保守的，毕竟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总体上偏袒于满洲制度和文化。不过在经济和吏治问题上，四辅臣还是坚持顺治时期的政策。他们依然对贪污腐败严加处理，以缓解社会矛盾，保障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在经济上，四辅臣鼓励垦荒，继续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并且废除了“圈地”这一弊政。四辅臣规定，在战争刚结束的地区，三年内不征收赋税，而个别地区放宽到五年。经过七年的垦荒，大片的荒地被开发，人民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经济开始恢复，这给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