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SME科技故事（ID：SMELab）
2020年伊始，国人对传染病的认识又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算上这一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们的印象里，近几十年来世界经历了太多凶险的传染病爆发事件。
其实远不止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非典”，在1994年澳大利亚爆发过亨德拉病毒，3年后又爆发了梅南高病毒，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了尼帕病毒以及Tioman（马来西亚岛屿）病毒。
再到后来我们比较熟悉的SARS、MERS，以及卷土重来的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病毒，还有汉坦病毒，拉沙病毒，狂犬病毒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病毒都是由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一般医学上称它们为新兴病毒或新发病毒。最奇怪的是以上提到的所有（注意是所有）病毒的与蝙蝠有关。蝙蝠究竟有什么特殊能力引来如此多可怕病毒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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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国人最熟悉的“非典”事件说起，也算是当下最应景的回忆。
关于SARS病毒源头的追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病毒来源是“野味市场”上的果子狸。情况危急，在仅得出初步猜测且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就对市场上贩卖的果子狸进行了大规模的扑*。
然而，果子狸“真凶”的身份却一直无法坐实，虽然从它们的体内分离出类似SARS病毒的相似病毒，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在果子狸身上不发病，甚至连人工感染都无法成功，更找不到果子狸传染人的证据。
曾替蝙蝠背锅的果子狸
种种迹象表明，果子狸可能并非是病毒的真正源头。因此在“非典”事件平息多年以后，传染病学家们也一直没有放下这个悬而未决的案子。
2013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指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并非果子狸，更可能是一种名为“中华菊头蝠”的蝙蝠。然而，作为新晋的“嫌疑犯”，蝙蝠来源说也面临当年果子狸证据不足的困境，研究发现从中华菊头蝠体内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感染人类的SARS病毒存在关键性差异，不能利用人与果子狸的受体，也就意味着这种病毒仅限于蝙蝠的内部交流。
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
尽管没有找到能够“定罪”的证据，但是这个假说给科学家们提供了正确的侦破方向。为了解决这桩“悬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和崔杰对全国各地的大量菊头蝠进行取样。他们对生活在洞中的蝙蝠进行了长达5年的监测，收集新鲜的蝙蝠粪便和肛拭子样本。终于在云南省的一处洞穴内找到类似于人类版的冠状病毒毒株。
他们对来自这些蝙蝠的15株毒株进行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它们共同包含构成人类版病毒的所有基因组组分。尽管无单个蝙蝠包含与人类SARS冠状病毒一模一样的毒株，但是分析表明这些毒株频繁*。这一发现基本证实了袁国勇教授的蝙蝠起源猜想。
中华菊头蝠
最近爆发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因为与SARS病毒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目前科学界也怀疑蝙蝠是武汉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不过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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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蝙蝠在病毒的生物链里地位非凡，被尊称为“大自然的活体病毒库”，SARS仅仅是众多居住在蝙蝠体内的一种而已。
1994 年，澳大利亚亨德拉镇的一个赛马场暴发了一场疫情，*死了14匹赛马和1个人。导致此次疫情的病毒被称为亨德拉病毒，被怀疑来自蝙蝠。在调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中央狐蝠、灰头狐蝠、小红狐蝠、眼镜狐蝠等4种狐蝠体内存在亨德拉病毒的抗体。此后，又在一只*的灰头狐蝠生殖道内分离到亨德拉病毒。
虽然没有发现这种病毒从狐蝠直接传播给马，但在实验室的感染研究表明，可能是马取食的牧草被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导致病毒传播。另一种可能的途径是马采食狐蝠吃剩的果实而被感染，病毒在马群中通过尿液和鼻腔分泌物传播，人则是通过接触病马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