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农历五月初八阳历是几号（1993年五月初八是阳历几月几号）

父亲的突然离世，事先毫无征兆，我姊们三个没有一丁点的思想准备。

父亲一天两顿老酒、一包烟，是他退休之后保持了多年的生活习惯，从未改变。2013年的四月中旬，父亲的胃口差了许多，也不想抽烟、喝酒了，问他究竟是怎么了，他只说想戒了。抽烟、喝酒几十年了，怎么可能想到要戒了？这不可能，也不是父亲一向的行事风格。父亲曾经戏言：想要成为男子汉、大丈夫，学会“水火夹攻”是前提条件，不然跑出去也勿开相。想想不对头，一再追问之下，父亲才吞吞吐吐地说这些天肚子有点隐隐作痛。赶紧把父亲送进了中心医院住下来，最初医生也只当是父亲多年的心脏病犯了，检查下来确实需要转往新华医院做安装心脏支架的手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是就在转院的当天，准确地说，就是在离预定的出发时间半小时前，为父亲做的肠系膜MRI检查报告终于出来了。晴天霹雳！父亲竟然是胰腺癌晚期，并且已经广泛性转移。医生告知，以现有的医疗水平是无能为力了，要做最坏的打算，尽量满足病人生活上的要求，没必要再转院了。无疑，这是下的最后通牒。

为了能够瞒住父亲，决定还是按原计划转院。到了新华医院之后，向医生说明了情况，让医生编造了合适的理由，第二天的下午就把父亲接回家里。在家里仅住了两宿，又让父亲住进了医院。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不能侍奉父亲左右，只好在每个双休日回崇明看望父亲，照顾父亲的一切事务均由阿姐包揽了。正值我女儿高考，“五一”节，我一家三口从上海直接到医院，父亲一个劲地责怪着，怕为此会影响到我女儿的前程。父亲总是时时、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却唯独没有为自己考虑过，虽在病中仍然如此。

父亲的病情发展得很快，最初还能够自己坐起来，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剧烈的疼痛把父亲折磨得吃不进一口饭，只能勉强喝一点流质，没几天就形销骨立，瘦成了皮包骨。即使疼痛难忍，父亲也始终不吭一声，咬牙切齿地忍受着。父亲从事医生的职业，说麻醉剂用多了要伤脑子的，到这时候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父亲紧握住病床扶手青筋暴涨的双手、紧锁着的眉头和那淋漓的满身大汗，却说明了一切，父亲正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病痛。可惜，我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为父亲分担哪怕是一丁点的痛苦！也唯有见到父亲处于如此的状态下，才敢轻声细语地征询一声，是否需要打一针镇痛剂。父亲一生好强，实在是迫不得已了，才会点头同意。父亲从最先的靠服用口服药镇痛，迅速升格为打吗啡，最后只能用贴的镇痛剂。尽管父亲从没有向家人问起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其实心里应该是早就完全明白的，我们怎能瞒得住？可父亲自始至终从未曾开口谈及，一直默默地承受着。

从4月25日确诊到7月8日早上父亲离世，只有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7月7日上午，父亲还是好好的，向我阿姐问起我弟兄俩去哪了。可到了晚上我就接到了阿姐的电话，说是父亲快不行了，让我火速赶回崇明。当我心急火燎、紧赶慢赶、匆匆忙忙跨入病房的那一刻，我发现父亲已经是神志不清，进入弥留之际了。我怎么喊、怎么叫，父亲始终没有回应。7月8日六点四十五分，父亲无声无息地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尘世，去了遥远的天国。

父亲离世已将近十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却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以忘怀。

父亲是一位非常慈祥的、总把爱心倾注于人的仁爱之人。想人所想、急人所急、助人所难，从不要求回报。他允诺别人的事情，从来不打折扣，有时甚至还要不惜倒贴钱物。

父亲生活极其简朴，对于着装不怎么讲究，出门总是一身穿了多年的旧衣服。他说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可以了，衣服旧一点，也不丢人。对儿女买的新衣服，总舍不得穿，一直压在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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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事认真，说一不二。比较讲究方式、方法，办事效率极高。

父亲的手很巧，动手能力极强。不但能够烧得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好菜，蒸糕、做圆子也很在行。他会劈篾、推笆、㔶屋，做各种细巧生活。我女儿小时候正月半玩的灯笼，也是父亲亲手做的，什么六角灯、八角灯、兔子灯啦，一点不比从商场里买的差。崇明风俗中女儿出嫁要裹长脚粽子当作伴手，一般三角粽、枕头粽等粽子，家庭妇女都会裹，但会裹长脚粽的却是少之又少。而裹长脚粽，却是我父亲的拿手好戏，隔壁人家出嫁女儿时总是预先约定叫我父亲过去帮忙，专门裹长脚粽。

父亲少言寡语，从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深思熟虑、掷地有声、毋容置疑，难于反驳的。

……

父亲为人耿直、善良、清正廉明、乐于助人，在亲友、同事和邻里间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春节前，我在母亲房间的五斗橱里翻出了一大摞父亲立功受奖的证书。那一本本鲜红艳丽的证书，浸透着父亲的心血和汗水，是父亲对国家和人民甘于奉献的见证，也是父亲一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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