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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北大国关的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来源：唐晶Talk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编者按：2019年4月12-13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唐士其教授围绕“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学科建设历史、学科布局和学科基础以及方法论等问题”做主题分享。以下全文为“文晶Talk”根据唐士其教授发言录音整理，并经本人确认。

唐士其教授的研究领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

各位同仁下午好。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区域和国别研究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今天的其他嘉宾在讲他们在区域研究方面的悠久历史时，我才意识到，区域研究是比现在很多社会科学学科更早建立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们当然是一个研究方面的后来者，因此也没有更多可以传授的经验。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并且取得了一些收获。我主要介绍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学科的历史；第二部分讲一讲我们的学科布局；第三部分，谈一点我们的学科基础以及关于方法论方面的思考。

首先是学科的历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北大国际政治系。这是*总理主导并且向中央政府提出的一个《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以及后来*主席批示的直结结果。实际上，同年北大还成立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室。当时有全国有三个高校成立了国际政治系，分别是人大、复旦和北大，他们之间互有分工：北大国际政治系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亚非拉的民族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

严格来讲，国际政治系建立之初的研究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也非政治学的研究，而是针对某种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都有特定的地域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因为共同地域性而产生的历史、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的共性，所以当时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区域研究的特征。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体现出来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国别性质的研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对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一直到1970年开始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教学科研工作才有所恢复。国际政治系真正得到发展，要到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系的学科布局初具规模，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政治学、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文化传播六个教研室。

在此之后，国际政治系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分合合，比如说1987年政治学专业建立了政治学系，后来又成立了政府管理学院；2001年原来的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系也和校内其他单位一同建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此期间，国际政治系的教学和研究进一步集中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

1996年国际关系学院的建立，对于北大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跨越性的事件。国际关系学院由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亚非研究所合并完成，成立之初是三系三所的基本结构，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在以后的发展中，除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独立建院之外，国际关系学院又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和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硕士专业增加到8个，博士专业也增加到6个，教学研究以及国际化办学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我们简单的历史。

其次，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学科布局。国际关系学院目前的教学和研究大概分为四个板块：第一，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区域和国别政治与外交，以及比较政治学；第二，国际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第三，功能性研究，包括环境政治、非传统安全、民族宗教、移民难民问题等等；第四，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等。

就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情况来看，早在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之前，国际政治系在苏联、东欧、东亚、东南亚、拉美、美国、西欧等方面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日本研究，因为得到日本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助，已经初具规模。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以后，由于亚非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加入，亚非问题以及美国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当然客观说，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对亚非所原来的研究方向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亚非研究所原来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是较为传统的，但是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因为学院的主业偏向政治和国际关系，而且学院是一个教学单位，所以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原来亚非所的老师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研究方向，改变他们的研究方法。加上一些年长的研究者相继退休，所以那些基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国别研究，以及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国别研究就有些趋于衰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目前，国际关系学院教员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涵盖世界各大洲以及主要国家，包括美国研究、日本研究、东亚和东北亚研究、南亚和东南亚研究、欧洲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非洲研究、中东和西亚研究等等。我们现在涉及到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本科课程有18门，包括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欧盟概论，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非洲经济增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东亚政治经济，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等等。大家从这些课程名称当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传统，比如说政治外交研究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加入进来，比如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等等。

第三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关于学科基础和方法的思考和困惑。对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等学科的基础和方法论问题，我们的学术自觉应当说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国际政治系的前身是北大政治学系，其主业是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而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把理解国家行为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这也就意味着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外，由于早期的国际政治系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员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所以历史学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院相关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础，并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经常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基本特色，或者说国际关系学院的长项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我想主要的一部分理由，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况。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能还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它强调经济基础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决定作用；另一个是日本的政治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课程名称，都是某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或政治经济外交，主要强调政治和外交的关系。

2008年，为了呼应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活动，我们原来的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我主持了一项题为“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世界各地区以及各个主要国家，也算是对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与成果展示。该研究的成果已经发表，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这一项研究，我们也发现，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王缉思教授经常讲一个比喻：国际关系是冰山浮出海面的一个角。我们要真正了解国际关系，就要了解冰山在水面下的主体部分。这个主体的部分是什么？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剩下的部分就是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过程等等，因此对一个国家内政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在政治学系独立出去之后，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又建立了一个比较政治学系，目的是能够加强学生们在政治学方面基础知识的训练，同时甚至也加强学院老师政治学的素养。

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冷战结束以后，影响或者主导国家行为和国家关系的相关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国际同行的研究也都有所调整，这些都是国际关系学院在组织教学和研究方面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出于对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高度关注，所以我们在1999年新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我们去年新建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则是为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加的一种学术上的应对。此外，像上面讲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资源以及能源问题，民族宗教问题，难民和移民问题等等也都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别与区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样的发展态势来看，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学基础虽然很重要，但是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因素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到底更多是偏向政治学的专业性的学术研究，还是建立在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基础上综合性研究呢？作为一个教学单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使这个问题更为尖锐的是，从国际关系学院的角度来说，虽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是我们的长项，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研究也还远远谈不上深入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研究又该从何谈起呢？

最后，希望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通过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资源，在提升北大整体的区域国别研究水平的同时，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探索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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