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时期，天命汗努尔哈赤实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计丁授田，此项政策影响深远，是清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沈以后开始实施计丁授田，这和历代王朝招民垦荒、授民以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与明代辽东的军屯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独特之处。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二十七载，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计丁授田”说：

“为分田事，先期传谕各村曰：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共征田三十万日，给与我等驻居该处之人马，至于我等之众百姓之田，仍令在我等之地方耕之。尔等辽东地方诸贝勒、大臣及富人之田，荒芜者甚多矣，将该荒芜之田，入于我等所取之三十万日田内，亦可足亦。设若不敷，可取松山堡以东之铁岭、蒲河、范河、浑托河、沈阳、抚顺、东洲等地之地耕之。如此，若仍不足，则可出境耕地。吾今计算地亩，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垧，植棉之田一垧，均行给与。尔等勿得隐丁，隐丁则不能得田矣。嗣后，原为乞丐者，不得乞食，乞丐、僧人皆与田，敬加耕种。三丁耕官田一垧，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

同年十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又下汗谕：

“降谕汉民曰：明年征收兵士之食粮、饲马之草料及耕种之田地。辽东五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二十万日，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亦同样令种无主之田十万日。”

从两次汗谕，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行“计丁授田”的主要内容：

其一，从法例角度来说，用来分授的田地，不是有主之田，不是将现存辽民耕种、占有的土田没为官地，用来分配。而是明朝诸大臣、富人，即逃亡、死绝的汉族官绅、地主遗弃的田地，是没有业主的田土。

​其二，这些无主之田，既授予满族兵丁，也分与汉民。已经进入辽沈的八旗官兵，计丁承领无主田地，辽东五卫及金州、海州、盖州、复州四卫，亦即辽沈地区的多数汉民，也计丁领地，每丁六垧，五垧种谷，一垧植棉。

其三，辽民皆须首报人丁数目，清点编制，不许隐瞒，不得遗漏，均应固定在土地上，按丁承领无主之田地，开垦耕耘，不准弃地不耕，四处行走。

其四，授予田地，并不是白送，而是为了征收国赋，勒派差役，佥民当兵。

“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满汉各阶层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阶级获利甚多，有的阶级则遭害极大，对于降金或不反后金的汉民地主来说，由于用来授予之田，是“无主之田”，不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因而他们的庄田，照旧归他们所有，祖业并未遭到损害。

而且，地主富家丁多，努尔哈赤自己就说过，辽东贫富之间，认定不一，悬殊很大，有的“一户四、五十丁，或一户有百丁”，而有些户只有一两丁。富人既有自家的老爷、少爷，又有雇佣的工人、家奴和佃农，原有人丁已经不少，开战以来，许多农民、市民颠沛失所，投靠富翁，又增加了很多人丁。

​因此，如果他们的庄田，少于每丁六垧的数目，便可根据计丁领地的规定，分取无主之田，扩大自己的庄园。设若地多人少，则可依照“各守旧业”的政策，保留全部祖产，不拿出多余的田地，让人分走。

至于贫苦农民，并不能从“计丁授田”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所谓“计丁授田”的丁，并不是指一切成年的丁，不是单纯年龄和性别而言，而是包含有阶级属性的，包衣阿哈、雇工和佃农，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丁，都不是“计丁授田”的丁，都必须包含在他们的家主、雇主、田主的户内。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宣布实行“计丁授田”的汗谕中，虽然已说到富家“雇人耕种”，即已经知悉并提到了雇工和佃农，但在叙述授田的具体办法时，除了列举乞丐、僧人领种田地以外，并不明确提出阿哈、佃农、雇工可以分田，原因就在于此。

联系到辽东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的基本现状是“富室多占土地，雇人耕种”，“贫苦之人，无有田谷”，那么原为地主佣耕、佃种的大量贫苦农民，都包括在地主户内，都不能依靠“计丁授田”法按丁领受土地了。

“计丁授田”法，对巩固金国汗、贝勒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