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存在于两汉之间的新朝，其缔造者王莽的相关史料以《汉书》诸篇，特别是《汉书·王莽传》为主，可以说并不丰富。而身处东汉时代的班固，承担着维护官方正统的使命，使得王莽的面目逐渐变得晦暗不清。新锐文史作家张向荣的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对此，张向荣说：“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的状况。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
此外，促使张向荣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比如，张向荣就在书中写道：“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鬼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雉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儒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就张向荣在书中对非虚构背后的历史解析，青年作家刘勃认为，第一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比如，书中对王莽登基的细节描述就颇具代表性：“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未央宫。公侯贵族和公卿士大夫们挤满了前殿，凡是有资格上殿的几乎都来了。大殿正中，坐着的是汉室的皇太子刘婴，快四周岁了。他的身后是负责保育的宦官中傅；身旁的帷幕后面坐着太皇太后王政君，已经快八十周岁了。这一老一小很少同时来前殿，此番场景并不多见。王莽立在殿下，神色肃穆，冠冕堂皇。时辰一到，王莽在礼官的引领下，走在公侯卿士的最前面，手捧‘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印玺绶带，恭敬地呈献给王政君，以替换原来带着‘汉’号的旧印玺。接下来，王莽以新朝皇帝的名义，正式宣读给刘婴的策书，这封模仿《尚书》的策书成为后世禅让诏书或策书的模板，也告知了新朝对汉室的安置方案。宣读策书完毕，王莽亲自上殿，满脸泪水，唏嘘感慨，一幅迫不得已的样子，紧紧攥着刘婴的手，显得用情极深……”
在读完这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后，青年翻译家陆大鹏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
在普遍崇信祥瑞灾异和符命谶纬的两汉时期，一场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的天文现象，往往在当时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意义，乃至成为改朝换代的历史契机。“祥瑞”的出现，不只是吸引着王莽，更是吸引着今天的读者们，去深挖其中蕴含的奥秘。
在这里，还有一个许多人都关心问题：当“历史”与“非虚构”组合在一起时，是否会给读者带来一丝疑虑？“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张向荣坦言，“‘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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