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康翔宇

中国人将自己称为“炎黄子孙”，关于我们祖先的种种传说流传至今，那么，这些来自数千年前的神话传说究竟是真是假？“三皇五帝”是否就是中华文明的开端呢？一场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或许会给你答案。9月19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暨2019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年会”在郑州举办。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东、辽宁、台湾、河南等约50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120余位专家齐聚郑州，就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探讨。

神话传说并非都假但“五帝”并非特指

学界虽有多种说法，普遍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为依据，而关于他们的事迹，更多存在于我国神话传说中世代相传。

“任何一个民族故事的开端必然是和神话结合在一起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永波称，古史传说是远古各部族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历史，而古代神话则是古史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的异化和演变，“历史人物以神话的面目出现在传说中，本来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任大援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五帝时代进行了探索，尤其是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与研究，促使人们相信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代是存在的，“具体的史实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予以证实”。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在报告中称，关于“五帝时代”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左传》中，“但所有的记载皆没有明确说明，五帝就是那五个人，而都是以‘轩辕氏’这样的氏族名称出现”。因此，沈长云认为，“五帝”指代的是在那个时期内在不同地域，先后存在的五个大氏族，“而五帝实际应是这五个氏族首领的称号，并且他们之间并不像传说中所说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五帝时代”年代、史迹皆有对应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主题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朱乃诚依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最初、最主要的特征，将“五帝时代”进行了年代划分。

朱乃诚认为，“五帝时代”开始的标志是战争，“比如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黄帝征讨蚩尤等。而且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概念”。而在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的最早的兵器为玉钺，并且已知最早的玉钺可以追溯到距今5500年左右。“据此可将五帝时代的开端定在距今5500年前后。整个时代可以定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前后。”

朱乃诚在报告中指出，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和帝喾时期以及尧舜时期。

“它们每个时期都有典型的特征和相对应的考古发现。”朱乃诚列举道，黄帝通过战争、祭天、任命管理人员等手段，在部族中形成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特点，“这在一些仰韶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玉钺、大型墓葬、大型高等级建筑、‘神庙’、人像遗存和先秦古籍中都可以找到佐证。我们可以称它为古国文明”。

到了颛顼和帝喾时期，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祭祀活动的广泛流行。朱乃诚说，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祭坛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以及黄河流域发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也是祭祀活动频繁状态下的产物。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为古王国文明。”

尧舜时期随着“合和万国”概念的提出，和平成为主旋律，天文历法、刑法制度、管理机构的出现使得部族的实力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因此《史记》中记载：“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反映在考古学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也可称为王国文明。”

朱乃诚认为：“红山文明和良渚文明是否可以代表古国文明和古王国文明还需进一步探索和认证。但陶寺文化所对应的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学两方面证据都可以得出，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编辑 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