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概念产生自何时？其历史演变经历了哪些过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理解“九州”及其相关古史问题？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日主办的“九州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就此展开探讨。

　西周时就已流传“禹划九州”

大禹治水的传说及相关九州的划分，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关的《禹贡》文献，作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传统上对于《禹贡》的认知一直以为是夏朝流传下来的著作。晚近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以顾颉刚和史念海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主张《禹贡》撰著于战国时期。最近几十年，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研究的发展，以及一些相关西周铜器和战国文献的出土，有学者对于《禹贡》的成书时间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辛德勇表示，顾颉刚和史念海论述的《禹贡》成书年代的一些关键证据，至今仍无法否定。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淑一称，根据《诗经》中的《殷武》《长发》《玄鸟》诸篇与《遂公盨》《叔夷钟》铭文的互证来看，“禹划九州”的传说起源相当早，西周时期就已经流传开来。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观念，说明西周时期的人们对“禹划九州”的想象，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禹划九州”传说在西周到战国的流变过程中，“州”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禹平水土的足迹也被一层层铺陈演绎。

寻求跨学科整合研究

近年来，学者开始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思考《禹贡》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考古文化区系的逐渐成熟，为《禹贡》及九州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弘兵认为，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从考古学角度探究《禹贡》及九州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早期文明而言，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以及与其他学科在更大范围的整合研究是必由之路，但关键问题是如何整合。

尹弘兵表示，若将九州区划与新石器文化区系作直接对应，则过于简单粗暴。九州观念及其体系，是早期华夏文明视野内的世界范围及其划分方案，如果从早期文明视野内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过程来考察《禹贡》以及九州，或许能有新的思考。

《禹贡》投射当时社会现实

关于九州观念的意涵及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立柱认为，九州即神州，为古代的中原、中州之意。在经历商周之际的历史巨变后，当时的人们开始从现实经验寻找事物变化的原因，认识到天命不可尽信，而人之行为才是理解一切的直接因素，并且开始比较过去与现实，产生了“历史理性意识”，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巫史思想”。这也为人们重新解释“九州”之意奠定基础。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自为主、大国争霸的局面打破了中央—四方的天下观。新的历史空间与天下局势需要新的天下观为之说明，历史成为诸子哲学的注脚，以今论古的时代氛围将古传之九州坐实为九数之州，适应了霸国林立的战国局面。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则进一步提出，《禹贡》背后的历史意蕴，更多是在影射魏惠王的功业和时人心态。他说，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尚书·禹贡》撰著于战国中后期，可能成于魏国人之手。《禹贡》内容虽然在讲“分州”，但重点却落实在要建立起各州对中央朝廷的贡赋制度。这一内容与其说是在追溯历史，不如说是在描绘作者所处社会的现实背景，或者说作者在构想一幅国家大一统的蓝图。而战国时期最早有这种雄心大志的就是魏惠王。《禹贡》将原来晋国所在冀州作为九州的首州，并安排各州的贡品都贡奉到冀州，地位相当于王畿。魏惠王以晋国的继承者自居，并与拥有九州的夏禹自比，同时迁都大梁，因为大梁曾相传是禹建都的阳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