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中国近代社会无数意志合力造成 的总结果。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观念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演进都最终 促成了革命的发生。改良与革命是当时救国的二大途径，二者看似相反，实亦相 成，改良孕育了革命，革命完成了改良不可完成的任务。在改良与革命的大背景 下，二种功利的文艺观即改良派的“新民”文艺观与革命党的“排满革命”的文 艺观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复古与游戏的文艺观也占据文坛。持复古 文艺观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一般都具有革新精神，文学上虽强调复古，又有所革 新。而游戏性文学既是文学游戏娱乐功能的表现，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讽喻谲 谏的功能。这两种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文艺思想，其实还是很难脱离革命时代的社 会背景。可见，文学既有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也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这种独立 性即使在功利性文艺观被极大倡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也不例外。
恩格斯况：“历史足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 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 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 此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 觉地和不自由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辛亥革命就是无数意志合力而造成的 一个总结果。其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统治 这与人民之问、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激烈斗争的结果。革命不仅仅是由于西方世 界带来的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社会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中国被纳入全球 范畴而步入近代这一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自我选择。
中国社会的近代变化早在明 末清初时期已现端倪。这种变化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 的激烈变革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及对外观念 改变的基础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所做出的一次选择。
社会的发展有赖经济基础，革命事业也不例外。马君武认为“与革命事业相 连系者，有三事：日军事，日财政，日外交”。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后来被袁世凯篡夺成功的果实都是与国家经济发展及革命财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近代工 商业经济的发展是随着中外贸易而进入全球化。贸易的矛盾引发军事冲突，国门 被迫打开后，带来的是观念的改变以及政治要求的冲突。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 矛盾不断加深、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我们先回到中外贸易的起点来考察 社会变革的萌芽。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船队东航到达印度，占领马六甲海峡，一面 交好附近诸国，一面北通中国，建立了以澳门为中心的贸易基地，打通了东西 方经济交流的海上之路。而明朝政府则实行严厉的海禁锁国政策，禁止私人海上 贸易，只保留有限的朝贡——勘合体制内的官方贸易，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 走私冒险，政府实在难以禁绝。唐枢认为“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 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取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 所以绝之”。
葡萄牙商人从海外运来白银、苏木、胡椒、象牙、檀香等，在澳门 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花、瓷器、麝香等货物，转手销售后获利丰厚。中 国丝绸畅销海外，刺激了蚕桑养殖以及丝织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的自然 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转变。江南的某些市镇“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 不下数十万金”。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个体家庭手工业难以满足，于是大量 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作坊，“工匠各有所能、匠有常主、计R受值。有他 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日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锻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 寺桥，以车纺丝者日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
农业生产的内部 结构也发生变化，蚕桑机织业上升为主业，传统的稻时种植降为副业，某些农家 虽“阳功半荒，而衣帛食鲜，醉饱市肆，其逸乐远胜常农”。的由此可见，不管政 府如何禁止，殖民者首先通过沿海贸易从经济上叩丌了中国大门；国内外销售量 旺的丝绸棉布等商品也刺激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增长，由此出现新了的生产关系， 传统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也有了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迹象。但是这仅是中国 近代社会的萌芽，从海外冲击来看，此时西方国家实力尚不足万里远征来侵占中 国，中国在海外贸易中也一直处在顺差的地位，1500年至1800年“整个世界的 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但是随着西方世界日益崛起，军事实力迅速增长，船坚炮利远胜于我，他们再也不甘于在贸易通商方面受制中国， 为了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尤其是在鸦片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后(中国禁烟行 动是一直接导火线)，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了中国 的大门，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古老的中华帝国再也不能如以前那样安然地在自我 中心的封闭圈内自然发展了。社会在外部和内部的剧烈冲击下动荡不安，一方面 是外部战争不断，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 园等，另一方面是内部反抗不断，太平天国猛烈地动摇了清朝统治，义和团运动 又在清廷的伤口上撒了把盐，整个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末清初时蓬勃的民族手工业经济也随着这一过程遭受几乎 毁灭性的打击，殖民者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通商口岸开办制造业、航 运业、银行业以及贸易商号。凭借中国广大的贸易市场及对中国劳动力的疯狂压 榨，西方殖民者及其大买办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财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内部一 批“洋务派”大官僚也凭借自身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财富兴办了一批军工厂(如 江南制造局【1865年，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年，南京】、福建船政局【1866 年，福州】、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以及由此衍生的近代民营企业。
殖民资 本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官僚资本为了统治需要并获得垄断利润，二者都有阻碍 甚至禁锢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当然，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 义经济的有限发展。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生来就和殖民主义与封建专制有着紧密 联系，甚至由他们脱胎而来，一方面以他们为靠山，一方面又存在着殖、官、商 矛盾。
甲午战争后加之随后的《辛丑和约》的割地赔款，清政府国库已经无法应 付洋债，洋务派的企业既经营不善又筹款无着，此时商办资本暂占上风。这样中 国内部的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以及外部的殖民资本主义就和民族资本主义发生 矛盾，殖民资本试图将中国民族工商业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版块中，让中国 成为其自由市场、原材料基地及廉价劳动力的提供仓库。封建专制则试图将民族 工商业拖入封建专制的控制范围之内，让资本主义发展所获得的利益为其腐朽统 治供血。
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一矛盾的解决结果。武昌起义的成功 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就是中国希求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表现。然而 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殖民资本主义甚至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相比都是 那么的弱小，后二者联手就将前者能够轻易扼*。辛亥革命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轮船招商局拒不借款，临时政府对外筹款难获结果。而这些困难在北方的袁世凯却都能解决，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洽借外款时将南京政府 的财政需求也包括在内，这样孙中山的辞职与袁世凯的就任实是大势所趋。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仿西方共和政体，但是 中国社会整个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 皆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再现，明君贤臣 的精英统治意识，外儒内法的弄权斗争意识，缺乏独立思考的迷信盲从心理如幽 灵般时时在中国沉渣泛起，政治改革往往举步维艰。如果没有深远的思想变革， 好的政府和进步的社会就不会真诈诞生。文化、制度的力量虽不如政治、军事直 接作用于社会，但极富韧性，且深入于每一个国民的骨髓之中。那么中国近代社 会在中外观念和社会思潮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全球的观念，只有天下之说。“天下”要表达的是帝国 的一种理想或者概念，其意义比较复杂，至少包括三个层面：“(1)地理学意义 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相当于中国式的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 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2)进而它还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 的心思，即‘民心’……(3)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 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渭四海一家)。”∞这种天下观的政治经济理想就 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固。
而在前近代的 东亚，中国确实是处于中心地位，“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公认的国际秩序，那就是 中国王朝所确定的各国间的身份秩序，并为各国所共同接受”。然而杨联陛在观 察整个中国历史后发现“这个单方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 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中国就 是在神话中酣睡沉醉。如果这在清中叶之前尚可自欺欺人，那么到了清中后期， 随着西方的崛起，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再也不能安睡了，自居中心的天朝迷梦再现 实面前被不断粉碎。 与此同时，十六世纪中叶的欧洲出现了诸多伟大成果，其中包括被称为“自 然科学独立宣言”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随后的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 等人都为自然科学脱离神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杰出成就。培根、笛卡尔等西方思想家逐步从方法、哲学上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和雏形。
牛顿诞生于这一时期。 而在古老的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少有交往， 基本上属于在各自大陆独立发展。由于中国政府实行海禁，西方的商船来华一般 只能停留在广东等沿海城市，鲜有到达内地者，与统治阶层接触很少，与普通百 姓更无交流。但是随着航海而来的一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与中 国社会各阶层有着较为广泛的接触，从而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他们带来了与传 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给封闭的封建王朝吹进了一股全新的文化空气，促 进了一批士大夫对外观念的某些改变。
传教工作起初并不顺利，直到罗民坚等人 巧妙地将基督教中国化，传教才获得成功。利玛窦更是深谙中国文化，采用“易 儒补教”的手段，传教事业在中国大地迅速发展起来。从广东到北京，利氏结 交了一批大臣以及宫廷太监、侍卫，并得到了万历阜帝的默认。
在传教的同时 传教士们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地理学、数学、 机械、水利、天文、哲学等科学著作，掀起了一股翻译的热潮。∞在这些交流与 合作当中，中国的某些士大夫对传教士乃至西方观念虽没有根本突破但也有了一 定转变，由“怀疑”而“悦服”，甚至认识到西学为“国家致盛治，保太平” 之策。。，“西邦为道义之邦”∞。当然朝廷内部也时有排斥基督教的声音发出。随 着基督教自身传教方针的转变，中外矛盾激化，清初罗马教肇发出“1704年教 令”，勒令中国教士禁拜祖先。这触怒中国朝野，教白-公使被送至澳门监禁。
雍J下即位后，将此前延揽的欧洲学者，驱除净尽，中西交流搁浅。平心而论，明末 清初的这批传教士无论是对“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们打开了东西互望的窗户。然而通过这扇窗户，东西方互相观察时的心态是不 一样的。中国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西方采取俯视的态度，有一种排外的心 理。他们欣赏西方的奇技淫巧也大多出于一种猎奇心理，至于文化、制度方面认 为夷狄断不能与“天朝”相比的；而西方教士来中国是要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地理物产、政治经济等这些行为带有情报收集的性质，以备通商渗透、征服掠夺 获利之需。
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多有古希腊遗 产如亚早士多德的静力学、《几何原本》等)，带来的哲学基础是中世纪的经院神 学，与近代科学精神办相背离。这些知识的传播多为其传教服务，不足以带来真 正的科学与民主人文精神的革命。况且，西学只是被很小的一部分士大夫所接受， 流传的范围非常小，没有根本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