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把想我们和麻子哥做生意的事告诉舅舅。舅舅觉得不靠谱，因为麻子哥背景复杂，可能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和麻子哥走得太近，将来会吃亏。

我说还没确定要和他合作。舅舅说，就算真想做中朝贸易，也要把大学读完，得到父母的同意。他可以给我介绍合作对象，不一定要和麻子哥合作。

我点头称是，感谢舅舅对我的关心。舅舅叹息说，我是他亲外甥，如果在朝鲜出事了，他无法向我妈交代。舅舅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

我故作委屈地说，自己来朝鲜还没玩多少天，想和他们多待一段时间。舅舅略带歉意地说，确实不该赶我回去。

舅舅的话让我重新思考和麻子哥合作，麻子哥虽然很讲义气，对我很好。但他做的很多事都在打擦边球，比如黑市上给人兑换朝币赚钱，麻子哥甚至放高利贷。在朝鲜是不允许的。

李春香是我在朝鲜最深的牵绊，如果没有认识李春香，我早就毫不犹豫回国了。在朝鲜生活很不方便，比如经常停水，家里蚊虫多，上厕所难，最重要的是不能上网。

因为爱情，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只要李春香在我面前微微一笑，就觉得所有困难都不值一提。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表弟说，以前在朝鲜不允许私人做生意，个人卖东西是违法行为。现在对个人做生意，政府睁一只闭一只眼。

朝鲜经历过苦难行军的年代，所谓苦难行军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以计划经济分配为主的体系受到了冲击，物资极度匮乏，很多人吃不饱，出现了很多脱北者。

也正是从苦难行军开始，朝鲜市场开始出现，很多和生活相关的东西，只能在市场上买到。现在朝鲜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半合法的存在。

惠山家庭条件好的人，要么是党政军干部，要么是从事中朝贸易的商务人员。就社会地位而言，党政军干部要高于贸易商务人员。

但从事贸易确实很赚钱，不少党政军干部也想分一杯羹，麻子哥和两名朝鲜交通部门的干部想和我合作，也是这个原因。

表弟说，他也想赚钱，因为想买一辆摩托车，在崔英姬面前炫耀。我说，毕业了挣钱的机会很多。

来朝鲜的这些日子，我没看过电影。表弟说惠山也有电影院，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我对朝鲜电影了解不多，虽然大学学的朝鲜语，但平时主要看的韩国影视剧。

晚上七点左右，楼下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很多人搬着小板凳下楼。我问表弟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这么热闹？表弟激动地说，今天纺织厂组织员工看电影。

表弟说完，带上板凳拉着我下楼，说去晚了就没有位置了。当我们来到院子里，早已人满为患。树下挂着一块大幕布，离幕布几十米远的地方，一名电影播放人员正在调试机器。

露天电影对我来说是久违的记忆，对朝鲜人来说是难得的娱乐活动。我扫了一眼观众，男女老少都有，主要是纺织厂的员工和其家属。

很多中年男人蹲在一起聊天，也有一些老人坐在凳子上，摇晃着手里的扇子，更有许多漂亮的朝鲜姑娘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时而捂嘴大笑。

我和表弟下来的较晚，占的位置比较靠后。院子里除了观影人员，也有一些小商贩，在院子门口卖瓜子啤酒，还有人卖棉花糖。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回到了八十年代。那个年代，我们镇上偶尔也会播放露天电影。

我问表弟电影什么时候开始？表弟说八点钟开始，十点多结束。我看看天色，还没有完全黑。有人在院子上空拉了两根电线，电线上挂着灯泡。飞蛾围着灯泡撞来撞去，对灯泡充满了向往。

离电影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满怀期待。我觉得有些无聊，决定到处转转。表弟想和我一起转，我说让他原地等待，不能让其他人把位置占了。表弟想了想，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让我在电影开始前回来。

我挤到院子大门口，来看露天电影的人确实非常多。院子里没有位置了，很多居民就站在院子外看。很多人手里拿着扇子。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真的想看电影，只是想凑热闹。看露天电影，最开心的要数小孩了，他们在人群中嬉笑打闹，无忧无虑。

有些小孩围在卖棉花糖的摊位前，嚷嚷着让父母买棉花糖。除了小孩快乐，情侣也很快乐。惠山的情侣平时约会没有好去处，晚上看露天电影自然是不容错过的机会。在这种热闹的场合，平时和异性接触都会脸红的男女，都自然而然聚在一起闲聊起来。

我在院子里转悠，自然不是为了看别人谈情说爱，而是为了寻找李春香。我转了十多分钟，没有见到李春香，倒是见到了郑俊浩。郑俊浩把摩托车停在院子外，自己坐在摩托车上。嘴里叼着一支烟，神气十足地和几名朝鲜姑娘在聊天。

郑俊浩虽然其貌不扬，但哄女生很有一套，几名姑娘不时被他逗得捂嘴大笑。我走向他们，发现崔淑静也在这里。崔淑静喜欢郑俊浩，我早就看出来了。

郑俊浩和金正烈关系虽然不好，但和我并不是敌对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是敌对关系，那也只能算情敌。因为他喜欢李春香，而李春香喜欢我。

虽然李春香和我走得近，但郑俊浩不看好我们，觉得他还是有机会，因为我最终要回国。见我到来，郑俊浩笑着说，来自中国的同志，你这是要懒在我们朝鲜，不回去啦，是不是被我们朝鲜姑娘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