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rels, Marjorie E., Sally Bould, and Leon J. Nicholas.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der, race, ethnicity, and family factor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5.4 (1994): 590-607.

马乔里·斯塔雷尔斯 密歇根大学

莎莉·博尔德 特拉华大学

莱昂·尼古拉斯 贝茨学院

贫困女性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地由妇女组成，无论其种族或年龄如何(见McLanahan，Sorensen和Watson，1989年)。最近关于贫困女性化的研究考察了性别、种族和家庭结构等因素。女性的贫困率高于男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她们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第二，他们更有可能在工作期间成为单身的监护人，在晚年未婚独居。贫困更可能是一种长期现象女户主家庭中的问题(Devine，Plunkett和Wright，1992年)。

少数群体妇女在穷人中所占比例过高，因为她们属于少数群体，而且单亲风险更高。后一个因素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尤其重要。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西班牙裔(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文化的结合)妇女和儿童更有可能生活在双亲家庭中，尽管贫困率很高，但也较低。少数民族地位以两种方式影响妇女的经济地位。首先，它限制了他们结婚或再婚的选择，因为它对少数民族男性有影响。第二，它限制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就。

我们的分析有助于从三个主要方面理解女性的贫困。首先，它比较了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拉美裔人的贫困率。这扩展了先前关于黑白差异的文献(例如，Eggebeen & Lichter，1991；McLanahan等人，1989年)和分解西班牙裔贫困(Aponte，1991年)。第二，它按性别、种族、民族和家庭结构分析贫困风险。虽然众所周知，身为女性、少数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和/或单身母亲会增加一个人的贫困风险，但了解这些因素的相对贡献是很重要的。最近的分析表明，需要一种互动而不是相加的方法。第三，我们描述并评论了关于消除妇女贫困的最佳方法的现存政策辩论。

对最近数据的分析表明，一些西班牙裔群体经历了贫困程度与黑人相当，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例如，现在生活在家庭中的波多黎各人的贫困率大大超过了美国黑人——41%比319(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e，第17页；另见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年a)。拉美裔贫困的增长部分是因为美国拉美裔人数的增加。这一人口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在20年内，拉丁美洲人预计将超过黑人，成为最大的少数群体(Prud'Homme，1991年)。

近几十年来，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失业率明显上升(以无收入家庭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与少数民族身份相关的持续不利地位可能是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但黑人和波多黎各家庭持续贫困的原因是相同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Tienda & Jensen，1988)。虽然有些贫穷研究调查拉美裔，很少有研究比较美国黑人、拉美裔和白人的贫困率，特别是当他们影响妇女和儿童时。此外，只有未公布的数据允许分析波多黎各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其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贫困率。

单身母亲也许是美国女性贫困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这一过程是周期性的:贫困导致过早和高生育率(Horowitz，1983；Murdoch，1980)，而高生育率也增加了贫困。尽管青少年生育与大家庭有关，但这两个因素都与贫困有关(Moore & Burt，1982)。

教育是另一个因素。在18岁以下子女的所有女性户主中，约有639人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e，第85页)。由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许多种族和少数民族接受的教育比白人少(Almquist，1984)。在决定教育质量方面，种族也比性别更有影响力，因为例如城市贫民区对少数民族完成高中教育的激励有限。教育质量差，加上其有限的财政效用，往往阻碍贫民区青年完成学业(Mare & Winship，1988年)。

女性贫困的其他预测因素包括失业、离婚、失去高薪制造业工作、包括照顾孩子和老人在内的家庭责任(以及缺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以及较低的工资(埃伦赖希&斯塔拉德，1982；J. B .威尔逊，1987年；Zopf，1989)。根据Scott (1984)，妇女的贫困有两个来源:(a)她们抚养子女和其他家庭劳动的无偿责任性别歧视。大约五分之一的失业妇女由于缺乏儿童保育而失业(美国民权委员会，1983年)。此外，1985年，10.5%的女户主失业，而已婚妇女的失业率为5.6%。

这对孩子来说尤其成问题，因为在离婚协议中，孩子的监护权绝大多数都判给了母亲(Gerson，1985年)。此外，如果离婚妇女的前夫不能提供足够的子女抚养费，她们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有孩子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三没有得到子女抚养费，或者只得到一部分到期。有孩子的贫困妇女中只有五分之一获得儿童抚养费；在获得子女抚养费的35%的妇女中，整整三分之一没有得到任何东西(J. B. Wilson，1987年)。

通常由于职业隔离、歧视和工作时间不足造成的低工资是妇女贫困的主要原因(J. B. Wilson，1987年)。女性集中在劳动力的第二产业，包括低收入工作。一半的妇女只集中在420种工作类别中的20种(西得乐，1986年)。大多数新创造的就业机会都在低薪服务部门，而且主要由妇女占据(Smith，1986年)。尽管失业在持续贫穷中发挥了作用，但就业并不总是解决办法。妇女的收入受到许多中层工作岗位减少、服务部门工作岗位增加以及企业海外扩张的影响(Ehrenreich & Stallard，1982年)。

结婚、离婚和组建家庭方面的人口趋势也是女性贫困的主要原因(Gerson，1985年)。初婚年龄的上升、终生单身人数的大幅增加以及离婚率的上升(尤其是年轻妇女)可能导致贫困女性化，尤其是对有孩子的妇女而言。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或发现自己处于合法婚姻以外的生活安排中，因此不得不放弃通常从婚姻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男性退出婚姻(Ehrenreich，1983)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经济上供养家庭和/或承诺取向较低。家庭工资制度的衰落伤害了那些严重依赖丈夫收入的女性。此外，许多低收入黑人社区的高男性失业率导致适婚男性数量非常少。例如，在芝加哥，一个有工作的男性与他孩子的母亲结婚的可能性是一个失业男性的两倍。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低收入夫妇在孩子出生后结婚的可能性就越大(W. J. Wilson，1987年)。此外，许多妇女在离开虐待她们的丈夫后突然变得贫穷。这些妇女不能冒险寻求儿童支持，因为她们害怕伤害会降临到她们身上(西得乐，1986)。

解释少数民族妇女贫困的学者强调了几个因素。少数民族妇女的不利条件通常以个人特征的术语，如教育、劳动力参与、失业和收入。例如，黑人妇女，由于其少数民族地位，往往比白人妇女受教育少，进入劳动力市场早，失业多。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隔离，她们更有可能处于较低的地位，从事报酬较低的工作(Jacobs，1989)。

居住在城市贫困地区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少数民族，这是与少数民族妇女贫困相关的第二个因素。黑人和西班牙人比白人更有可能生活在城市人口普查区(分别为349c、32%和14&o)，那里至少有20%的家庭是贫困的(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e，第54页)。贫民区居住的负面影响源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歧视，这反过来又使其难以离开。种族歧视对贫困黑人的影响比对中产阶级黑人的影响更大。后者能够离开贫民区，但也带走了他们的资源和信息网络，特别是那些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W. J. Wilson，1987)。

网络和当地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美国农村地区的白人妇女，如阿巴拉契亚(Erikson，1976年)也生活在贫困和孤立的经济社区。这些情况也有助于维持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贫困，因为相对于波多黎各人(59c)、古巴人(49c)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裔西班牙人(39c)而言，他们更集中在农村(109c)(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c，第16-17页)。农村居住与有限的就业、教育以及获得保健和其他服务相关。

虽然所有妇女都将从更好地获得高薪工作和更多的经济杠杆中受益，但少数群体妇女更需要经济机会，因为她们所在社区的资源非常有限。少数族裔女性户主居住在中心城市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1990年，62%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女性户主居住在中心城市，相比之下，只有329%的白人女性户主居住在中心城市(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年c，第28、54页)。

家庭组成的模式也因种族和民族而异。在婚外怀上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中，只有299%的黑人和279%的波多黎各人在3年内与孩子的母亲结婚，相比之下，墨西哥裔美国人有629%和非西班牙裔白人有749%这样做。黑人男性相对较差的教育和就业导致他们作为结婚对象的吸引力较低并部分解释了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家庭结构的差异(Jaynes & Williams，1989；威尔逊，1987年)。黑人男性的死亡率也更高，被监禁或谋*的可能性更大，滥用药物的情况也更多。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女性户主家庭和女性贫困(Sidel，1986年)。

单亲家庭的根本原因也因种族而异。白人女性户主更有可能因婚姻破裂而变穷。另一方面，由于婚外生育，黑人和波多黎各女性户主通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Jaynes & Williams，1989年)。黑人女性婚外生育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四倍。黑人妇女也比白人妇女有更高的离婚率和更低的再婚率，并且更有可能保持单身，部分原因是黑人男子的收入较低(Zopf，1989)。与72%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只有329的分居和离婚黑人妇女在10年内再婚(Sweet & Bumpass，1987)。分居的黑人女性在和解或离婚前平均要和丈夫分开7年，而白人女性在离婚前要和丈夫分开1年。

因此，缺少第二个赚取收入的成年人会妨碍少数群体妇女和儿童的长期和短期福祉。尽管白人妇女面临着家庭义务和工作场所性别障碍的双重危险，但她们有更大的机会摆脱贫困，因为她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好工作和就业男子的财政资源。在有孩子的离婚妇女中，白人比黑人更有可能获得子女抚养费(Cassetty，1978)和其他资产，特别是房屋所有权和退休福利，作为婚姻协议的一部分(Bould，1983)。然而，更重要的是，她们更有可能与有工作的男子结成新的婚姻，从而大大降低她们的贫困风险(Cherlin，1992年)。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目前的情况黑人妇女的比例必须完全取决于她们自己的财力。我们正处于一个长期下降的比例的黑人男子，特别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谁是有能力支持一个家庭(富兰克林，1992；津恩，1989)。25至34岁的黑人高中毕业生1984年的收入低于1969年的黑人高中辍学者(Duncan & Hoffman，1990，1991)。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偏上的“铁锈地带”，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尤其受到去工业化的伤害(Smith，1988)。阳光地带的少数民族、佛罗里达州的古巴人和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受这些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小。

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拉美裔和黑人由于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而遭受损失，这减少了许多城市地区的良好就业机会。大量黑人正在制造业失去立足之地。1970年代，波多黎各工人从东北部日渐衰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大规模流离失所，引发了一个回移过程，破坏了家庭，并导致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迅速增加(Sandefur & Tienda，1988年)。这可能影响了以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裔“移民流”中女性户主家庭的增加(Vega，1991年)。

尽管孩子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但他们也减少了父母在不产生育儿费用的情况下可以工作的时间。25至64岁单身成年人家庭收入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父母责任的差异(McLanahan等人，1989年)。全年全职工作的女性户主，如果是白人，有6%的贫困机会，如果是黑人，有11%的贫困机会，如果是西班牙人，有149%的贫困机会(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年，第98-101页)。然而，与已婚夫妇家庭相比，他们有些处于不利地位。全年全职工作的已婚夫妇家庭成员的贫困率，白人为29%，黑人为49%，西班牙裔为79%(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年，第99-101页)。

因此，不分种族，已婚夫妇更有可能摆脱贫困。相对于已婚夫妇家庭而言，女性户主家庭的儿童贫困率是白人的五倍；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西班牙裔人高出3*/2倍；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是两倍。(少数民族没有单独的户主贫困率。即使丈夫根本不工作，她们的贫困率也大大低于子女不满6岁的非就业女性户主的贫困率(见表3)。这种模式适用于全日制、全年制和非全日制或半年制工人。

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男性工资较高和/或获得失业保险。此外，当有两个父母时，一个父母可以照顾孩子。女性贫困，尤其是工作年龄妇女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对未成年子女负有责任，无法从自己或现任或前任丈夫的适当工作中定期获得财政资源。

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了这些关于女性贫困的说法。很大一部分穷人生活在女性户主家庭中——749名贫穷的波多黎各人、61%的贫穷黑人、319名贫穷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和289名贫穷的白人(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a1991e，第Id-17页)。此外，60%有18岁以下子女的贫困家庭的户主是女性(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e，第20页)。

表1显示了贫困风险的种族、民族和性别差异。黑人和西班牙裔男女户主以及独居或与非亲属同住的男女户主的贫困率比白人高得多。然而，少数民族地位对妇女贫困的影响

因群体而异。女性户主家庭中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风险最高的是波多黎各人(839c)，其次是其他拉美裔人(67%)，第三是黑人(659c)，第四是墨西哥裔美国人(62%)，最低的是白人(46 o)(见表2)。因为在这些家庭中，白人儿童的贫困率比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少数群体(墨西哥裔美国人)儿童的贫困率低近三分之一，所以少数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贫困。

黑人和波多黎各儿童面临风险，因为他们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白人儿童更有可能生活在女性户主家庭中(分别为559c、539c、209c和159c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a，1991d，第25、28页)。还要注意的是，墨西哥裔美国女性户主家庭的儿童贫困率较低，但这种现象在不同类型的家庭中并不持续。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已婚夫妇家庭子女的贫困率(299c)高于实际水平对于其他种族和民族。

女性户主家庭中的波多黎各儿童是最贫困的群体(839c)，他们是已婚夫妇家庭中第二贫困的群体(259)(见表2)。根据纽约州拉美裔事务咨询委员会和波多黎各执行董事协会，波多黎各人是纽约最贫穷的少数群体(Rohter，1985年)。近几十年来，波多黎各女户主家庭的百分比稳步上升，从1960年的190%上升到1970年的259%和1990年的39%(sande fur & Tienda，198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1991年b)。

波多黎各人面临的双重相互作用的不利条件是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和居住在东北部(Sandefur & Tienda，1988年)。年轻的波多黎各父亲比年轻的黑人父亲更有可能辍学(Sullivan，1989年)。典型的年轻波多黎各人来自父母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家庭，相比之下，来自这种家庭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不到四分之一。波多黎各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不到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Bean & Tienda，1987年；Tienda & Jensen，1988年)。此外，强调低工资、服务部门工作的英语读写能力的就业市场甚至阻碍了有学龄儿童的女性的劳动力参与。许多波多黎各妇女也可能因其非洲血统而遭受种族歧视。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可能比其他拉美裔人遭遇更多的歧视，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被认为非洲后裔(罗德里格斯，1989年)。

根据这些发现，研究家庭结构(即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性别、婚姻和父母身份)对贫困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性别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这是间接起作用的，因为监护权被认为是由妇女承担的。尽管孩子给所有家庭增加了经济负担，但对于没有伴侣的女性户主来说，这种负担往往是难以承受的。

表1显示，有18岁以下相关子女的白人女性户主的贫困风险为38%；她的黑人对手有56'7o的风险，同一类别的西班牙裔女性有更大的风险(589c)。但是，对于男性户主来说，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贫困率都不到女性的一半。白人男性户主的贫困率仅为16%，黑人男性为279c，西班牙裔男性为28%。显然，儿童的存在对妇女造成的贫困风险比男子更大。

通过比较户主和单独生活者或与非亲属生活者的男女贫困状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情况(见表1)。尽管单身白人女性的贫困率为209c，但户主的贫困率却攀升至38%。黑人和西班牙裔单身女性的贫困率分别为34%和40%,而黑人和西班牙裔户主的贫困率分别为56%和589%。然而，在控制了种族和民族因素后，单身男性的贫困率(白人159 %,黑人279 %,西班牙裔29%)与他们的户主基本相同。

因此，有利于男性的结构性力量似乎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贫困。与母亲不同，单身监护父亲可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使其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率在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中最高，这些家庭最有可能受到缺乏足够日托的影响。白人女性户主家庭中6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比学龄儿童高出219c(见表2)。因为孩子的抚养费倾向于在离婚后立即支付，所以没有理由期待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的儿童抚养费。

更有可能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妇女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詹克斯，1992)。这反过来可以大大减少贫困，特别是对全年全职工人而言(见表3)。因为白人妇女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而且她们不会面临种族歧视，所以她们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妇女更有可能受到歧视找到并保住好工作。然而，年龄较大的白人儿童39%的贫困率(见表2)表明，白人女性户主仍然面临巨大的贫困风险。与没有未成年子女的白人女性相比，她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约是后者的两倍(见表1)。

女性户主家庭中的学龄前儿童可能最有可能陷入贫困，因他们的母亲必须依靠福利，因此不需要儿童保育或有医疗福利的工作。对儿童保育的需求在维持贫困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单身母亲通常负担不起无补贴的日托。如表2所示，有6岁以下孩子的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女性的贫困率比有较大孩子的女性更相似。鉴于60%(白人)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单身母亲的最低贫困率，人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有学龄前儿童的妇女更有可能不贫困。

然而，种族间的比较显示，只有学龄儿童的波多黎各妇女与有学龄前儿童的妇女一样可能贫穷。这两个群体中不到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见表2)。相比之下，只有学龄儿童的白人和其他拉美裔女性户主的贫困率下降了约209%。其他拉美裔和白人贫困人口的减少可能反映了他们在子女入学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

同样，如果孩子在上学，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贫困率略低(119%比139%)。这些妇女可能比波多黎各人更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黑人母亲有悠久的就业传统，而许多人结婚了单身墨西哥裔美国母亲最近加入了劳动力大军(Williams，1990)。后者可能是对阳光地带就业机会扩大的回应。尽管这些行业倾向于提供较低的工资，但它们对英语知识的要求也较低。

本文研究了性别、种族、民族、婚姻和父母身份对贫困女性化的影响。我们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种族和性别对贫困率都有很大影响。性别和种族与父母身份相互影响，因此只有女性受到影响，尤其是白人女性。贫困女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单亲率造成的。贫困在波多黎各人中最为女性化(749%的贫困波多黎各人生活在女性户主家庭中)，因为这些妇女最有可能成为户主，而不加入劳动力队伍(Carrasquillo，1994年)。贫困在黑人中也高度女性化(619%的贫困黑人居住在女户主家庭中)。由于家庭间的交流，这些家庭可能会从对正规儿童护理的需求减少中受益。例如，在所有收入水平上，黑人祖父母比白人祖父母更多地参与孙辈的生活(Cherlin & Furstenberg，1986)。

墨西哥裔美国人(31%)和白人(28%)的贫困女性化程度最低。对于墨西哥裔美国儿童来说，贫困往往更集中在已婚夫妇家庭(63%的贫困儿童)，而不是女性户主家庭(37%的贫困儿童)。低离婚率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贫困。此外，尽管有母亲呆在家里的传统(Williams，1990)，但墨西哥裔美国已婚和未婚妇女迅速利用阳光地带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获得低工资的工厂工作(Zavella，1987)。尽管妇女是市场劳动力，但高度贫困依然存在。

尽管白人已婚夫妇家庭的贫困率相对较低(6%)，但超过900万这样的家庭是贫困的。此外，超过一半的贫困白人儿童生活在已婚夫妇家庭中。因此，婚姻并没有解决少数民族或非少数民族家庭的贫困问题。相比之下，白人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是一种更为暂时的状况，可能会通过再婚或在子女入学后从事全职工作来缓解。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低结婚率和高离婚率导致了贫困的女性化。如果所有的父母都结婚了，贫困会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更加平均地分配。然而，一些人提出了更强的因果联系。例如，Novak(1987年)认为，如果持久的婚姻是几乎普遍的选择，如果年轻人推迟生育，直到他们完成学业，结婚，并找到适当的工作，那么依赖性就会下降。Eggebeen和Lichter (1991年)同样试图证明家庭组成模式的变化导致了儿童贫困的增加。他们声称，从1960年到1988年，黑人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更加贫困。这种争论导致了史密斯(1988)的结论，即减少种族不平等和改善黑人儿童的经济地位需要改变婚姻模式，而不是改变就业模式。然而，Stern (1993)提供的证据表明，一个与长期失业的丈夫离婚或分居并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妇女几乎不会改变其贫困风险。

提倡女性户主结婚的政策，从实践以及人文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有问题的。例如，Eggebeen和Lichter (1991年)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构成这些妇女合格婚姻市场的许多未婚男子是失业和/或无家可归的。这些没有被监禁的人很难养活贫困线以上的孩子。因此，敦促有孩子的女性结婚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它在首都的家庭游说团体中很受欢迎。此外，鉴于男性失业和家庭暴力之间的积极关系，迫使贫穷和失业的男性结婚可能导致更多的虐待妻子和儿童，而不是减少贫穷。

白人女性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再婚摆脱贫困，因为贫困、无家可归、失业或被监禁的白人男性相对较少。这些再婚通常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然而，与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双亲家庭的孩子相比，继父母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成就较低，这表明需要谨慎。增加一个挣工资的继父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家庭问题，尽管这改善了母亲和孩子的经济状况(McLanahan等人。, 1989).

关于婚姻是解决儿童贫困的一个办法的争论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黑人身上(见Smith，1988)。关注黑人婚姻和性行为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然而，如果考虑到其他贫困的少数群体，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其中近三分之二的贫困儿童生活在已婚夫妇家庭中，显然需要更广泛的政策重点。甚至大多数贫穷的白人孩子也生活在已婚夫妇家庭中。

尽管从1960年到1980年，生活在女户主家庭中的黑人儿童比例迅速增加，但黑人儿童的贫困率却从1960年的66%急剧下降到1980年的37%(egg been和Lichter，1991年)。黑人和白人儿童贫困的唯一增加发生在1980年至1988年之间，可能是受到福利和工资减少的影响。即使在像纽约这样福利支付相对较高的州，福利支付也降到了大大低于贫困线的水平。

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工资也下降了，尤其是高中毕业生。Blank (1991年)最终证明，在一段时间的工资上涨之后，1980年代工资下降是贫困加剧的最重要原因。从1980年到1988年，家庭结构的变化对贫困增加的影响不到5%。

因此，从政策角度来看，消除贫困比消除贫困女性化更为合理儿童贫困率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Smeeding，Torrey和Rein，1986年)。虽然好的工作对男女的经济自给自足都至关重要，但减少儿童贫困需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妇女身上。如果政策努力的方向是提高结婚率和再婚率，那么这些努力很可能会失败，或者会增加对妻子和孩子的虐待。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努力的方向是提供儿童保育、医疗福利和能够提供生活工资的工作，那么他们成功的机会就更大。

或许应该超越詹姆斯·丹·奎尔(Morrow，1992年)的说教和“让我们回到1960年代”家庭结构的狭隘统计观点。许多有奉献精神的父母——已婚的和未婚的——迫切需要帮助，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住所、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中，可能会刺激克林顿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医疗改革和扩大儿童保育方面的具体政策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