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张里面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这里说的“宪章文武”和汉宣帝提到的“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应的。这些表述都提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所谓儒家，就是信仰、尊崇并且继承发扬孔子之道的学术流派。儒学就是专门阐发解释孔子之道的学术思想。

“四书五经”系统

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儒家经典时，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不同，对儒家经典作了些各自的创造性的解释。到了宋明，有些儒者更是抽绎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发展出了性理之学。这些作品往往被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到子部儒家类里。随着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涵的经典阐释系统，就是“四书五经”的系统。

“四书”的名字，到朱熹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但是从唐代韩愈、李翱以降，直至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及后来的学者就已经对此重视，并进行过阐发。朱熹总其大成，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所谓“集注”，主要是集学者们的说法。

“五经”里面的第一部《周易》，因为程氏的《周易》理学化色彩更强，所以和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放在一起并行。《书集传》是朱熹授意他的学生蔡沈作的。《诗集传》是朱熹本人作的。《礼记集说》的著者陈澔是朱熹的四传弟子。《春秋胡传》作者胡安国是程颐的再传弟子。《春秋集传》的作者是张洽，是朱熹的弟子。这些“四书五经”系统的核心典籍，是“程朱”理学对经书进行理学化的成果。

如果说《十三经注疏》代表了从汉到唐的经学研究成果，是两汉以来传注体和义疏体的结合，是治经学、儒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那么，宋元人的“四书五经”注释系统，则是以理学治经的成果。用理学来治经与“十三经注疏”系统存在着明显不同：“十三经注疏”系统注重从训诂、名物、礼制等入手阐发经书中的史实和制度，而“四书五经”系统则注重在经注里面贯彻作者的天理、心性等哲学思想。

“四书五经”不完全是民间的，它成了系统之后，不仅经典化了，还官学化了。这些典籍问世后，逐渐取代古代的注疏，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从南宋末年开始，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现了。到了元代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朝廷下诏，“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其中，“四书”用的便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方面，《诗经》用朱氏的，《尚书》用蔡氏的，《周易》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春秋》用“三传”和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在元代，“四书五经”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就因此确立了。

到了明代，明成祖敕修《四书五经大全》，以此作为明代的科举用书。“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又进一步促进了学者对这些核心典籍的关注。元明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汇编体的著作，例如《四书五经大全》就是这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