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范烟桥为各大影片公司撰写剧本、编写说明，是早期中国电影公司的明星职员。他对苏州电影市场拓展、观众观影心理、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观念通过报纸向外辐射传播，影响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他创作的电影歌曲继承民族音乐精华，适应大众审美心理，推动了中国电影音乐民族性的开掘与现代性的传播。这些都证明，范烟桥是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

（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范烟桥）

一、明星职员

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由于好剧本罕见，电影开始大规模向文学“借兵”。彼时江苏文人的小说创作早已风靡上海滩，成为文学品牌与电影票房的保证，所以这些文人多成电影编剧，在电影界“开辟出一条通向现代通俗文学和民间审美文化传统的道路。”范烟桥就是这条道路的拓辟者之一。

范烟桥入沪时间较晚，1935年才进入上海，成为明星电影公司(简称“明星公司”)一员。1930年代后，不少江苏文人相继退出中国电影界，范烟桥却反其道而行之，以42岁“高龄”进入明星公司，他不只写剧本，还从事一些内部工作，有一定的筹划和编辑权力。

（江苏通俗文艺大家朱瘦菊）

范烟桥加盟明星公司之时恰是包天笑离开明星公司之时。是不是让范烟桥去补包天笑的缺？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包天笑推荐了范烟桥。范烟桥突出的文学创作功绩、文学结社活动与报刊活动，使他与包天笑始终有密切联系。1928年秋天，应包天笑、江红蕉、姚苏凤、查士端、黄光益、黄转陶力荐，范烟桥接任《小日报》的主编，由此不难看出包天笑对范烟桥十分器重。互相引荐本来就是江苏文人的传统，包天笑向明星公司推荐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除可能的引荐外，范烟桥的小说名声在外，而此时江苏文人与电影界的默契合作已成为一种新传统。张石川导演了150部左右的影片，其中绝大部分剧本由江苏文人所写，史东山导演也曾数次与朱瘦菊这样的江苏通俗文艺大家合作《儿孙福》、《银汉双星》，而且明星公司本就是电影人与江苏文人合作的大本营，所以范烟桥被邀任公司文书科长也不意外。明星公司很多人喜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连女演员也要具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女性常有的那种温柔哀怨的个性才行。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曾说：“石川有意地捧胡蝶，不遗余力地物色写手，编写适合她的戏路的剧本。”，阮玲玉从外形到气质均不对才子佳人的戏路，热衷于拍摄这类影片的张石川当然也就不会看重阮玲玉，即使注重影片社会意义的郑正秋，由于与江苏文人渊源颇深，当然也更愿用胡蝶这类的演员而冷落了阮玲玉。范烟桥与明星公司高层私交也不错，如他与导演郑正秋往来频繁，兼教郑正秋之子读书。

进入明星公司后，范烟桥发挥文学特长，注意搜集材料，善于记录和整理，工作不久，编辑《明星实录》10万余言，记录了众多珍贵的史料，后来丢失。与此同时，明星公司也在努力转型。1936年7月1日，公司革新、改组，容纳大批左翼、进步电影工作者，拍摄了《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曾有人对江苏文人参加的电影冠之以“庸俗”的称号，今天看来过于简单。江苏文人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滋养不仅体现在剧作上，而且体现在日常工作期间对各类型影片(包括左翼电影)的扶助上。只不过范烟桥在明星公司没工作多久抗战就爆发了，避居同里。但他在明星公司工作的经历，使得他进一步为电影界认同。

（范烟桥舅父、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

1938年后，东吴大学附中从安徽移至上海，范烟桥前往继任国文教员，同时应舅父严宝礼之邀任《文汇报》秘书。在沪期间，为贴补家用，他兼职为金星、国华等多家电影公司写剧本。从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正值孤岛时期，各种势力林立，许多电影人转移到内地和香港，但留下的影人仍拍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其中就有范烟桥的作品。他编剧的作品渗透了对现实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关注观众的观影心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艺术性。

1939年始，范烟桥为国华公司相继编剧《乱世英雄》、《解语花》、《无花果》等。他助国华公司写剧本，也非随意为之，一则因国华公司成立，需要好剧本；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华公司的*之一就是明星公司的张石川。1940年，范烟桥出任金星影片公司文书，金星公司与明星公司也颇有渊源。范烟桥重返上海后，虽又为两家不同的影片公司写剧本，实际上还是为老东家明星公司工作。1941年，范烟桥担任编剧的电影《秦淮世家》帮助金星公司渡过难关。当时金星影片公司亏损严重，又闹剧本荒，经营艰难，濒临*的边缘，范烟桥把张恨水的小说《秦淮世家》改编成电影剧本，该片由张石川导演，舒适、黄汉任助理导演，董克毅摄影，周曼华、舒适、夏霞等主演。影片上映后，连映30日不衰，轰动一时，刷新了抗战以来的票房纪录，使金星影片公司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