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红岩》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它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姐、刘思扬等共产党人的英雄群像，其所传递的信仰的力量震撼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从1961年初版至今，印刷近170次，发行量逾千万册，创下新中国长篇小说发行纪录，也成为二度创作的一个题材源泉。《红岩》为什么红得快、红得广、红得深、红得久？破解《红岩》长红不衰的密码，对于今天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党史学习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86年*题写园名。 黄卓/摄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下令对关押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政治犯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夕。小说《红岩》的署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另一位曾参与早期创作的刘德彬就是从集中营脱险的幸存者。起初，他们以亲身经历的狱中斗争事迹为素材，向社会各界开展革命传统宣传教育，广受听众欢迎；后来则逐渐走向文字创作，在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1万字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4万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最终形成4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岩》。

小说《红岩》曾五易其稿，奠定其整体面貌和思想艺术的关键性一稿得益于*手稿的启发。在创作陷入困境之时，1960年6月，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了即将开馆的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读到了*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罗广斌难抑激动：“就好像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紧接着，他们又认真学习了刚刚出版的《*选集》第四卷。杨益言表示，这次学习对小说主题、结构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过去几稿中最欠缺的正是对解放战争全局的了解，因此思想不够解放，下笔总是拘束。这一次的修改几乎推倒重来，突破了过去单纯写狱中斗争的狭窄视野，将狱中斗争与狱外的城市革命运动、华蓥山游击队武装斗争组织为一个有机整体，放置在解放战争已对敌人形成摧枯拉朽之势的大背景下去表现，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叙事重心从对反动派暴行的揭露控诉转为对共产党人英雄群像的刻画与赞美，使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达成了辩证统一；小说的基调也一扫低沉压抑、满纸血腥，为理想献身的激情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力透纸背。可以说，正是有了*思想的照亮，《红岩》才超越了此前的一系列文本，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小说为何命名“红岩”？小说曾有《禁锢的世界》《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好几个备选名，重庆市委常委会最终拍板小说定名《红岩》，是采纳了时任市委*任白戈的意见：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到重庆就会想到这本书，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

这段话道出了小说《红岩》与现实红岩的关系。红岩是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红色三岩”的总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所在地，也是*重庆谈判期间的主要居住地。以*为首的南方局曾在这里驻守8年，领导团结中国南部13个省市以及港、澳、海外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致力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赴重庆进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书写了红岩精神的辉煌篇章。董必武题写馆名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在1958年一开馆，就迎来如潮的观众。小说《红岩》讲述的虽然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故事，具体地理位置与“红岩”相距不下五公里，但众多烈士原型如江竹筠之于江雪琴、陈然之于成岗、刘国鋕之于刘思扬，就是在南方局直接培养与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传承并进一步熔铸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北京开卷发布的《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红岩》问鼎畅销书销售总榜冠军。作为《红岩》英雄故事发生地的渣滓洞、白公馆，平均每年都要迎来600多万的观众。《红岩》为何这样“红”，或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探究竟。

英雄形象的典型性。《红岩》塑造了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等一系列崇高的英雄形象，“崇高”非是指他们在党组织中的地位，也不是他们创造的革命业绩，而主要来自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他们追求的都不是锦衣玉食、儿女情长那样“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是如马克思所说要让自己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超越了对生存的本能渴望，对国家命运的求索超越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小说对这种超拔精神力量的表现，使这些英雄人物从党的基层组织中的普通一员，升华为万千读者心目中共产党人崇高形象的典型代表。

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红岩》问世以来，围绕它的改编和衍生作品层出不穷。歌剧《江姐》唱响大江南北，歌曲《红梅赞》传遍大街小巷，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名列影史经典，话剧《幸存者》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红岩魂》亦曾亮相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其他如快板、京韵大鼓、绘画、京剧、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也积极融入，就连小说中非主角的华子良、双枪老太婆的故事也不断被搬上荧幕和舞台，文本内容与媒介形式不断与时俱进，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红岩文化现象。

历史与艺术的互文性。《红岩》震撼人心的力量源于它取材自真实历史，“烈士们的真实事迹远比艺术加工更加感人”，这部小说一度成为人们从文学进入历史的重要路径，而新史料的发掘研究又不断拓宽人们解读小说的视野，让它焕发新的光彩。“狱中八条”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脱胎于罗广斌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成文早于《红岩》12年，但直到1989年才从尘封的档案中被党史工作者发掘、提炼、披露。“狱中八条”面世引发的轰动效果不亚于《红岩》，或者说它再度掀起了“《红岩》热”。读了“狱中八条”再读《红岩》，唤起的不仅是理想主义的激情，更多了一份对历史的冷静反思和对现实的深刻警醒。

宣传教育的持续性。《红岩》出版后，参与了各个时期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也多次谈及《红岩》小说和“狱中八条”，充分肯定其所体现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把“狱中八条”作为重要展示内容，时刻警醒党员干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近年来创新开展了“让烈士回家”、“小萝卜头”进校园、《歌乐忠魂》实景演出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200多场，走进上海、武汉、扬州、成都等城市，受众达10万余人，革命先烈的精神事迹鼓舞着越来越多新时代青年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如今正是党史学习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时，《红岩》作为“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其魅力注定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它还会一直“红”下去。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9期，作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朱军 陈思）